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京市通州區(qū)工會就元旦春節(jié)期間開展送溫暖活動發(fā)出通知（論文文獻綜述）
穆希琳[1]（2021）在《國企工會互助制度的生成與變遷研究 ——基于YZ廠的實證分析》文中指出在我國各級工會組織實施的正式制度中,工會互助制度屬于工會保障職能中兼具職工集體福利和困難職工幫扶雙重主題的制度形式。該制度的生成是結構互構與個體需求的復合體。在不同的發(fā)展階段內制度的表現樣態(tài)呈現區(qū)別化,本文對工會互助制度發(fā)展階段的劃分將厘清制度的發(fā)展脈絡,對各階段制度內容和運行實際效果的分析是歸納制度階段特征的依據。而在工會互助制度變遷的邏輯體系中,原有的制度生成結構發(fā)生變化,作為工會組織“自我賦能”的中層力量崛起發(fā)揮著創(chuàng)新工會互助制度組織形態(tài)的作用。對工會互助制度的研究將原本呈現為割裂狀態(tài)的工會互助制度典型階段融匯為一脈相承的制度發(fā)展過程,并且將靜態(tài)的制度呈現以動態(tài)演進的方式開展研究。通過構建“結構—需求—制度”的分析框架,將工會互助制度的生成和變遷的動力要素劃分為“宏觀制度—單位組織”的多重制度邏輯結構,又將個體需求的滿足程度使用“認同—行動”雙重維度進行類型劃分。通過分析強化了“中層組織”在制度變遷中不可忽視的關鍵力量,中層組織呈現單位組織“退場”、上級工會組織“入場”。工會組織通過市場化機制的嘗試達到“自我賦能”,這一外在突生的力量為工會互助制度變遷提供了全新的組織形態(tài)。本研究選擇東北地區(qū)國有大型企業(yè)YZ廠作為田野調查點開展實證研究。YZ廠建廠歷史悠久,工會互助制度發(fā)展歷程完善,并且當下YZ廠仍保留單位內外多種互助制度并行,在參與上級工會職工互助保障的主流互助制度之外,在單位內部按年度職工仍開展向廠內互助基金會捐款。本研究采用社會學定性分析方法中的實地研究法和文獻研究法。將該廠1955年建廠初期至1995年間在工會會員之間實行的以“互助儲金會”為代表的經濟互助制度,結合“生活服務小組”、“思想互助小組”等為代表的勞力互助制度和思想互助制度,統稱為工會互助制度的“初樣態(tài)”。將1995年后參與中國職工保險互助會C市辦事處組織的以職工醫(yī)療互助為主要內容的“職工互助保障”稱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時期工會互助制度的“新樣態(tài)”。在社會生產力發(fā)展水平處于低位時期,收入分配制度遵循平均主義基礎上的按勞分配,職工收入長期處于較低水平成為客觀現實。社會管理領域國家以單位體制將個體納入單位組織中便于管理及整合,單位組織也成為國家向個體提供福利待遇的中間組織。本論文所研究的國有企業(yè)在單位體制時期是典型的能夠為單位成員提供近乎全覆蓋福利、單位成員對單位組織依附黏性較強的單位組織。從自上而下的結構角度而言,國家經濟社會的宏觀制度要求單位組織承擔國家意志的傳達者、國家資源的提供者角色,納入代表著“國家”的單位組織中的個體依靠單位解決自身的困境成為該歷史階段下理所當然的選擇。這是國家制度對單位組織內部成員互助行為的社會建構。從自下而上的結構角度而言,在企業(yè)與國家“同構”之下的國有企業(yè)工會,聽從黨委領導并為行政部門分憂是其重要的政治任務,在國家總體資源供給量不足的局限下,動員群眾力量展開互助互濟活動成為工會的理性選擇。把單位成員的問題在單位組織的場域內解決,這是單位組織“向上負責”的反饋表現。在國家宏觀制度與中層單位組織的互構結構之外,大量職工存在臨時性經濟借貸需求這樣微觀個體的實際需求也是工會互助制度的生成要素。筆者通過對YZ廠工會互助制度發(fā)展過程的研究認為互助制度的變遷是對原有互助制度中呈現正反饋遞增的設置予以保留,在此基礎上采取漸進式變遷的方式,符合職工對工會互助制度發(fā)展的預期慣性,也符合制度制定的主體工會組織的功能定位。由于工會在不同社會發(fā)展階段的功能側重有所區(qū)別,工會互助制度也隨之呈現了從“解群眾之困”到“筑風險補充保障”的功能偏重轉向。在單位體制之下,工會是生產性行政單位的企業(yè)同盟者或建設伙伴。因此工會組織為單位行政減輕負擔的同時還要為職工群體緩解壓力,正確地認識和處理工人的生活福利工作,將出現臨時經濟困難的職工“攬”到工會職責份內,采取廣泛依靠群眾力量、解決群眾自身問題的方式設立“互助儲金會”,這是工會對穩(wěn)定單位體制的有效的助益方式之一。