一、北京理工大學學報2002年總目次(第22卷)（論文文獻綜述）
孫瑞霞[1]（2021）在《民國時期媒體中的服裝評論及其作者研究》文中提出民國時期的服裝評論數量眾多,涵蓋內容廣泛,真實地展現出民國時期的服飾面貌及時尚潮流,是研究民國史和服裝史的重要素材和依據。從目前研究來看,以服裝評論中所反映出的服飾信息為對象進行的研究較多,本文則以服裝評論本身作為主體,對其進行系統(tǒng)歸納后,對評論者及其評論視角展開相關研究。本文首先概述了民國服裝評論的社會背景及其出現原因,以民國時期上海,天津,廣州等代表性地區(qū)媒體報刊中涉及的服裝評論為主要研究對象,對其信息進行統(tǒng)計及量化分析,試圖探究評論信息中所反映的服飾流行規(guī)律及流行導向。研究中,將評論信息分為“介紹型”,“資訊型”以及“評論型”三大類。針對介紹型與資訊型的服裝評論,按照不同地域及不同時期進行分類,分析其中所反映的地域差異及社會流變的規(guī)律。針對“評論型”評論,以不同社會群體、女性身體展示、服飾穿著現象及穿著觀念,以及政治事件影響下的四類評論,依次進行了分析,根據其評論內容及觀點在地域和時間上的變化,力圖探究民國時期的服飾文化以及審美傾向。文章進一步對民國時期可考證的服裝評論作者進行基本信息的梳理,從而對其群體構成進行數量統(tǒng)計,總結作者群體以及受眾群體的構成規(guī)律及基本特征。之后結合服裝評論的具體內容,分析評論作者的視角及觀點,以及在評論方法和寫作風格上的異同?？梢钥闯?由于民國服裝評論者的性別、教育環(huán)境及職業(yè)背景的差異,其評論在視角和觀點上具有指向性差異。此外,基于不同職業(yè)群體也有特定的評論風格,其評論手法和寫作風格具有差異性和規(guī)律性,也正是因此,才造就了民國評論在內容和風格上的多樣化。最后,結合社會背景針對不同時期服裝評論的流變規(guī)律展開研究,分析不同時期服裝評論所帶來的服飾潮流與審美觀念影響,對民國服裝評論的社會流變特征及地域差異進行總結,反映出了服裝評論、服飾時尚與地域經濟發(fā)展水平,三者之間呈現出的密切關系性,展現了民國時期女性服飾在當時文化環(huán)境下呈現出的多元化狀態(tài)。并結合民國社會發(fā)展環(huán)境,探究服裝評論帶來的審美構建及社會意義,分析得出早期服裝評論體系的形成及影響意義。綜上所述,民國時期的服裝評論在內容和數量上十分豐富,“介紹型”和“資訊型”評論涉及的服飾信息在民國中后期顯著增加,尤其在30年代達到峰值。而“評論型”評論,雖然內容及主題涉及廣泛,但觀點隨著時代不同有所變化。同時,對民國評論者群體構成及評論觀點研究發(fā)現,不同性別職業(yè)及教育背景導致評論者在評論中有不同的指向性和側重點,并且具備特有的寫作習慣,也正是因此才造就了民國服裝評論的多樣性?？梢钥闯?民國時期的服裝評論不僅引導了民眾審美理想與流行導向,還營造了寬松的服飾言論環(huán)境,并且構建了我國現代早期服裝評論的框架與發(fā)展方向,為現當代服裝評論奠定了基礎,開創(chuàng)了我國現當代服裝評論的先河。
黃潤青[2]（2020）在《魯東南地區(qū)的社會變遷 ——朱村研究（1949-2000）》文中進行了進一步梳理長期以來,學術界更側重于集體化時期的鄉(xiāng)村被“國家化”的一面,直到1980年代的農村改革之后,相關研究雖再次確立鄉(xiāng)村的主體地位,但是鄉(xiāng)村社會的主體意識和發(fā)展策略卻被或多或少有所忽略。當以鄉(xiāng)村為研究視角時,可以發(fā)現國家對鄉(xiāng)村的主導并不能完全取代鄉(xiāng)村的主體意識,也抹殺不了鄉(xiāng)村社會的發(fā)展策略。相反,國家權力的下沉,造就了鄉(xiāng)村社會強勢的公共權力。山東朱村的半個世紀發(fā)展歷程和社會變遷表明,鄉(xiāng)村社會有其獨特的生存規(guī)則、價值取向,及其對國家權力的集體應對方式。國家與鄉(xiāng)村的“二元對立”的解釋模式,一定程度上矮化了鄉(xiāng)村社會的發(fā)展策略和主體意識。1949年以來,朱村的核心問題是人口增長和人地失衡,朱村要面臨其帶來的資源短缺、家庭貧困、人際關系緊張等一系列問題。1960年代朱村的出生率高于全省平均值,人口暴增,加之水利工程占地,使得朱村的人地沖突問題更為嚴重。人口的增長與家庭的核心化致使家庭的勞動力比重減少,從而使家庭個體的經濟收入和抗風險能力降低。公共資源的緊缺與家庭負擔的增大,使朱村村民更加依賴于通過國家建構的集體權力。集體對資產、農產品的支配權,成為鄉(xiāng)村公共權力的支點和集體行動的基礎。一方面,鄉(xiāng)村的組織化、單位化,縮小了村民生活、生產的距離,從而給鄉(xiāng)村社會留下了自我管理的空間;另一方面,人地關系的失衡、資源的短缺,也迫使朱村不斷地在國家經濟體制框架內發(fā)揮其主觀能動性,借以維系生存和尋求發(fā)展。鄉(xiāng)村社會的自我管理,是依靠國家在鄉(xiāng)村建立的黨政組織基礎上實現的。干部是鄉(xiāng)村公共權威的直接代表,同時又區(qū)別于國家代理人、鄉(xiāng)村保護者。干部個人的家庭背景、出身、經歷等因素,成為其行為選擇的重要原因。朱村在抗戰(zhàn)時期即建立了中國共產黨革命政權,1949年之后的干部群體基本是革命時期中共黨員、干部群體的延續(xù)。朱村作為人口眾多的主姓村莊,更能體現出國家權力運作和內生的社會關系網絡交疊、博弈的復雜性。在鄉(xiāng)村與國家博弈和雙向滲透的過程中,鄉(xiāng)村社會內生的家族、血緣關系對鄉(xiāng)村政治產生重要影響,朱村新任干部的血緣關系網絡愈加清晰。鄉(xiāng)村社會存在多層次、多維度的利益主體,村民以“己”為出發(fā)點構建利益共同體和“私人的道德”。“公”與“私”的界限是集體管理所面臨的突出問題。國家主導下的制度建設、內生性的社會關系網絡和個體的理性行為選擇共同維系著鄉(xiāng)村社會秩序。朱村人口眾多,其秩序的維系依賴于制度和規(guī)則,這既是國家意志在鄉(xiāng)村社會的體現,也符合鄉(xiāng)村社會生存邏輯。而且,在絕大多數村民不具備向村外發(fā)展的能力時,村民維護其自身利益的同時必然會對管理者進行監(jiān)督,相比于國家的權力制約,鄉(xiāng)村社會內部的制約往往更具常規(guī)和有效。集體化時期分配制度的“平均主義”,并不是導致生產效率的低下的全部因素,以工分制為基礎的分配制度也不能囊括鄉(xiāng)村貧困的原因。集體化時期普遍貧窮的狀態(tài)使鄉(xiāng)村社會依靠生存?zhèn)惱砗突セ菰瓌t,并將分配制度推向“平均主義”方向。但是,所謂的“平均主義”是以家庭勞動力再生產作為“道義經濟”契約的擔保。集體化制度的問題并不在于集體經營效率的低下,而在于人口與制度的悖論使鄉(xiāng)村無法突破人地沖突的困局,從而導致“過密化”生產愈發(fā)嚴重。作為生產單位的鄉(xiāng)村,是國家計劃經濟體制內的重要組成部分。面對人多地少的困境,朱村的首要目標是生存,其次是發(fā)展。計劃經濟體制并不能完整覆蓋農業(yè)生產的全過程,鄉(xiāng)村社會利用其受限的自主權和可掌控的“邊緣地帶”,圍繞著“生存”和“發(fā)展”不斷努力,其中既包括以“反行為”方式呈現的生產勞動和生活需求,也包括朱村在農業(yè)生產規(guī)劃、勞動力分配、農業(yè)機械化發(fā)展和集體權利的維護等方面所呈現出的經濟理性和自主意識。為解決生產“內卷化”的問題,朱村規(guī)劃集體副業(yè)、林業(yè)的生產,鼓勵村民從事建筑、運輸等工作。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朱村種植業(yè)集體經營的單位面積產出不低于自留地?！凹w”并不僅僅是國家權力下延在鄉(xiāng)村社會的代表,同時是作為鄉(xiāng)村社會利益的角色代表。家庭聯(lián)產承包責任制后,因為土地資源的緊缺,朱村的勞動力逐漸走向市場。與此同時,朱村利用集體化時期的公共積累發(fā)展村辦企業(yè),農民從“離土不離鄉(xiāng)”到“離土又離鄉(xiāng)”。公共權力削減,村民的個體利益和集體利益之間的距離拉大,集體行為的邏輯也慢慢失去其根基。轉型期內鄉(xiāng)村社會的地方性規(guī)則和市場化的發(fā)展使鄉(xiāng)村管理者具備了利益交換的可能。村民選擇向外發(fā)展,從而在鄉(xiāng)村的公共事務上主動退讓。鄉(xiāng)村社會中既涵蓋個人邏輯、集體邏輯和國家邏輯之間的沖突和博弈,也表現出某種程度上的契合和滲透。鄉(xiāng)村社會的發(fā)展策略,并不限于農民的“反行為”。朱村的歷史變遷表明,無論是集體化時期還是改革時期,國家權力不能替代鄉(xiāng)村社會的主體意識。
蘇樂盈[3]（2020）在《王直交游著作考論》文中研究表明王直,江西泰和人,于明初擔任吏部尚書長達十五年之久,是繼黃淮、解縉、“三楊”等人之后的朝廷重臣之一,也是朝中江西籍士子團體中繼楊士奇之后的中心人物。王直對明初紛紜動蕩的時局產生了重要影響,但是前賢對于王直的研究并不多,也還沒有專門、全篇的王直研究著作,本文試圖填補這一空白。本文內容共三章。第一章分為王直的家世考證以及生平概述兩個小節(jié)。家世考證試圖從零碎的資料中厘清王直的家世傳承,分析其中重要的親屬成員帶給王直的影響。生平概述一節(jié)則根據王直在不同時期所居的不同政治地位來劃分,結合明初“土木之變”、代宗即位、英宗還朝、改立太子以及“奪門之變”等幾次政治變革,分析王直于其中所擔任的角色和影響。第二章從王直的交游角度入手,試圖從不同類型的交游對象中辨析王直的交游對其本身及社會產生了哪些影響。在前輩類中論述了王氏與明代江西泰和世家大族楊氏、蕭氏、陳氏、嚴氏之間錯綜復雜、緊密相連的師承和姻親關系。在同輩類中,王直的交游對象主要以“二十八宿”為主,論述其交游對于官場、政變的影響。從后輩類中,透過交游情況則可看出王直對家鄉(xiāng)士子的幫助與提攜。目前并沒有詳細完整的有關王直交游的研究,本文的角度較為新穎且能對這一方面有所補充。第三章對《抑庵文集》的版本、流傳情況進行考證,主要厘清《抑庵文集》十三卷本、五十卷本以及四十卷本三者之間的關系。并把十三卷本與五十卷本前十三卷目錄、四十卷本與五十卷本的目錄進行對比,試圖梳理出《抑庵文集》版本在流傳過程中的具體形態(tài)變化。在版本方面也還未有前人研究,但其文集版本較多,筆者所搜集的還不夠完整,有待日后補充。附錄中共有三張表格,依次為王直交游表、《抑庵文集》十三卷本與五十卷本（前十三卷）目錄對比表、《抑庵文集》四十卷本與五十卷本目錄對比表。其中王直交游表格以《抑庵文集》為基礎資料,表格中一千余人按照其姓名（地域）、官職、與王直交游的時間、地點、出處、引文以及備注詳細地展現出與王直的每一次交游情況。在另外兩張版本目錄的對比表中,包含有《抑庵文集》十三卷本、四十卷本以及五十卷本的目錄,方便對其篇目的查詢。此外本文也啟發(fā)后賢多關注王直本身,其研究空間還有待延展。