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fā)展,職工互助保障的群體邊界相較單位體制時期工會互助制度范圍擴大。職工互助保障將一事一時的工會“送溫暖活動”轉變?yōu)楦采w全年的幫扶救助長效機制,將工會單向“施惠”轉變?yōu)槁毠るp向多元互助參與。筆者通過對YZ廠工會互助制度的研究認為互助制度的當代價值不僅在于為職工提供風險補充保障,更在于“重塑”單位內部職工間相互關愛的凝聚力?！霸趦取庇袉挝唤M織對“單位人”的關懷,“單位人”以盡心完成職業(yè)目標作為對單位組織的回饋;“在外”利用大數法則的職工互助保障,是低投入的非營利性的風險補充補充保障。筆者認為工會互助制度的發(fā)展進路應在維護職工保障權益的原則上拓展多層次多元化的互助保障體系,配合“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過程中的下崗職工、人數日漸增加的離退休職工、互聯網平臺靈活就業(yè)職工等群體設置有工會特色的互助保障制度,這也將是工會迎合職工民意需求增強持續(xù)創(chuàng)新能力持續(xù)“賦能”的表現。
趙娜[2]（2021）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服務型工會建設研究》文中進行了進一步梳理中國工會是代表工人階級的群眾組織,現階段會員總數已超3.0億人,基層工會組織超280.9萬個,成為中國最大的群團組織。2015年黨中央召開群團工作會議以來,各級工會改革建設取得積極成效。黨的十九大對工會工作提出了新使命和新要求,強調了群團組織和社會團體的職責定位。中國工會自誕生之日起就以維護廣大職工利益作為自己的使命,在黨的堅強領導下團結廣大職工,積極投身到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偉大實踐中,推動工會工作不斷邁上新臺階。當前正處于“十四五”規(guī)劃的開局之年,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將加速演進,在中國共產黨成立百年這一重要的時間節(jié)點上,我們應深刻體悟“人民”二字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的基礎性和根本性地位。深化工會改革,把竭誠服務職工群眾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fā)點和落腳點,從而增強改革實效,講好中國工會故事。在政治性、先進性和群眾性之中,群眾性是工會組織的本質屬性,因此建設服務型工會是這一本質屬性的內在要求,同時也是黨中央對我國工會改革的一個重要方向和戰(zhàn)略定位。習近平在中國工會十五大上代表黨中央的致辭中第一次提出建設“學習型、服務型、創(chuàng)新型”工會的目標,由此打造服務型工會成為工會工作史上的重要課題;中國工會十六大進一步明確,要著眼于更好地滿足職工群眾多層次需求,努力構建服務職工工作體系的發(fā)展目標;2015年7月,中共中央首次召開群團工作會議,在會上做出了群團改革的重要戰(zhàn)略部署;著眼新時代新任務,中國工會十七大報告中進一步指出,要堅持職工需求導向,健全服務職工體系,拓寬服務職工領域,讓工會在職工需要時能看得見、找得到、信得過、靠得住。同時將中國工會的基本職責增寫竭誠服務職工群眾內容,實現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工會職能的第四次調整,即保留了“維護”這項基本職能,傳承了改革開放40多年來工會理論和實踐的創(chuàng)新成果,增加了“服務”這項基本職能,切實提升了職工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有效化解了長期以來困擾中國工會的群眾性不足問題。這一戰(zhàn)略性部署充分體現了黨中央對廣大職工和工會干部的關懷重視,為今后工會工作的開展提供了根本遵循,成為指導新時代工運事業(yè)的重要文件。之后圍繞服務型工會建設,提升改進工會建設工作,習近平發(fā)表多次重要講話,強調工會要把竭誠為職工群眾服務作為工會一切工作的出發(fā)點和落腳點。群團組織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力量,服務型工會既是時代發(fā)展的內在要求,也是社會主義工會發(fā)展的必然趨勢。