孫海燕[4]（2020）在《黃淮間中原十國金文整理與研究》文中研究說明兩周時期,在黃河淮水之間,存在著許多周王室所分封的諸侯國。本文對西周至春秋時期,在中原地區(qū)比較活躍的十個國家的銅器銘文進行整理和研究。這十個國家分別是:衛(wèi)、許、陳、應、胡、鄭、蔡、宋、凡、虢,後文簡稱為中原十國。黃淮間中原十國的金文是中原文化圈銅器銘文的典型代表,是兩周銅器銘文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中原十國的銅器銘文的風格特征從西周早期到春秋晚期有著顯著的變化,這和兩周時期的歷史演變有著明顯的關系。對位於黃淮間的中原十國銅器銘文的整理和研究,對了解和探討這一地區(qū)的歷史變革狀況,研究西周至春秋時期周王朝的興衰變化,都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金文分域研究是當前金文研究的一種重要方法。而中原地區(qū)是華夏文明的一個重要源頭。目前學界對中原地區(qū)金文的研究也越來越重視。因此,本文以中原十國的具銘銅器為研究對象,對其進行系統(tǒng)的搜集整理和探索研究。本論文的主要內容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對中原十國的具銘銅器進行全面的搜集、分類和整理。在充分掌握考古材料和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前人所搜集到的銅器國別正確與否進行判斷,對最近幾十年來公布的新見銅器進行收錄,對國別有異議者進行辨別。如王子嬰次爐、京叔盨、京叔盤等器,有學者認為是鄭國之器。經本文研究,這幾件器并非鄭器。王子嬰次爐的作器者很可能是楚人。京叔盨中的京叔也并非是鄭莊公之弟京叔;再如沈子它簋,舊以為其為沈國之器,經學者們的研究,“沈子”是“沖子”之義,此器應是凡國之器;再如江小仲母生鼎,舊研究者多以此器為江國之器,經本文研究,此器應為鄭器,是春秋早期鄭文公之子公子士之器,其母為江氏。二、吸收最新的古文字研究成果,補正諸家釋文之不足。在校訂釋文後,對中原十國金文中的重點字詞進行校注,并對其中的疑難字詞進行研究。前代學者對中原十國金文中的重難點字詞,多有研究,但其研究成果比較分散,不便於當代學者的研究。本文將諸家意見進行匯總,比較得失,觀其正確與否。如:根據王子揚先生對甲骨文中“凡”字和“同”字的研究,對西周凡國銅器進行仔細辨別;綜合學者們對沈子它簋銘文的各種意見,重新對其銘文進行句讀等。三、對中原十國金文中存在的疑難問題進行研究。在這些疑難問題中,既包括對疑難字詞的考釋、銅器的斷代,也包括對銅器中出現的歷史人物的研究,同時還包括與中原十國相關的歷史問題的研究。在古文字研究方面,文章對胡應姬鼎、凡伯怡父鼎、衛(wèi)夫人鬲、鄭子耳鼎、鄭寶皿鼎等器的銘文進行研究,并提出己說。如胡應姬鼎舊釋為“辭”之字應釋為“騂”;（?）凡伯怡父鼎中的“（?）”讀為“夔”,此器是春秋晚期夔國之器;金文中常見的（?）字,可能是古文字中用來表示“重復”“重疊”義的“重”字的古文。它的字形、字義和殷周時代“士”的喪葬制度有密切的關系;衛(wèi)夫人鬲中的“衛(wèi)夫人”應是衛(wèi)惠公的夫人;鄭伯匜中的“鄭伯”應是鄭武公。在綜合研究方面,本文結合新出簡帛材料,對許、陳、應、蔡、宋的歷史地理中存有異議的地方進行研究,對西周末年鄭國的東遷問題提出己見,并對東周時期的同姓相婚的特殊現象進行分析。四、在本文所收錄的513件銅器銘文的基礎上,編纂出《中原十國金文史料索引表》,其中包括人名索引、地名索引、通婚索引、職官索引和銅器自名索引,以期為相關研究者提供便捷。以上四個方面是本論文的主要內容,由於本人學識尚淺,行文論述中或有許多不當之處,所提新說亦或有資料不足之缺,望專家學者批評指正,以教後學!
黃金[5]（2020）在《邊緣·異化·跨界 ——消費文化語境下的香港現代主義小說研究》文中指出長久以來高度物質化的商業(yè)環(huán)境遏制了香港人文文化的發(fā)展,使香港一直無法擺脫“文化沙漠”的粗淺印象,大陸中心意識也導致香港文學在“九七”回歸以前都不受重視,被形容為中國文學的“棄嬰”、“邊緣”。不過,這種邊緣的處境同時也可以視作一種契機,香港作家由此努力探索文學的多元性與可能性,力圖突破種種刻板的論述。香港現代主義文學便是執(zhí)掌旗幟行進其中的一支個性隊伍。混雜著傳統(tǒng)與現代、現代與后現代、中與西等多種文化特質,產生中心與邊緣、都市與個人、物質與精神、商業(yè)體制與文學場域、區(qū)域與整體等多重權力關系與復雜矛盾的香港現代主義文學,在文化領域中進行著帶有差異性、異質性、顛覆性的文學實踐。而消費文化語境的限定,不僅僅是把高度商業(yè)化的社會環(huán)境和消費主義帶來的種種問題當作現代主義文學表現的主要內容,也是將商業(yè)語境作為一種境遇現實,觀察消費文化對香港現代主義文學傳播和接受產生的深刻影響。基于此,論文將從香港邊緣狀態(tài)的呈現、異化主題的延伸與小說的跨界實驗三個角度出發(fā),在消費文化語境中考察香港現代主義小說的歷史發(fā)展脈絡、精神思想及形態(tài)特征,并追尋其在香港文學史、中國文學史當中的意義與價值。全文共分為緒論、正文和結語三大部分。緒論部分首先界定了與現代主義文學相關的一些基本概念,梳理廣義上現代主義文學的歷史脈絡、理論譜系、美學特色及相關主義之間的關聯(lián),簡要討論香港現代主義的關鍵特質及個中聯(lián)系,并對香港現代主義文學的研究歷史與現狀、選題價值、框架思路進行總括性的闡述。正文部分共分五章。前兩章通過香港文學生態(tài)環(huán)境的探討和地域文化的比較對香港現代主義文學進行外部研究,后三章結合文本細讀展開文學的內部研究。第一章試圖對香港現代主義文學的生存空間與狀態(tài)作出整體描述。從香港商業(yè)化的文學運行機制可以看到,奉行堅守嚴肅文學品性的香港現代主義文學,一直以來都在以商業(yè)消費文化為主導的城市環(huán)境中艱難生存。作為生產者的作家也在不斷調適自我,試圖在文學理想、市場趣味和公共規(guī)則中找到一條合適的道路。香港對現代與后現代的接受過程與西方同期的文學發(fā)展歷程存在一定時差,香港現代主義經過現代化、本土化、后現代化的影響,逐漸呈現現代與后現代的雜糅。因此,對于香港現代主義整體的內涵與性質便容許一定的模糊性和彈性理解。除此以外,中西文化交織的復雜文化環(huán)境賦予香港文學“混雜”的特質,在此情境中發(fā)展起來的香港現代主義文學,對中國傳統(tǒng)和西方現代文學既有借鑒吸收,也有批判反思。第二章從香港的“邊緣”狀態(tài)及其獨特價值出發(fā),探討了地域文化對文學的影響以及不同地域之間的文學互動交流。依據中國大陸、香港、臺灣三個地區(qū)發(fā)生的時間線索,可以得到一條完整、連續(xù)的現代主義文學發(fā)展路線,而香港現代主義運動無疑是中國現代主義文學革命中的一次高峰。香港不僅在傳統(tǒng)斷裂的特殊時期接過了文學薪火,承擔起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中的一個重要階段,而且在不同地區(qū)間發(fā)揮了不可小覷的轉承樞紐作用。在此意義上,香港文學的意義不能僅以中心和邊緣的二元對立作僵化論述,要考慮到實際情況中存在相對性和變化性。在中國現代主義文學的地理版圖中,上海、香港、臺灣三地的現代主義文學經驗不盡相同,彼此之間既有繼承和轉化,也有文學內部的交融與碰撞,通過比較上海與香港、香港與臺灣的異同,可以看到社會狀況、政治體制、文化環(huán)境與風俗人情等文化因素對文學產生的深刻影響,也可以看到不同的文學表現與個性。第三章以個案研究的形式進入到小說文本內部的分析,主要探索香港現代主義文學的內在思想精神。從文學整體的發(fā)展脈絡來看,不同代際的作家表現出不同的反應與特性,崛起于50年代的劉以鬯、昆南、馬朗等是香港現代主義的先驅,之后的“資深一代”、“中生代”與“新生代”作家,每一代作家的書寫都不同程度地對前代進行拓展延伸,也有反省和創(chuàng)造。章節(jié)內分別選取劉以鬯、西西、董啟章、潘國靈作為四代現代主義作家的代表,他們的創(chuàng)作反映了不同時期香港城市意識與歷史精神的變化,從中可以看到香港現代主義書寫旨趣與方式的演變以及作家思想觀念上的突圍與超越。第四章圍繞現代主義的“異化”主題,討論都市人面臨的種種困境與挑戰(zhàn)。香港作為一個高度異化的現代城市,承受著由物質帶來的巨大壓力,使人對城市產生強烈疏離感,但另一方面,香港也因其開放多元的歷史傳統(tǒng)而具有文化包容性。作為親歷異化的都市人,作家借助作家形象的塑造進入城市言說,同時還扮演敘述者的角色。他們群體性地在都會情境中經歷迷失,也從中探求自我拯救之路。異化造就了香港獨特的生活景觀,從病態(tài)的市井男女到紛繁龐雜的物質,都可以見到現代文明病影響下人類的歷史命運,以及物化邏輯之下“人”與“物”既互相對立又彼此和解的矛盾關系。此外還探討了殖民環(huán)境影響下港人歷史觀念的異化問題,香港現代主義作品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地區(qū)斷裂的殖民記憶和疏離的歷史意識。第五章主要討論香港現代主義文學在藝術形式上的探索以及對通俗文學的跨界影響。香港現代主義文學很注重發(fā)掘個人的內在意識世界,表現人類頹廢虛無、荒唐放縱等負面心理傾向,導致了一部分現實主義作家的質疑和批評,并由此引起關于“真實”與“虛構”的爭論。但從現代主義作家具體的創(chuàng)作主張與實踐來看,他們不僅沒有割裂寫實與虛構的聯(lián)系,還嘗試將兩者有機結合,實現現實存在與現代、后現代內容與形式的融匯。此外,香港現代主義很注重敘述形式、技巧和結構的實驗性與先鋒性,作家通過形式的創(chuàng)新和文體的越界探索了文學表達的多種可能?，F代主義不僅在吸引著純文學作家,對通俗文學作家也產生影響,從古龍小說可以看到存在主義與武俠文學的融合,這種嘗試使通俗小說進入到一個新的境界。結語部分重申了香港現代主義文學的現代性意義,并探討了現代性的書寫方向。從一般的現代性意義來說,香港現代主義文學無論在內容形式還是思想精神上,都在實現向傳統(tǒng)反叛、與傳統(tǒng)決裂的目標,從具體的實踐成果來看,現代主義文學對現代香港歷史與城市文化的優(yōu)勢與缺失進行了深入的考察,并構建起多元的審美思維和藝術風格,其現代性書寫已經形成了獨特的個性。接下來面對現代性書寫如何繼續(xù)進行下去的問題,無論是倡導回到“以人為本”的“多元現代性”理論,還是面向未來的“重寫現代性”,都頗具啟發(fā)作用,香港的現代性書寫仍然有很大的拓展空間。