工會組織是黨號召團結群眾的重要平臺,新時期能否發(fā)揮好黨與群眾的紐帶作用,直接關系到工會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yè)中作用的發(fā)揮以及推動服務型政府建設的步伐。因此,深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服務型工會建設問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與實踐意義,有利于站在新的歷史方位上理解和變革群團工作?，F有關于服務型工會建設議題研究存在內在邏輯解釋的碎片化、核心要素探究的模糊化、對策建議的籠統性等問題,且理論研究遠遠滯后于實踐的發(fā)展?；谶@一研究背景的考量,本文試圖在梳理服務型工會發(fā)展邏輯的基礎上明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服務型工會的核心要義,從而論證服務型工會建設是新時代彰顯工會職能的必經之路,并探求服務職能如何在工會實踐發(fā)展中更好地發(fā)揮作用。本文以“服務型工會”為研究主題,聚焦于工會的“服務”職能,著眼于服務本身內涵與學理邏輯的梳理,從而將研究重點引向服務本身的深層機理。在具體章節(jié)的安排上,文章首先從工會職能與服務型工會等相關概念切入,通過辨析與演繹總結得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服務型工會的內涵與特征,厘定本文的問題域。服務型工會職能的發(fā)揮是內在價值的外部表現,也是實踐中改革建設可供遵循的機理線索,構成了透視服務內涵與工會服務相關問題的重要基石。因此對相關概念的辨析能夠加深對服務型工會相關理論的清晰認知,為后續(xù)研究奠定基礎。其次通過歷史與比較分析確定能夠為本文提供指導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即通過提煉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工會思想,加之中國化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的工會思想和論述,共同構成了本文研究的理論來源。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與之相關的科學論斷是工會組織做好群眾工作,發(fā)揮服務職能的理論基石,也是本文研究的基本依據。在上述理論研究的基礎上,本文細致梳理了近代以來中國工會的發(fā)展歷程及其職能的演變,以時間為序列整合歸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服務型工會的發(fā)展脈絡和內在邏輯,闡釋工會在特定歷史時期的特點及其主要職能,從而在中國工會整體發(fā)展的視角下審視服務型工會作為重要職能的時代背景與戰(zhàn)略價值,更成為深刻理解“服務”這一職能的必然趨勢。中國工會圍繞創(chuàng)新機制、完善制度、豐富形式、優(yōu)化手段等方面進行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呈現出紛繁復雜、豐富廣泛的實踐圖景?；诖?本文論述了中國工會服務的三重蘊涵,不同的屬性決定不同的工會服務客體,不同的服務客體要求工會提供不同的服務內容,即工會的政治屬性決定工會要服務黨政中心、工會的社會屬性決定工會要服務基層、工會的社團性質決定工會要服務職工。最后,本文在反思服務型工會建設現狀與新時代工會建設的內在規(guī)律與根本任務的基礎上,提出完善服務型工會建設的相關思考,以期豐富相關理論體系與實踐思路,諸如各級工會組織如何發(fā)揮服務職能、更好地為會員提供服務、建立服務機制、探索服務方法等問題。服務是維權的進一步延伸和發(fā)展,服務型工會建設是工會發(fā)展的必然選擇,是適應社會發(fā)展結構與職工隊伍調整的應然舉措?？傮w來看,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服務型工會建設已取得豐碩成果,例如,工會組織網絡體系不斷健全、服務陣地規(guī)范化;服務項目體系不斷完善、服務內容項目化;智慧平臺體系不斷成熟、服務流程信息化;服務隊伍體系不斷壯大、服務能力綜合化等。與此同時,服務型工會建設在實踐中也面臨一些困境與瓶頸,唯有深入識別并有效化解,才能進一步提高工會的凝聚力和社會影響力,推進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服務型工會建設的步伐,加快形成構建服務型工會的相關制度,為助力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貢獻工會力量與智慧。