鄒淋[6]（2020）在《追求自由與主體構建 ——陳銓“力”的文學思想論》文中進行了進一步梳理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陳銓文學思想和戲劇創(chuàng)作多為學術界關注,尤其是多聚焦于他的“民族主義文學創(chuàng)作”所取得的成就。然而,就目前的研究狀況而言,對陳銓的研究盡管已有近80年的歷史,但仍然還是比較零散的,各自為陣,條塊分割,缺乏整體性。針對這種現象,本文擬從人生哲學（或生命哲學）,兼以文化哲學的維度,以他的“力”的文學思想為聚焦點來展開整體研究,探討他的文學思想的本質特點,特別是他的“力”的文學思想特質和主要表現形態(tài)。論文分共為八個部分。在緒論中,也即第1部分,論文將從界定“力”的概念出發(fā),梳理其哲學史的發(fā)展過程,并結合陳銓的思想發(fā)展,初步勾勒他的“力”的文學思想特點,同時對有關他的文學思想和創(chuàng)作研究的歷史和現狀進行綜述,闡釋論文的寫作目的,所運用的理論方法和創(chuàng)新之處。第2部分將著重研究在中國現代文學的語境中,“力”的文學思潮產生的原因與特征,并在此基礎上,對陳銓“力”的文學思想的產生和發(fā)展的過程、創(chuàng)構情況、類型形態(tài)等,進行學理性和學術史的梳理。第3部分將對陳銓“力”的文學思想的意識結構進行論述,重點是其中的“自由的意志”、“精神的獨立”、“心靈的自由”三個方面,目的在于探討陳銓是如何理解“力”的,他的文學思想是如何以“力”為內核的,以及在此基礎上,他又是如何通過“力”的文學思想來觀照現實與人生的。第4部分將側重探析陳銓“力”的文學思想所呈現的美學特征和表現形態(tài),揭示他是如何將“力”以美的方式和形態(tài)呈現出來的,主要包括“力”的美學存在形態(tài)與美學價值形態(tài)兩部分,前者主要表現出“摒棄中和”、推崇“對立”和“崇高”兩個特征,后者則體現著求真、寓理、主情三種獨有的特質。第5部分將認真厘清陳銓“力”的文學思想是如何在創(chuàng)作實踐中體現的,也是要探析陳銓通過文學方式來展示人生的意義和新的生命形式的真正用意,主要包含“存在的叩問”、“靈魂的拷問”、“本體的透視”等三個部分的內容。第6部分將認真總結、歸納陳銓“力”的文學思想的三個藝術特點,即“沖力性”、“浪漫性”與“超越性”,由此探討他是如何在文學實踐中運用獨特的藝術方式來展示“力”的思想和意識形態(tài)的。第7部分將認真探討陳銓“力”的文學思想的理論局限性及其內在原由,并對此進行客觀的評價。結語部分,也即第8個部分,將從文學史的維度論述陳銓“力”的文學思想的文學價值,對其文學史、文學思想史意義進行客觀評價。本文的創(chuàng)作新點主要有:以“力”為論述的基點和主導線索,將陳銓文學思想和創(chuàng)作實踐進行整體的人生哲學（生命哲學）審視,厘清“力”在他的文學思想和創(chuàng)作中所產生與發(fā)揮的內在機制及其功能作用。從人生哲學（生命哲學）維度審視陳銓“力”的文學思想,在本質上,可以說,“力”是他用以探討生命存在的意義和人生的價值的一種重要的方式,其目的就是要使“人”得以全面的發(fā)展,能夠真正地擺脫封建專制對人的精神控制和奴役,讓生命（人生）能夠真正地獲得一種超驗的證明。因此,對陳銓“力”的文學思想進行認真探討,從中也就能夠從中看到中國現代文學在建構新的文學形態(tài)中,其間是如何關注和思考現代中國人新的生命（人生）意志和價值意義的確立和完善的,而這也是現代文學確立現代性價值的一個重要原由,是現代文學具有現代性精神品格的一個重要因素。
鄢焱[7]（2019）在《民事訴訟自認制度研究》文中認為自認是一項重要的訴訟制度。但因長期深受蘇聯(lián)學說和追求客觀真實的訴訟觀影響,加之規(guī)定出臺較晚,我國大陸地區(qū)的研究還較薄弱。有鑒于此,本文將對自認制度的歷史演進與基本法理作較為全面的探討,并立足我國大陸地區(qū)自認制度的現實狀況,針對其中的主要問題點作出理論回應。本文除引言外共分六章。第一章是演進論。自認制度至遲在古羅馬時期即已出現雛形,但現代意義的自認制度則誕生于19世紀的德國,作為大陸法系另一代表國家的日本,其自認制度則體現出與眾不同的發(fā)展之路。古代中國雖存在形似自認的制度,但現代意義的自認制度入法則肇始于清末修律,并歷經修改轉化為了我國臺灣地區(qū)的規(guī)定。我國大陸地區(qū)目前只在司法解釋層面規(guī)定了自認制度,不過業(yè)已體現出向德國、日本和我國臺灣地區(qū)制度與學理靠攏的趨勢。第二章是性質論。在德國普通法時期即有羅馬法源說和事物本性說兩大陣營的論爭,《德意志帝國民事訴訟法》最終采納了前者中“通過證據放棄引起的系爭權利處分”的觀點。之后崛起的真實（觀念）表示說與各類意思表示說繼續(xù)對峙,并對學界產生深刻影響?，F在,真實（觀念）表示說、意欲表示說與雙重屬性說在德國呈三足鼎立之勢;在日本和我國臺灣地區(qū),觀念表示說是通說,但各類意思表示說已成為有力說。我國大陸地區(qū)曾深受蘇聯(lián)證據說的影響,但該影響正在消除。立足域外的學理論爭,結合我國大陸地區(qū)的現行規(guī)定與現實需要,宜將自認的法律性質解為真實表示的訴訟行為。第三章是要件論。自認成立宜采四要件說。針對對象要件,其原則上應為主要事實,但針對違反眾所周知事實的事實、不可能的事實以及習慣,仍存在通說的否定說和肯定（部分肯定）說的對立。針對場合要件,自認在言詞辯論中成立而不在訴訟外或當事人詢問中成立得到普遍認可,但在準備書狀以及準備程序中是否成立則存在觀點對立。針對一致要件,針對先行自認存在通說的肯定說與否定說的對立,通說認為成立需經過援用;針對等價值陳述理論,學界尚有較大爭議;針對附限制的自認和附理由的否認,通說認為陳述一致部分成立自認。針對不利益要件,學界存在敗訴可能性說、證明責任說、不利益要件不要說、先行自認調整說和個案判斷說等觀點,一般認為證明責任說是德國通說,而敗訴可能性說是日本和我國臺灣地區(qū)的通說。在我國大陸地區(qū),違反眾所周知事實的事實、不可能的事實和習慣應解為不能成為自認對象;要厘清訴訟外自認的范圍,當事人詢問中不成立自認,審理前的準備中成立自認無需“謙抑性”;不知或不記憶陳述不宜規(guī)定為得成立自認,應歸入擬制自認范疇;宜采證明責任說來識別不利益要件。第四章是效力論。宜采審判排除效、撤回限制效和證明不要效的三效力說。應將辯論主義解為審判排除效的根據,同時宜將辯論主義下基于信賴保護的禁反言解為撤回限制效的根據,以辯論主義下審判排除效與撤回限制效的聯(lián)動作為證明不要效的根據。立足我國大陸地區(qū)的現實與域外的學理分析,針對作為訴訟要件判斷基礎之事實的自認,除抗辯事項外,其他均應否定其效力;其他特殊情形則根據現行規(guī)定與程序原理來具體分析自認的效力;針對不真實自認,應進行類型化解構并具體分析,運用默示撤回與主張撤回的理論也可以對法官心證與自認不符做出合乎自認制度基本法理的一定解釋。第五章是撤回論。針對一般情況下自認的撤回,德國、日本和我國臺灣地區(qū)的規(guī)定并不一致,學界也存在“不真實+錯誤”二要件說、僅將證明不真實作為要件說、僅將證明錯誤作為要件說、錯過時機的攻擊防御方法制約說等不同觀點,我國大陸地區(qū)宜采僅將證明不真實作為要件說的立場。應針對主張與否認的具體情形來判斷其撤回是否構成自認的撤回。針對特殊情況下自認的撤回,我國大陸地區(qū)可以參照有關排除非法證據的規(guī)定來重構排除非法型撤回;在即時徑行撤回中應增加自認成立時與任意的當事人變更與輔助參加中的情形。第六章是特殊對象論。針對間接事實的自認,大體存在否定說與肯定說的對立,同時還有附條件的肯定說、重要間接事實說、折中說等主要學說流派,我國大陸地區(qū)宜采否定說的立場。針對輔助事實的自認（主要針對書證的真實性）,存在否定說、肯定說、折中說、區(qū)別對待說、修正的否定說等觀點,我國大陸地區(qū)宜采修正的否定說立場,即將形式上針對輔助事實而實質上針對主要事實的自認解為本來意義上的自認。針對權利自認,就先決性的法律關系而言,存在全面的否定說、附限制的否定說、部分效力肯定說、附限制的肯定說與全面的肯定說的對立;就不特定概念而言,則存在成立權利自認抑或事實自認的分歧;就使用日常法律概念概括表述具體事實而言,通說認為成立事實自認。我國大陸地區(qū)宜采附限制的肯定說,并嚴格限制權利自認的范圍和效力。
李強[8]（2019）在《中西之間：晚清江南地區(qū)中國耶穌會士群體研究（1842—1912）》文中提出中國耶穌會士是明末以耶穌會為代表的天主教進入中國傳教后,出現的新型宗教群體,中外學界歷來少有關注。本文在中國近現代史的視域內,依據馬克思主義歷史觀、宗教觀,考察晚清江南地區(qū)中國耶穌會士的傳教活動與學術活動,以及他們在近代天主教本地化及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與局限。本文共分六章。第一章導論,介紹本文的選題緣由、相關概念界定、研究現狀綜述、研究方法和中文及英、法、拉丁文史料來源,以及論文框架、寫作思路。第二章突破以往明清天主教史研究專注于著名來華耶穌會傳教士和中國基督徒的局限,根據在華天主教的重要時間節(jié)點,劃分為三個歷史階段整體性地回溯1840年前中國耶穌會士群體的“初現”和消亡過程,進而揭示他們在來華西方傳教士與中國基督徒、西方文化與中國文化、天主教會與中國社會之間扮演的中介性角色。第三章考察晚清時期江南中國耶穌會士的“再現”和發(fā)展概況,重點分析該群體發(fā)展的歷史階段、內部結構、社會定位以及代際譜系等重要議題,論證了中國耶穌會士所受中西融合的宗教和世俗教育,使其具有了特殊的宗教性與國際性。他們作為天主教與中國社會結合的產物,來自本地社會,服務本地教會,這種本地性是影響他們傳教活動和學術活動的關鍵。第四章著重討論晚清江南中國耶穌會士的傳教活動。首先,與以往“教案”史側重于民教沖突研究不同,通過黃伯祿、李問漁的個案梳理他們在“調和民教”,實現“民教相安”的活動及由此顯示出的政治認同;其次,在近代天主教《圣經》漢譯史的視域下,考察中國耶穌會士《圣經》漢譯文本的概況,分析他們翻譯《圣經》的主體性地位;最后,系統(tǒng)地考察中國耶穌會士“護教”論述對近代中國天主教徒宗教認同、社會認同的塑造。通過以上三個議題探討了中國耶穌會士在近代天主教本地化進程中起到的主體性地位。第五章側重于考察晚清江南中國耶穌會士的學術活動。首先,考察他們參與晚清“西學東漸”的學術活動,特別是他們的地理學著作及由此透露出來的民族意識。其次,借助新史料考察黃伯祿與英國漢學家之間的學術交往,討論中國耶穌會士群體與近代“東學西傳”之間的關系;最后,著重梳理中國耶穌會士整理和研究本地教會史的著述活動,并分析他們的宗教認同和社會認同。以上研究顯示,中國耶穌會士綜合了宗教性、世俗性、學術性的多重身份,促成他們參與近代中西文化互動的進程,也促使他們深刻地影響了中國天主教信眾自我身份辨識的塑造。第六章為本文結語部分。首先,在天主教本地化視域下從國際性與本地性、宗教性與世俗性、民族性與時代性、歷史性與延續(xù)性等四個角度全面把握該群體的整體特性,借此分析他們的歷史角色及歷史局限性。其次,著重考察他們的文化認同及影響。中國耶穌會士的整體特性及文化認同,是理解他們的中介性角色如何在晚清中國社會尤其是江南地區(qū)具體體現的重要因素。總體來看,晚清江南地區(qū)中國耶穌會士的發(fā)展,亦是天主教與近代來華殖民力量互相影響的結果。但他們區(qū)別于西方傳教士的民族意識和文化認同,深刻地影響了中國基督徒的宗教生活,也一定程度上緩和了天主教與中國社會之間的沖突。盡管如此,他們的歷史局限性使得這一群體只能主動或被動地適應中國社會的發(fā)展趨勢,發(fā)揮的社會影響和歷史作用也大多限于中國天主教內部。
胡星燦[9]（2019）在《困境與策略 ——馬華文學主體性建構研究》文中進行了進一步梳理伴隨著一九五七年馬來亞聯(lián)合邦獨立,馬來西亞華文作家的身份也由中國僑民變成馬來公民,這一身份的變化導致馬華文學的歸屬問題趨于吊詭:從文學的淵源、傳承來看,馬華文學深受中國五四新文學的啟發(fā)與影響,將之視為中國文學在南洋地區(qū)的延展并無不妥;然而,從現代國家的建制、要求而言,在馬來西亞生產的馬華文學,被納入馬來西亞文學版圖也是情理中事。所以,在文學傳統(tǒng)和政治的差異化標準之下,馬華文學的歸屬漸趨吊詭,并始終未有清晰定論。不僅如此,在新興國家論述中,馬來西亞為打造國族主義,還將非馬來文化都排除在國家文化體系之外,而對待用華語書寫、傳遞華人文化的馬華文學更是加以約束、宰制。至此,無論是馬華作家還是馬華文學,都面臨著“有國無籍”的尷尬。當然,面對困境,馬華作家也嘗試著調整創(chuàng)作,并借晚近興起的全球化浪潮,跳出家國、民族的閾限,書寫具有普世性、泛文化的文學作品,但是,這批作品究竟能否克服此前困境還很難說?？梢?在不同語境里,馬華文學將面臨各種困境。面對困境,馬華作家具有針對性地不斷調試創(chuàng)作,建構相對堅實的文學主體,以期攻艱克難。這種策略性質的主體性建構歷程證明了馬華文學主體性絕非鐵板一塊,它注定要踏上不斷建構,又不斷延異的未竟之旅?；谶@樣的認識,本文將從動態(tài)的馬華文學主體性入手,探討在不同困境中,馬華文學主體性建構的嬗變。為了更好地說明問題,本文將引入“沖擊—回應”視域,將“困境”和“主體性建構”作為互相參照的依據,確保本文能夠準確還原主體性建構的思路。對此,本文將以下三個方面,展開馬華文學主體性建構論述:第一,以“本土意識”為中心的主體性。馬華文學是在“中國文學/文化”系統(tǒng)的影響下誕生的,從一開始,它就無法擺脫該系統(tǒng)的影響。然而,隨著馬華文學在地化趨勢愈演愈烈,馬華作家對走出該系統(tǒng)影響的呼聲也愈來愈高。因此,面對“中國文學/文化”系統(tǒng)對馬華文學的影響/干預,馬華作家建構了一種以“本土意識”為中心的主體性。該主體性并非被強力塑造,而是在馬華文學與“中國文學/文化”系統(tǒng)的互動拉扯中漸漸地被發(fā)現、被營建,因此它的出現是馬華作家應對影響的權宜之計,天然就存在限度和不足。第二,以“抵抗意識”為核心的主體性。由于建國后的馬來執(zhí)政精英旨在打造一個馬來化的“國家文化”體系,因此,馬華文學長期被國家層面的霸權話語遮蔽、排除。為維護自身利益和文化特征,馬華文學不得不調動各種資源、各種手段來抵抗文化霸權,由此,馬華文學以“抵抗意識”為核心的主體性隨之被建構起來。該主體性重在挖掘馬來華人/馬華文學不同于官方話語的隱蔽語本,以表演式的書寫挑釁“國家文化”體系的威權。第三,以“文學共同體想象”為重心的主體性。面對全球化浪潮的洶涌而至,文學生產不再是此時此地的行為,因為馬華作家也順時順勢地建構了以“文學共同體想象”為重心的主體性。該主體性不僅靈活利用華語語系文學的優(yōu)勢,廣泛地向域外華語文學借貸創(chuàng)作資本,以補充馬華文學場的資源匱乏;它還想象了一個具有人類普遍主義精神的“文學共同體”,以此超越本土,走出主體困境。經過以上三方面內容的討論之后,本文在結語部分將總結性地指出三種馬華文學主體性并非各自獨立、毫無瓜葛,而是相互對話、彼此應和。而“二元思維”是連結三種主體性對話的關鍵詞。換句話說,三種主體性都是在“二元思維”的左右、牽制、驅動下完成建構歷程的,因此,這種建構方式容易存在審美盲點,建立起來的主體性更易走入板結化的趨勢。
宋世瑞[10]（2018）在《清代順康雍乾四朝筆記小說研究》文中認為筆記小說為古代說部之一種,具有子學的根本屬性,它以載記、論議、考證、敘事為基本言說方式,以筆記為表現形式,具有“裨治體、助名教、廣見聞、資考證、垂典制、供談笑、益神智”的價值功能,并呈現出多種美學風格。目前學界或稱其為“筆記”“小說筆記”“說部筆記”,或稱其為“子部小說”“國學小說”,名雖異而實多同,要皆為一家之言、《漢志》以來史志中之謂也。筆記小說之著錄兼該子、史兩部,然以子部為權重、史部為支流,史部支流實亦子學之一種云。以時下之觀念,大而言之,“筆記小說”與其說是一種文類,不如說它是一個分散的集合體,其內部體裁眾多;小而言之,筆記小說為小說敘事之一體,是“小說四體”（章回體、話本體、傳奇體、筆記體）之一。本文擬研究清代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一百余年間的筆記小說（部分論述延伸至嘉慶年間）,在搜集、整理近五百種筆記小說作品的基礎上,探討了筆記小說的時代變遷、內部類別、作品體派、小說思想等多個問題,劃分為六個部分:第一部分是關于筆記小說的“正名”問題。在文獻綜述與研究回顧的基礎上,采用回溯、比較等研究方法,探討了民國、清代“筆記小說”的用語習慣,主張在清代小說觀念的基礎上建立新的“筆記小說”概念,考察筆記小說在清代初中期的變遷,從而進行類別、文體、思想等方面研究。第二部分是關于筆記小說創(chuàng)作的變遷研究,以康熙四十年與乾隆三十年為時間節(jié)點,分為三個時段,根據時代背景對每個時段筆記小說的內部諸類別之變遷進行描述,并總結其成就,概括每一時段的特點。第三部分是關于筆記小說類別的研究,本章把筆記小說分為野史筆記、雜家筆記、地理雜記、稗官故事等四個類別,首先針對每一個類別進行學理探討,其次是對此類別在本期的創(chuàng)獲及其特征進行評述,并總結其特點。第四部分是關于筆記小說體派的研究,也是文體學理論在筆記小說領域的一次運用。本章對該時期凸顯出來的四個體派即“漁洋說部體”“板橋體”“說粵體”“聊齋體”進行研究,分析其文體淵源,描述其形成的過程,并指出各自的特征。第五部分是關于筆記小說批評研究。清代前中期的筆記小說批評資源,主要集中于書目、序跋、評點三個方面。書目研究主要對筆記小說在清代諸類屬的出入情況進行考察,序跋研究是清人對筆記小說的類別、性質、功能、審美等問題的探討,評點則是對八種筆記小說的評點話語進行探討。結語部分是對上述章節(jié)內容的總結,針對“筆記小說”的理解分歧,提出乾隆以后特別是晚清民國時段的筆記小說研究,應當建立起以《四庫全書總目》小說家類為中心的研究范式。
二、北京理工大學學報2002年總目次(第22卷)（論文開題報告）
（1）論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處內容要求：
首先簡單簡介論文所研究問題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簡單明了地指出論文所要研究解決的具體問題，并提出你的論文準備的觀點或解決方法。