本刊編輯部[3]（2021）在《就地過年，也能就地過好年——看企業(yè)如何出“實招”留員工過好年》文中研究表明"有錢沒錢,回家過年",春節(jié)回家是每個外鄉(xiāng)打拼人的心結。但2021年的這個春節(jié),很多人都自愿選擇了就地過年。疫情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方式,包括過年。為配合疫情防控,多地政府出臺政策鼓勵人們"就地過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也于近日印發(fā)《關于做好人民群眾就地過年服務保障工作的通知》,提出要積極營造就地過年的良好氛圍,落細落實各項服務保障措施,確保廣大人民群眾安心安全過好年。的確,疫情防控需要大家齊心攜手,共筑防線。每個人的付出,
魯競夫[4]（2018）在《國有企業(yè)集體性勞資沖突的管控機制研究 ——基于兩個資源型國有企業(yè)的比較案例研究》文中認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去產能”使得資源型國有企業(yè)的勞動關系面臨巨大挑戰(zhàn),由此引發(fā)的集體性勞資沖突屢見報端。為此,《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構建和諧勞動關系的意見》（2015年中央10號文件）提出各勞動關系主體應共同管控集體性勞資沖突。落地到企業(yè)層面,企業(yè)內的管理方、黨組織和工會如何協調配合以管控集體性勞資沖突呢?這一現實問題亟待理論研究的回應。既有的產業(yè)關系系統研究、公司治理研究和企業(yè)黨組織研究都與該現實問題相關,但受制于研究內容、研究方法和研究對象等方面的局限性,無法針對性地回應本現實問題。為了回應集體性勞資沖突頻發(fā)的緊迫現實,為資源型國有企業(yè)的勞資沖突管控提供理論指引,本研究探究了資源型國有企業(yè)內的管理方、黨組織和工會管控集體性勞資沖突的行為、過程、效果和情境。具體來說,本研究提出了3個研究問題,分別是關乎行為存在性的研究問題1:在資源型國有企業(yè)中,各勞動關系主體分別有哪些勞動關系管理行為?關乎管控過程的研究問題2:在資源型國有企業(yè)中,各主體如何通過其勞動關系管理行為管控集體性勞資沖突?以及關乎情境的研究問題3:在資源型國有企業(yè)中,情境如何影響集體性勞資沖突的管控?圍繞以上3個研究問題,本研究歷時4年,通過對兩個背景相似、但勞資沖突管控效果迥異的資源型國有企業(yè)的深入調研（包括共計50人的訪談、以及長達1個月的以輪崗實習為主要形式的田野調研）,基于跨界理論、勞動過程理論、社會交換理論、組織學習理論和嵌入理論等理論透鏡,得到如下研究發(fā)現:第一,在資源型國有企業(yè)中,企業(yè)的管理方、黨組織和工會均存在勞動關系管理行為,分別是人力資源實踐、黨組織跨界行為和工會實踐。第二,管理方和黨組織分別通過人力資源實踐和黨組織跨界行為管控集體性勞資沖突,班組長和工會分別在個體層面和組織層面發(fā)揮中介作用。在直接效應中,不同類型的人力資源實踐與黨組織跨界行為不存在優(yōu)劣之分;但在中介效應中,以高績效人力資源實踐為主的多種人力資源實踐的有機整合,以及與生產經營緊密結合的黨組織跨界行為,更有利于班組長和工會發(fā)揮中介作用。第三,集體性勞資沖突的管控要受到“新單位制”這一情境的影響。“新單位制”的轉型對集體性勞資沖突具有“激發(fā)效應”,但不必然導致集體性勞資沖突。沖突發(fā)生的直接原因是管控體系的內部運行失效及其“外部嵌入”較差,根本原因則是家長式人力資源實踐和與生產經營脫節(jié)的黨組織跨界行為本身潛藏隱患。第四,“關系”在中國情境下的資源型國有企業(yè)的勞資沖突管控中非常重要。本研究可能的理論貢獻有以下三點:第一,實現了勞資沖突管控研究的中國情境化。