寫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簡64位RISC處理器存儲管理單元結構并詳細分析其設計過程。在該MMU結構中,TLB采用叁個分離的TLB,TLB采用基于內容查找的相聯(lián)存儲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為64KB和細粒度為4KB兩種頁面大小,采用多級分層頁表結構映射地址空間,并詳細論述了四級頁表轉換過程,TLB結構組織等。該MMU結構將作為該處理器存儲系統(tǒng)實現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調查法：該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統(tǒng)的搜集有關研究對象的具體信息。
觀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輔助工具直接觀察研究對象從而得到有關信息。
實驗法：通過主支變革、控制研究對象來發(fā)現與確認事物間的因果關系。
文獻研究法：通過調查文獻來獲得資料，從而全面的、正確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實證研究法：依據現有的科學理論和實踐的需要提出設計。
定性分析法：對研究對象進行“質”的方面的研究，這個方法需要計算的數據較少。
定量分析法：通過具體的數字，使人們對研究對象的認識進一步精確化。
跨學科研究法：運用多學科的理論、方法和成果從整體上對某一課題進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這是社會科學用來分析社會現象的一種方法，從某一功能出發(fā)研究多個方面的影響。
模擬法：通過創(chuàng)設一個與原型相似的模型來間接研究原型某種特性的一種形容方法。
三、北京理工大學學報2002年總目次(第22卷)（論文提綱范文）
（1）民國時期媒體中的服裝評論及其作者研究（論文提綱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緒論 |
| 1.1 選題背景及意義 |
| 1.2 相關概念界定 |
| 1.3 研究成果綜述 |
| 1.3.1 民國期刊中關于服裝評論的研究 |
| 1.3.2 民國小報中關于服裝評論的研究 |
| 1.3.3 民國媒體發(fā)展變遷情況的研究 |
| 1.3.4 民國媒體中作者群體的研究 |
| 1.4 本文的研究角度及創(chuàng)新點 |
| 1.4.1 研究角度 |
| 1.4.2 創(chuàng)新點 |
| 1.5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民國服裝評論的社會背景及信息載體 |
| 2.1 民國服裝評論的產生及其原因 |
| 2.1.1 近代報刊業(yè)及印刷業(yè)的發(fā)展 |
| 2.1.2 西方服裝評論的傳入 |
| 2.1.3 民國服飾的多樣化 |
| 2.2 民國服裝評論的信息載體 |
| 2.2.1 綜合類報刊 |
| 2.2.2 服裝專業(yè)報刊 |
| 2.2.3 其他專業(yè)報刊 |
| 第三章 民國時期服裝評論內容研究 |
| 3.1 民國服裝評論中的“介紹型”評論 |
| 3.1.1 服裝種類介紹 |
| 3.1.2 服裝配飾介紹 |
| 3.1.3 服飾搭配介紹 |
| 3.1.4 其它 |
| 3.2 民國服裝評論中的“資訊型”評論 |
| 3.2.1 國外資訊報道 |
| 3.2.2 國內資訊報道 |
| 3.3 民國服裝評論中的“評論型”評論 |
| 3.3.1 關于不同社會群體及其穿著評論 |
| 3.3.2 關于女性身體展示評論 |
| 3.3.3 關于服飾穿著現象及穿著觀念的評論 |
| 3.3.4 關于政治事件影響下的評論 |
| 第四章 民國服裝評論作者及其受眾群體研究 |
| 4.1 評論作者信息的初步統(tǒng)計 |
| 4.2 評論作者的群體構成及其特征 |
| 4.2.1 性別群體構成分析 |
| 4.2.2 年齡群體構成分析 |
| 4.2.3 職業(yè)群體構成分析 |
| 4.2.4 教育背景群體構成分析 |
| 4.3 評論作者評論視角及方法分析 |
| 4.3.1 評論者評論視角分析 |
| 4.3.2 評論者評論方法分析 |
| 4.3.3 身份不明確評論者及其評論內容分析 |
| 4.4 評論受眾群體構成及其特征 |
| 第五章 民國服裝評論對民國時尚潮流的影響及社會意義 |
| 5.1 民國服裝評論的社會流變和地域差異及其影響 |
| 5.1.1 社會流變特征及其影響 |
| 5.1.2 地域差異特征及其影響 |
| 5.2 民國服裝評論的審美構建及社會意義 |
| 5.2.1 引導審美與流行導向 |
| 5.2.2 服飾言論互動氛圍的營造 |
| 5.2.3 早期服裝評論理論體系的初步形成 |
| 第六章 結語 |
| 參考文獻 |
| 附錄 |
| 致謝 |
（2）魯東南地區(qū)的社會變遷 ——朱村研究（1949-2000）（論文提綱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緒論 |
| 一、選題緣起 |
| 二、學術史綜述 |
| 三、研究框架 |
| 四、資料概述 |
| 第一章 朱村早期的自然生態(tài)和社會歷史 |
| 第一節(jié) 村落形成與對外聯(lián)系 |
| 一、傍水而居的生態(tài)地理 |
| 二、自然災害與宗族遷居 |
| 三、經濟地理空間 |
| 四、婚姻圈與社會交往 |
| 第二節(jié) 文化背景與社會變革 |
| 一、科舉傳統(tǒng)與文化教育 |
| 二、中共黨組織的建立 |
| 三、土改與朱村權力結構 |
| 小結 |
| 第二章 集體化與朱村的人口家庭變遷 |
| 第一節(jié) 人地沖突與調整 |
| 一、人口增長與人地失衡 |
| 二、計劃生育政策及其影響 |
| 三、人地沖突與人口外遷 |
| 第二節(jié) 人口增長與家庭制度的變遷 |
| 一、家庭規(guī)模變化 |
| 二、核心家庭趨向 |
| 三、家庭周期與經濟負擔 |
| 第三節(jié) 家庭困境及其應對 |
| 一、合作化前的家庭經濟 |
| 二、從合作社到人民公社化 |
| 三、人民公社時期的家庭收入 |
| 四、災荒與家庭經濟生活 |
| 小結 |
| 第三章 集體財產與家庭經濟 |
| 第一節(jié) 集體財產與家庭財產 |
| 一、合作社與生產資料的集體化 |
| 二、“大躍進”與資產的“再集體化” |
| 三、核算單位變更與資產下放 |
| 四、農村改革與資產分配 |
| 第二節(jié) 超支借款與家庭經濟 |
| 一、集體化與超支欠款 |
| 二、借款與經濟依賴 |
| 三、欠款問題的解決 |
| 小結 |
| 第四章 國家、鄉(xiāng)村與公共權力 |
| 第一節(jié) 組織與管理者 |
| 一、鄉(xiāng)村社會的組織結構 |
| 二、主要干部的新陳代謝 |
| 三、家族關系的強化 |
| 第二節(jié) 制度建設與權力制約 |
| 一、“四清”與財務整頓 |
| 二、整黨與隊伍凈化 |
| 三、民主理財與政治、經濟路線的監(jiān)督 |
| 四、雙向表達與“向下”的權力 |
| 第三節(jié) 公共權力與鄉(xiāng)村秩序 |
| 一、“看青”與社會管理空間 |
| 二、多維利益與“公”“私”界限 |
| 三、圍繞公共食堂的利益沖突 |
| 小結 |
| 第五章 經濟變遷中的鄉(xiāng)村理性 |
| 第一節(jié) 農業(yè)種植的有限自主 |
| 一、生產計劃中的國家與鄉(xiāng)村 |
| 二、計劃中的“反行為”視角 |
| 三、種植結構的人為因素 |
| 第二節(jié) 勞動力分配 |
| 一、合作化與勞動定額 |
| 二、勞動報酬與“退社”風波 |
| 三、公社時期的勞動管理 |
| 四、集體經濟與聯(lián)產承包 |
| 第三節(jié) 勞動力、機械化與集體經營 |
| 一、集體經營與密集型生產 |
| 二、六七十年代的機械化發(fā)展 |
| 三、剩余勞動力與副業(yè)生產 |
| 第四節(jié) 土地、水利與作為共同體的鄉(xiāng)村 |
| 一、土地登記與地權集中 |
| 二、水利占地與林業(yè)發(fā)展 |
| 三、維權與共同行動 |
| 小結 |
| 結語:鄉(xiāng)村社會的主體意識 |
| 一、鄉(xiāng)村社會的自我管理 |
| 二、集體行為的經濟理性 |
| 附錄 |
| 附錄一 《庭訓瑣言》 |
| 附錄二 常勝社部分社員土地股金登記表(1955年) |
| 附錄三 金星社固定財產投資表(1955年) |
| 附錄四 朱村固定財產統(tǒng)計表(1975年) |
| 附錄五 部分朱村人口遷出表(1940-1963年) |
| 附錄六 部分家庭土地、住宅情況表(1952年) |
| 附錄七 部分家庭戶口統(tǒng)計表(1958年) |
| 附錄八 階級家庭階級成分統(tǒng)計表(1966年) |
| 附錄九 部分家庭土地收入表(1953年) |
| 附錄十 朱村勞動致富登記表(部分)(1983年) |
| 附錄十一 小麥、地瓜勞動定額分類表 |
| 附錄十二 朱村主要糧食作物面積表(集體經營)(1958—1977年) |
| 參考文獻 |
| 致謝 |
| 攻讀學位期間發(fā)表的學術論文目錄 |
| 學位論文評閱及答辯情況表 |
（3）王直交游著作考論（論文提綱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緒論 |
| (一)研究現狀與研究意義 |
| 1.研究現狀 |
| 2.研究意義 |
| (二)研究內容與研究方法 |
| 一、王直家世及其生平 |
| (一)王氏家世考證 |
| 1.王沂 |
| 2.王泰 |
| 3.王直平輩 |
| 4.王直后裔 |
| (二)王直生平概述 |
| 1.初入仕途、列位星宿(1379 年—1405 年) |
| 2.升遷六次、平步青云(1406 年—1442 年) |
| 3.位居冢宰、主持大節(jié)(1443 年—1451 年) |
| 4.晚節(jié)有辱、致仕回鄉(xiāng)(1452 年—1462 年) |
| 二、王直交游考述 |
| (一)王直與前輩的交游 |
| 1.恩師類 |
| 1.1 楊士奇 |
| 1.2 胡儼 |
| 1.3 胡廣 |
| 1.4 梁潛 |
| 2.親屬類 |
| 2.1 陳氏兄弟 |
| 2.2 嚴氏兄弟 |
| (二)王直與同輩的交游 |
| 1.同僚類 |
| 1.1 王英 |
| 1.2 周忱 |
| 1.3 曾棨 |
| 1.4 胡濙 |
| 2.處士類 |
| 2.1 蕭鵬漢 |
| 2.2 劉仲高 |
| 2.3 曾用礪 |
| (三)王直與后輩的交游 |
| 1.同鄉(xiāng)類 |
| 1.1 陳循 |
| 1.2 蕭镃 |
| 1.3 廖謨 |
| 2.他鄉(xiāng)類 |
| 2.1 于謙 |
| 2.2 王翱 |
| 2.3 曹義 |
| 三、王直著述考 |
| (一)《抑庵文集》十三卷本 |
| (二)《抑庵文集》五十卷本 |
| (三)《抑庵文集》四十卷本 |
| (四)《抑庵文集》四十卷本與五十卷本之對比 |
| 結語 |
| 參考文獻 |
| 附錄 |
| 致謝 |
| 在讀期間公開發(fā)表論文(著)及科研情況 |
（4）黃淮間中原十國金文整理與研究（論文提綱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凡例 |
| 緒論 |
| 第一節(jié) 研究的空間、時間范圍和對象 |
| 第二節(jié) 研究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
| 一、中原十國金文研究現狀簡述 |
| 二、當前研究中存在的問題 |
| 第三節(jié) 研究思路與研究方法 |
| 上編 黃淮間中原十國金文匯編與校注 |
| 第一章 衛(wèi)國 |
| 第一節(jié) 衛(wèi)國具銘銅器情況簡介 |
| 第二節(jié) 衛(wèi)國具銘銅器匯編與校注(共25件) |
| 一、(?)伯(?)組 |
| 二、衛(wèi)侯組 |
| 三、夫人組 |
| 四、其它 |
| 第二章 許國 |
| 第一節(jié) 許國具銘銅器情況簡介 |
| 第二節(jié) 許國具銘銅器匯編與校注(共27件) |
| 第三章 陳國 |
| 第一節(jié) 陳國具銘銅器情況簡介 |
| 第二節(jié) 陳國具銘銅器匯編與校注(共37件) |
| 第四章 應國 |
| 第一節(jié) 應國具銘銅器情況簡介 |
| 第二節(jié) 應國具銘銅器匯編與校注(共81件) |
| 第五章 胡國 |
| 第一節(jié) 胡國具銘銅器情況簡介 |
| 第二節(jié) 胡國具銘銅器匯編與校注(共10件) |
| 第六章 鄭國 |
| 第一節(jié) 鄭國具銘銅器情況簡介 |
| 第二節(jié) 鄭國具銘銅器匯編與校注(共27件) |
| 第七章 蔡國 |
| 第一節(jié) 蔡國具銘銅器情況簡介 |
| 第二節(jié) 蔡國具銘銅器匯編與校注(共131件) |
| 第八章 宋國 |
| 第一節(jié) 宋國具銘銅器情況簡介 |
| 第二節(jié) 宋國銅器銘文風格簡議 |
| 第三節(jié) 宋國具銘銅器匯編與校注(共30件) |
| 第九章 凡國 |
| 第一節(jié) 西周時期的凡國 |
| 第二節(jié) 凡國具銘銅器匯編與校注(共7件) |
| 第十章 虢國 |
| 第一節(jié) 虢國具銘銅器情況簡介 |
| 第二節(jié) 虢國具銘銅器匯編與校注(共139件) |
| 一、虢季組 |
| 二、虢仲組 |
| 三、虢叔組 |
| 四、虢伯組 |
| 五、河南三門峽市虢國墓地M2001及其附近墓葬所出銅器 |
| 六、虢姜組 |
| 七、城虢組 |
| 八、鄭虢組 |
| 下編 黃淮間中原十國金文相關問題綜合研究 |
| 第十一章 黃淮間中原十國金文專題研究 |
| 第一節(jié) 胡應姬鼎銘文補釋 |
| 第二節(jié) (?)凡伯怡父鼎銘文新釋 |
| 第三節(jié) 衛(wèi)夫人鬲人名研究 |
| 第四節(jié) 寶皿鼎的中的人名和作器時代討論 |
| 第五節(jié) 商周青銅盉為“水器”說補證 |
| 第六節(jié) 河南三門峽市虢國墓地M2001墓主身份獻疑 |
| 第十二章 黃淮間中原十國金文相關歷史問題研究 |
| 第一節(jié) 西周末年鄭國東遷路線試探 |
| 第二節(jié) 西周早期許國歷史地理問題補說 |
| 第三節(jié) 西周陳國歷史地理問題研究 |
| 第四節(jié) 西周應國歷史地理問題研究 |
| 第五節(jié) 西周胡國姓氏問題研究 |
| 第六節(jié) 西周蔡國始封地問題考辨 |
| 第七節(jié) 西周宋國歷史地理問題研究 |
| 第八節(jié) 由蔡侯申缶論東周時期的同姓相婚現象 |
| 附錄 黃淮間中原十國金文史料索引表 |
| 一、衛(wèi)國金文史料索引 |
| (一)衛(wèi)國金文人名索引 |
| (二)衛(wèi)國金文地名索引 |
| (三)衛(wèi)國金文銅器自名索引 |
| 二、許國金文史料索引 |
| (一)許國金文人名索引 |
| (二)許國金文地名索引 |
| (三)許國金文職官索引 |
| (四)許國金文銅器自名索引 |
| 三、陳國金文史料索引 |
| (一)陳國金文人名索引 |
| (二)陳國金文銅器自名索引 |
| (三)陳國金文通婚索引 |
| (四)陳國金文職官索引 |
| 四、應國金文史料索引 |
| (一)應國金文人名索引 |
| (二)應國金文銅器自名索引 |
| (三)應國金文地名索引 |
| (四)應國金文名物索引 |
| (五)應國金文職官索引 |
| 五、胡國金文史料索引 |
| (一)胡國金文人名索引 |
| (二)胡國金文銅器自名索引 |
| (三)胡國金文名物索引 |
| (四)胡國金文國名索引 |
| (五)胡國金文通婚索引 |
| 六、鄭國金文史料索引 |
| (一)鄭國金文人名索引 |
| (二)鄭國金文銅器自名索引 |
| (三)鄭國金文職官索引 |
| (四)鄭國金文通婚索引 |
| 七、蔡國金文史料索引 |
| (一)蔡國金文人名索引 |
| (二)蔡國金文銅器自名索引 |
| (三)蔡國金文職官索引 |
| (四)蔡國金文通婚索引 |
| 八、宋國金文史料索引 |
| (一)宋國金文人名索引 |
| (二)宋國金文銅器自名索引 |
| (三)宋國金文地名索引 |
| (四)宋國金文名物索引 |
| (五)宋國金文職官索引 |
| 九、凡國金文史料索引 |
| (一)凡國金文人名索引 |
| (二)凡國金文銅器自名索引 |
| 十、虢國金文史料索引 |
| (一)虢國金文人名索引 |
| (二)虢國金文名物索引 |
| (三)虢國金文銅器自名索引 |
| (四)虢國金文職官名索引 |
| (五)虢國金文地名索引 |
| (六)虢國金文族名索引 |
| (七)虢國金文通婚索引 |
| 引書簡稱目錄 |
| 參考文獻 |
| 致謝 |
| 發(fā)表論文及參加課題一覽表 |
（5）邊緣·異化·跨界 ——消費文化語境下的香港現代主義小說研究（論文提綱范文）
| 致謝 |
| 摘要 |
| Abstract |
| 緒論 未竟的現代 |
| 一、“現代”的內涵與外延 |
| 二、研究歷史與現狀 |
| 三、研究動機、方法與框架思路 |
| 第一章 文學生態(tài)的多元發(fā)展 |
| 第一節(jié) 嚴肅文學的絕境逢生:資本規(guī)則下文學的發(fā)生與承續(xù) |
| 第二節(jié) 文學轉向的岔口:現代與后現代的交錯并置 |
| 第三節(jié) 文化心理的自省:于中西“之間”及“之外”的本土 |
| 第二章 “邊緣”狀態(tài)的復雜呈現 |
| 第一節(jié) 一場悄然的中國“文學革命” |
| 第二節(jié) 香港的“邊緣”之名 |
| 第三節(jié) 香港對上海的文化反思與超越 |
| 第四節(jié) 香港與臺灣的文學互動與想象 |
| 第三章 曲折的回旋:價值觀念的代際更迭與體認差異 |
| 第一節(jié) 理想主義的呼喊:香港現代主義先驅的意識自省與欲望批判 |
| 第二節(jié) 主體性的建構:資深一代作家的本土凝視與文化復歸 |
| 第三節(jié) 個人化的另類書寫:中生代作家的壓抑經驗與末世情結 |
| 第四節(jié) 重返存在的詰問:新生代作家的生存體悟與危機意識 |
| 第四章 抗爭與認同:異化主題的基本架構與擴展延伸 |
| 第一節(jié) 書寫的起點:異化的城與人 |
| 第二節(jié) 自我的指涉:從迷失到救贖 |
| 第三節(jié) “物質”的美學:“物化”與“化物” |
| 第四節(jié) 歷史的焦慮:從斷裂到自適 |
| 第五章 求新立異:形式文體的先鋒實驗與跨界探索 |
| 第一節(jié) 理念的爭論:寫實與虛構的界限 |
| 第二節(jié) 技藝的突破:文本的形式探險 |
| 第三節(jié) 與俗文學的融合:存在與寫意的武俠世界 |
| 結語 現代性的多重意義與重新書寫 |
| 參考文獻 |
| 作者簡歷 |
（6）追求自由與主體構建 ——陳銓“力”的文學思想論（論文提綱范文）
| 致謝 |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1.緒論 |
| 1.1 概念提出:“力”的定義及哲學涵義演化 |
| 1.2 意識關聯(lián):陳銓“力”的文學思想聚焦 |
| 1.3 文獻綜述:陳銓“力”的文學思想研究概述 |
| 1.4 研究設想:寫作目的和理論依據 |
| 2.吐故納新:陳銓“力”的文學思想之理論生成 |
| 2.1 背景概述:“力”的思潮之勃興與影響 |
| 2.2 主旨歸納:“力”的美學涵義與文學表征 |
| 2.3 理論特質:“力”的文學思想的認識與建構 |
| 3.聚焦主體:陳銓“力”的文學思想之意識結構 |
| 3.1 “保持生命的自由” |
| 3.2 營造“高尚的人格” |
| 3.3 做“超世界的主體” |
| 4.審美顯現:陳銓“力”的文學思想之美學特征 |
| 4.1 沖破“中和”的束縛 |
| 4.2 推崇“對立”與“崇高” |
| 4.3 “崇高”美的價值形態(tài) |
| 5.文本設計:陳銓“力”的文學思想之創(chuàng)作實踐 |
| 5.1 叩問存在 |
| 5.2 審視靈魂 |
| 5.3 透視本體 |
| 6.風格獨創(chuàng):陳銓“力”的文學思想之藝術特質 |
| 6.1 活力性:生命潛流與沖力勃發(fā) |
| 6.2 抒情性:浪漫情懷與自我袒露 |
| 6.3 超越性:藝術冥想與靈性顯現 |
| 7.時代印記:陳銓“力”的文學思想之理論限度 |
| 7.1 文學理念的偏頗 |
| 7.2 創(chuàng)作手法的缺陷 |
| 7.3 藝術價值的減損 |
| 8.結語 |
| 參考書目 |
| 作者簡歷 |
| 攻讀博士期間發(fā)表論文 |
（7）民事訴訟自認制度研究（論文提綱范文）
| 內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自認制度的歷史演進 |
| 第一節(jié) 國外自認制度的歷史演進 |
| 一、自認制度在古代的萌芽 |
| 二、自認制度在近現代的發(fā)展：以德國和日本為中心展開 |
| 第二節(jié) 我國自認制度的歷史演進 |
| 一、自認制度在我國古代的遺痕 |
| 二、自認制度在清末修律中的確立 |
| 三、自認制度在我國近現代的發(fā)展 |
| 第二章 自認的法律性質論爭 |
| 第一節(jié) 意思表示說的流布與真實(觀念)表示說的崛起 |
| 一、德國普通法時期的意思表示說概觀 |
| 二、CPO制定后意思表示說與真實(觀念)表示說的對立 |
| 第二節(jié) 近代以來自認證據說的分野 |
| 一、德國普通法時期及嗣后的各種證據說 |
| 二、圍繞日本《舊民法》兼收并蓄形成的證據說 |
| 三、蘇聯(lián)立足于職權探知主義的證據說 |
| 第三節(jié) 現代自認法律性質觀的多元化發(fā)展 |
| 一、德國的學說：對近代學說的繼受與修正 |
| 二、日本的學說：對德國學說的繼受與創(chuàng)造 |
| 三、我國臺灣地區(qū)的學說：對德日學說的繼受與創(chuàng)造 |
| 第四節(jié) 域外自認法律性質觀對我國大陸地區(qū)的影響與啟示 |
| 一、蘇聯(lián)的證據說對我國大陸地區(qū)的深刻影響 |
| 二、我國大陸地區(qū)對于自認法律性質認知的艱難轉型 |
| 三、現代自認法律性質觀對我國大陸地區(qū)的啟示 |
| 第三章 自認的成立要件解構 |
| 第一節(jié) 自認成立的對象要件 |
| 一、自認的對象原則上應當是主要事實 |
| 二、違反眾所周知事實的事實和不可能的事實是否成立自認的論爭 |
| 三、習慣是否成立自認的論爭 |
| 第二節(jié) 自認的場合要件 |
| 一、成立自認的一般場合 |
| 二、不成立自認的一般場合 |
| 三、準備書狀中是否成立自認的論爭 |
| 四、準備程序中是否成立自認的論爭 |
| 第三節(jié) 自認的一致要件 |
| 一、先行自認及其一致判定 |
| 二、自認的可分性及其一致判定 |
| 第四節(jié) 自認的不利益要件 |
| 一、針對不利益要件的論爭 |
| 二、對判例立場的分析：以日本和我國臺灣地區(qū)為中心 |
| 第五節(jié) 我國大陸地區(qū)有關自認成立要件的規(guī)范及其解釋論展開 |
| 一、關于自認的對象要件 |
| 二、關于自認的場合要件 |
| 三、關于自認的一致要件 |
| 四、關于自認的不利益要件 |
| 第四章 自認的效力及其根據 |
| 第一節(jié) 自認效力的構成 |
| 一、三效力說、二效力說與一效力說的分野 |
| 二、自認各效力的內涵解析 |
| 第二節(jié) 自認效力根據的差異化解釋 |
| 一、審判排除效的根據 |
| 二、撤回限制效的根據 |
| 三、證明不要效的根據 |
| 第三節(jié) 特殊情況下自認的效力 |
| 一、對作為訴訟要件判斷基礎之事實所為自認的效力論爭 |
| 二、其他特定訴訟形態(tài)或情形下自認的效力 |
| 三、不真實自認的效力 |
| 第五章 自認的撤回及其類型化分析 |
| 第一節(jié) 一般情況下自認的撤回 |
| 一、對德國、日本和我國臺灣地區(qū)規(guī)范與判例的考察 |
| 二、針對一般情況下自認撤回要件的論爭 |
| 三、明知不真實所為自認的撤回與真實義務的關系 |
| 四、從自認撤回的視角對撤回主張與否認的效力分析 |
| 五、對我國大陸地區(qū)一般情況下自認撤回要件的反思 |
| 第二節(jié) 特殊情況下自認的撤回 |
| 一、對方同意型的自認撤回 |
| 二、排除非法型的自認撤回 |
| 三、即時徑行撤回型的自認撤回 |
| 第六章 有關特殊對象自認的探討 |
| 第一節(jié) 間接事實的自認 |
| 一、間接事實是否成立自認及其效力的論爭 |
| 二、我國大陸地區(qū)宜采否定說的立場 |
| 第二節(jié) 輔助事實的自認——以書證的真實性為中心 |
| 一、書證的真實性是否成立自認及其效力的論爭 |
| 二、我國大陸地區(qū)宜采修正的否定說立場 |
| 第三節(jié) 權利自認 |
| 一、權利自認的對象界分 |
| 二、一般情況下是否成立權利自認及其效力的論爭 |
| 三、不特定概念是否成立自認的論爭 |
| 四、包含法律概念的主張是否成立自認的論爭 |
| 五、我國大陸地區(qū)宜采附限制的肯定說的立場 |
| 參考文獻 |
| 致謝 |
| 攻讀學位期間的研究成果 |
（8）中西之間：晚清江南地區(qū)中國耶穌會士群體研究（1842—1912）（論文提綱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導論 |
| 第一節(jié) 選題緣由及研究意義 |
| 第二節(jié) 概念界定 |
| 第三節(jié) 研究現狀綜述 |
| 第四節(jié) 研究方法與史料來源 |
| 第五節(jié) 論文框架與寫作思路 |
| 第二章 老耶穌會的本地化:1840 年前中國耶穌會士群體的初現與消亡 |
| 第一節(jié) 明末來華耶穌會與中國會士的初現(1580—1644) |
| 一 明末來華耶穌會士與早期中國輔理修士 |
| 二 明末來華耶穌會發(fā)展中國會士的主要考量 |
| 第二節(jié) 清初來華耶穌會與中國會士的發(fā)展(1644—1724) |
| 一 順治朝傳教環(huán)境對耶穌會發(fā)展中國會士的影響 |
| 二 康熙朝傳教環(huán)境的變化與中國耶穌會神父的出現 |
| 第三節(jié) “百年禁教”時期的中國耶穌會士(1724—1840) |
| 一 雍乾禁教時期耶穌會發(fā)展中國會士舉措的變化 |
| 二 耶穌會被“取締”后的中國耶穌會士群體 |
| 三 “禁教”時期江南地區(qū)的中國神職群體 |
| 第四節(jié) 本章小結 |
| 一 作為“西教士”與中國基督徒之間的中介 |
| 二 作為西方文化與中國文化之間的中介 |
| 三 作為西方天主教會與中國社會之間的中介 |
| 第三章 新耶穌會的本地化:晚清江南中國耶穌會士群體的再現與發(fā)展 |
| 第一節(jié) “教權”沖突與晚清江南中國耶穌會士群體的形成 |
| 一 晚清江南中國耶穌會士群體形成的歷史背景 |
| 二 準備階段:1850 年徐匯公學的設立與課程設置 |
| 三 形成階段:1862 年耶穌會初學院的建立 |
| 第二節(jié) “教務“增長與晚清江南中國耶穌會士群體的發(fā)展 |
| 一 晚清江南中國耶穌會士的階段性量化分析 |
| 二 晚清江南中國耶穌會士的內部結構 |
| 第三節(jié) 晚清江南中國耶穌會士群體的代際譜系與社會定位 |
| 一 晚清江南中國耶穌會士的代際譜系 |
| 二 晚清江南中國耶穌會士的社會定位 |
| 第四節(jié) 本章小結 |
| 一 中西宗教與世俗教育的融合塑造 |
| 二 西方天主教會與本地社會的結合產物 |
| 第四章 “華人為教士者”:晚清江南中國耶穌會士的傳教活動 |
| 第一節(jié) “調和民教”:中國耶穌會士的傳教活動與“教案”治理 |
| 一 “民教沖突”:中國耶穌會士的傳教活動與“教案”發(fā)生 |
| 二 “調和民教”:中國耶穌會士的“教案”觀——以李問漁為例 |
| 三 “民教相安”:中國耶穌會士與“教案”的解決 |
| 第二節(jié) “華文圣經”:中國耶穌會士與《圣經》翻譯 |
| 一 早期來華耶穌會士與《圣經》翻譯 |
| 二 近代天主教《圣經》翻譯的時代特色 |
| 三 中國耶穌會士《圣經》翻譯作品概況 |
| 第三節(jié) “耶儒釋老”:中國耶穌會士的宗教對話(護教)著述 |
| 一 中國耶穌會士宗教對話著述概況 |
| 二 “專辟佛老”:黃伯祿宗教對話著述研究 |
| 三 “護教斗士”:李問漁宗教對話著述研究 |
| 第四節(jié) 本章小結 |
| 一 緩和中西沖突與構建新型政教關系 |
| 二 《圣經》漢譯與西方天主教信仰的本地化 |
| 三 從基督宗教間沖突到宗教學研究的雛形 |
| 第五章 “學貫夫中西者”:晚清江南中國耶穌會士的學術活動 |
| 第一節(jié) “泰西之學”:中國耶穌會士與晚清“西學東漸” |
| 一 李問漁的西學譯介 |
| 二 晚清江南中國耶穌會士的地理學著作 |
| 三 晚清江南中國耶穌會士“西學東漸”活動之影響 |
| 第二節(jié) “淹貫中西”:中國耶穌會士與晚清“東學西傳”——黃伯祿與英國漢學家莊延齡的學術交往 |
| 一 英國漢學家莊延齡與黃伯祿的書信來往 |
| 二 莊延齡中國宗教研究著作與黃伯祿 |
| 三 黃伯祿及其他中國耶穌會士的“漢學”研究著作之價值 |
| 第三節(jié) “光前啟后”:中國耶穌會士的本地教會史研究 |
| 一 中國耶穌會士對徐光啟歷史的整理 |
| 二 中國耶穌會士對許甘第大(Candida Hiu)歷史的整理 |
| 三 中國耶穌會士整理本地教會史的本地化意義 |
| 第四節(jié) 本章小結 |
| 一 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多重身份 |
| 二 中國天主教徒的自我身份辨識 |
| 第六章 結語:本地化視域下的晚清江南中國耶穌會士群體 |
| 第一節(jié) 本地化視域下反觀晚清中國耶穌會士的整體特性 |
| 一 國際性與本地性的統(tǒng)一及差異 |
| 二 宗教性與世俗性的雙重結合 |
| 三 民族性與時代性的群體本質 |
| 四 歷史性與延續(xù)性的宗教階層 |
| 第二節(jié) 文化認同:理解晚清江南中國耶穌會士在近代天主教本地化進程中歷史主體性地位的關鍵 |
| 一 在晚清歷史語境中緩和天主教信仰價值與中國社會的沖突 |
| 二 塑造天主教信仰符號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表達方式的結合 |
| 三 影響該群體宗教實踐和社會生活的文化認同之來源 |
| 表格索引 |
| 圖片索引 |
| 參考文獻 |
| 作者在攻讀博士學位期間發(fā)表的成果 |
| 致謝 |
（9）困境與策略 ——馬華文學主體性建構研究（論文提綱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緒論 |
| 1.1 研究動機與主題 |
| 1.2 研究范疇與對象 |
| 1.3 研究現狀的回顧 |
| 1.3.1 以“本土意識”為核心的主體性研究 |
| 1.3.2 以“中國意識”為核心的主體性建構研究 |
| 1.3.3 以“抵抗意識”為核心的主體性研究 |
| 1.3.4 以“文學共同體意識”為核心的主體性建構研究 |
| 1.4 研究方法與框架設計 |
| 第2章 “中國文學/文化”系統(tǒng)中的隱身與顯現 |
| 2.1 “中國文學/文化”系統(tǒng)中隱身的馬華文學主體性 |
| 2.1.1 “中國文學/文化”系統(tǒng)影響了“馬華文學系統(tǒng)”的建立 |
| 2.1.2 “中國文學/文化”系統(tǒng)限制了馬華文學的創(chuàng)作思路 |
| 2.1.3 “中國文學/文化”系統(tǒng)使馬華文學的歸化之路愈益艱難 |
| 2.2 再造中國:論馬華文學對“中國文學/文化”系統(tǒng)的加工與改造 |
| 2.2.1 再造華文:從“去政治”角度思考 |
| 2.2.2 再造文化:從“馬華特質”層面思考 |
| 2.2.3 再造技術:以“現代主義”角度思考 |
| 2.2.4 小結 |
| 2.3 本土的崛起:辨析馬華文學“本土意識”的限度問題 |
| 2.3.1 作為盾牌的本土意識 |
| 2.3.2 作為商品/招牌的本土意識 |
| 2.3.3 作為政治規(guī)范的本土意識 |
| 2.3.4 小結 |
| 2.4 本章結語 |
| 第3章 馬來西亞“國家文化”論述中的離心與抵抗 |
| 3.1 “國家文化”論述中離心的馬華文學主體性 |
| 3.1.1 附會馬華文學的政治意涵 |
| 3.1.2 限制馬華文學的創(chuàng)作題材 |
| 3.1.3 馬華文學抵抗主體與抵抗策略的成型 |
| 3.2 馬華文學的隱蔽語本:以馬共書寫中的“身體”為例 |
| 3.2.1 身體與展覽的互文 |
| 3.2.2 身體與解構思維的結合 |
| 3.2.3 小結 |
| 3.3 華文學的抵抗式表演:以同志書寫的“敢曝”為例 |
| 3.3.1 馬華同志書寫的身體表演與敢曝 |
| 3.3.2 馬華同志書寫的語言游戲與高級敢曝 |
| 3.3.3 小結 |
| 3.4 本章結語 |
| 第4章 “全球化”語境中的“弱勢”與“借勢” |
| 4.1 “全球化”語境中弱勢的馬華文學主體性 |
| 4.1.1 在冷戰(zhàn)思維影響下的馬華文學 |
| 4.1.2 “離境”背景中嬗變的馬華文學屬性 |
| 4.1.3 全球語境下吊詭的馬華作者身份認同 |
| 4.2 弱勢華語語系文學的跨國主義:以“在臺馬華文學”為例 |
| 4.2.1 共謀:處理中國性問題 |
| 4.2.2 共識:反思在地化問題 |
| 4.2.3 同構:透視文學的國籍問題 |
| 4.2.4 小結 |
| 4.3 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的馬華文學:一個文學共同體的想象與實踐 |
| 4.3.1 馬華文學場域里“文學共同體”的表述與呈現 |
| 4.3.2 讀者的共同體 |
| 4.3.3 命運的共同體 |
| 4.3.4 文化翻譯與共同體想象 |
| 4.3.5 小結 |
| 4.4 本章結語 |
| 第5章 結語:反思馬華文學主體性建構與“二元思維” |
| 5.1 馬華文學與先驗的“二元思維” |
| 5.2 “二元思維”下的審美盲點 |
| 5.3 “超越二元思維”的馬華文學主體性 |
| 致謝 |
| 參考文獻 |
| 攻讀博士學位期間發(fā)表的論文及科研成果 |
（10）清代順康雍乾四朝筆記小說研究（論文提綱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緒論 |
| 一、“筆記小說”之研究現狀及其問題存在 |
| (一)目前學界的研究成果 |
| (二)目前筆記小說研究中出現的問題 |
| 二、晚清民國之“筆記小說”概念辨析 |
| (一)“筆記小說”概念緣起 |
| (二)晚清民國之筆記小說研究 |
| (三)晚清民國學人關于“筆記小說”概念的分歧 |
| 附：民國之“筆記”概念 |
| 三、本文“筆記小說”之概念及適用范圍 |
| (一)清代“小說”的多重意義 |
| (二)清代“說部筆記”“小說筆記”與今日之“筆記小說” |
| (三)“筆記小說”在清代的適用范圍 |
| (四)本文研究的基本思路、方法及結構 |
| 第一章 清代前四朝筆記小說之分期與變遷 |
| 第一節(jié) 清代前四朝筆記小說之分期 |
| 第二節(jié) 順治元年——康熙四十年：晚明小說的延續(xù)與新朝氣象的展露 |
| 第三節(jié) 康熙四十一年——乾隆三十年：雜家筆記的崛起與稗官故事的消歇 |
| 第四節(jié) 乾隆三十一年——乾隆六十年：野史筆記之外的諸體并興 |
| 小結 |
| 第二章 清代前四朝筆記小說之類別與著述特征 |
| 第一節(jié) 野史筆記類 |
| 一、野史與小說：敘事與“傳聞異辭” |
| 二、野史筆記與“雜史小說” |
| 三、前四朝野史筆記類之著述特征 |
| 四、小結 |
| 第二節(jié) 雜家筆記類 |
| 一、雜家筆記與筆記小說 |
| 二、前四朝雜家筆記類之著述特征 |
| 三、小結 |
| 第三節(jié) 地理雜記類 |
| 一、地理雜記與筆記小說 |
| 二、前四朝地理雜記類之著述特征 |
| 三、小結 |
| 第四節(jié) 稗官故事類 |
| 一、筆記小說與“子部小說” |
| 二、前四朝稗官故事類小說之著述特征 |
| 三、小結 |
| 結語 筆記小說諸類型之間的互動關系 |
| 第三章 清代前四朝筆記小說體派之形成與特征 |
| 第一節(jié) “漁洋說部體” |
| 一、“漁洋說部”的命名 |
| 二、“漁洋說部”概念下之作品 |
| 三、“漁洋說部”的特征 |
| 四、“漁洋說部體”影響下諸作品 |
| 五、小結 |
| 第二節(jié) “板橋體” |
| 一、“板橋體”之源頭 |
| 二、“板橋體”之形成 |
| 三、“板橋體”之基本特征 |
| 四、小結 |
| 第三節(jié) “說粵體” |
| 一、“說粵體”在康乾時期的存在情況 |
| 二、清代康乾年間“說粵體”的基本特征 |
| 三、小結 |
| 第四節(jié) “聊齋體” |
| 一、《聊齋志異》與其他文體的淵源 |
| 二、《聊齋志異》之文本構成 |
| 三、“聊齋體”的形成及乾隆年間之體派呈現 |
| 四、小結 |
| 結語 |
| 第四章 清代前四朝筆記小說批評之形式與內涵 |
| 第一節(jié) 清代前四朝筆記小說之書目 |
| 一、前四朝書目概觀 |
| 二、筆記小說在本期書目之多樣化著錄及出現的問題 |
| 三、本期書目中的筆記小說批評狀況 |
| 四、小結 |
| 第二節(jié) 清代前四朝筆記小說之序跋 |
| 一、關于筆記小說的寫作姿態(tài)、類別劃分與功能指向 |
| 二、關于筆記小說的批評：性質探討與審美傾向 |
| 三、小結 |
| 第三節(jié) 清代前四朝筆記小說之評點 |
| 一、《玉光劍氣集》 |
| 二、《匡林》《諤崖脞說》《亞谷叢書》《稗販》 |
| 三、《楚庭稗珠錄》 |
| 四、《聊齋志異》《續(xù)板橋雜記》 |
| 小結 |
| 總結 |
| 順康雍乾筆記小說敘錄 |
| 清代順康雍乾四朝筆記小說作品表征圖表 |
| 參考文獻 |
| 讀博期間發(fā)表的論文 |
四、北京理工大學學報2002年總目次(第22卷)（論文參考文獻）
- [1]民國時期媒體中的服裝評論及其作者研究[D]. 孫瑞霞. 東華大學, 2021(01)
- [2]魯東南地區(qū)的社會變遷 ——朱村研究（1949-2000）[D]. 黃潤青. 山東大學, 2020(09)
- [3]王直交游著作考論[D]. 蘇樂盈. 江西師范大學, 2020(12)
- [4]黃淮間中原十國金文整理與研究[D]. 孫海燕. 西南大學, 2020(01)
- [5]邊緣·異化·跨界 ——消費文化語境下的香港現代主義小說研究[D]. 黃金. 浙江大學, 2020(07)
- [6]追求自由與主體構建 ——陳銓“力”的文學思想論[D]. 鄒淋. 浙江大學, 2020(01)
- [7]民事訴訟自認制度研究[D]. 鄢焱. 西南政法大學, 2019(08)
- [8]中西之間：晚清江南地區(qū)中國耶穌會士群體研究（1842—1912）[D]. 李強. 上海大學, 2019(02)
- [9]困境與策略 ——馬華文學主體性建構研究[D]. 胡星燦. 西南交通大學, 2019(08)
- [10]清代順康雍乾四朝筆記小說研究[D]. 宋世瑞. 華東師范大學, 201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