一方面,本研究將企業(yè)層面的黨組織這一極具中國特色的勞動關系主體納入研究視野,構建了黨組織跨界行為這一全新構念,并系統地探究了該行為管控集體性勞資沖突的過程、效果和情境,在中國情境下拓展了勞資沖突管控研究的主體范圍。另一方面,西方學者往往重視勞動過程中的“實踐面向”對于勞資沖突管控的作用;與之不同,本研究發(fā)現“關系面向”在中國資源型國有企業(yè)的勞資沖突管控過程中更為重要,在應用勞動過程理論進行勞資沖突研究方面,實現了中國情境化。第二,充實和拓展了跨界理論。過往關于跨界理論的研究認為跨界行為由協調行為、使節(jié)行為和監(jiān)管行為三個維度構成。本研究在編碼過程中提煉出了垂范行為這一全新維度,并探究了該行為如何管控集體性勞資沖突,充實和拓展了跨界理論的內涵和作用機制。第三,深化了人力資源實踐相關研究。關于人力資源實踐如何影響員工的態(tài)度和行為,既有的研究成果之間存在爭議與矛盾。相應地,人力資源實踐管控集體性勞資沖突的過程和效果也變得模糊不清。作為回應,本研究發(fā)現:不同類型人力資源實踐之間的相互作用、工會等主體的中介作用以及情境的變化等,都會對人力資源實踐的效果產生影響。既有研究之間的爭議與矛盾往往源自對某些影響因素的忽略。這就給予了上述爭議與矛盾以合理的解釋,深化了有關人力資源實踐的研究。本研究可能帶來如下實踐啟示:在企業(yè)一線的勞資沖突管理中,管理方和黨組織應提高實效性,避免形式化;同時應充分發(fā)揮企業(yè)工會和一線班組長承上啟下的作用;此外,企業(yè)應識時通變、順勢而為,時刻注意其勞動關系管理行為是否與時俱進。最后,本文總結了本研究的局限性,并展望了未來可能的研究方向。
呂國泉,張妍延,李羿[5]（2017）在《改革開放以來工會調研工作回顧與前瞻》文中指出著眼改革開放以來黨和國家事業(yè)、工人運動和工會工作不同階段,運用翔實史料全面客觀反映工會調研工作的發(fā)展變化,對進一步推進工會理論與實踐的創(chuàng)新發(fā)展具有重要意義。本文以工會調研工作為研究對象,結合改革開放時代背景,按照不同的歷史階段,以黨和國家重大事件、工會重點工作為主線,對中國工會九大以來工會調研工作的發(fā)展歷程、主要成效、經驗特點和問題不足進行了梳理,并立足新形勢新任務,對加強和改進工會調研工作進行了展望,提出了總體要求和重點任務。
張娣[6]（2017）在《童年的“消逝”與“綻放” ——近30年中國少兒電視研究》文中指出本文對1958年至2015年"中國少兒電視"的發(fā)展歷程進行了系統梳理。著重討論了近30年間中國少兒電視發(fā)展的基本情況和電視環(huán)境下中國少兒文化的基本狀況,討論了在中國電視體制和規(guī)制下,中國少兒電視與中國少兒文化重構的關系,以及中國少兒電視進入頻道時代后的繁榮與危機,討論了產業(yè)化和新媒體為少兒電視所帶來的挑戰(zhàn)與機遇。本文以"童年的綻放"為標題,在認真汲取波茲曼《童年的消逝》這一"兒童電視文化史"的經典之作的學術素養(yǎng)的同時,也依據中國少兒電視發(fā)展的實際情況,對"童年消逝"理論的普適性問題提出了討論和修正。依據本文的研究,無論是就中國少兒電視發(fā)展的文化環(huán)境而言,還是就電視這一媒介平臺所承載的中國兒童的話語權、選擇權而言,中國少兒電視文化在近30年中都得到了積極健康的發(fā)展,童年的"綻放"是近30年中國少兒電視發(fā)展史的主流。全文分為上下兩篇。上篇除緒論外,正文共四章。第一章,簡要梳理了中外少兒電視的歷史。其基本材料和節(jié)點雖然來自《美國電視史》、《中外廣播電視史》、《童年的消逝》等前人的著作,但在綜合敘述的過程中,本文也盡可能地依據時代背景和技術發(fā)展,對不同時期少兒電視的特點進行歸納和提煉。其中,中國少兒電視"節(jié)目時代"、"頻道時代"、"新媒體時代"三個階段的劃分等,是前人所未曾明確言及的。第二章,通過對中外電視體制、媒介產權、電視規(guī)制的對比,討論并肯定了了中國少兒電視發(fā)展的制度優(yōu)勢與道路優(yōu)勢。同時,依據學術界的分類研究和個人的理解,對新聞類、娛樂類、教育類、服務類等類型的少兒電視節(jié)目的發(fā)展特征、制作方式、運營特點進行了分門別類的研究。第三章,討論了中國少兒電視進入"頻道時代"的背景、歷程及意義。通過分析研究我國現階段少兒電視呈現出的時代特征,闡釋了"兒童本位"為出發(fā)點的中國少兒電視對中國少兒文化的曲折重構及貢獻。認為與西方電視語境中的"童年消逝"最大的不同是,中國電視媒體興起之后,對中國兒童的影響、對兒童本位的確立起到了促進作用。中國文化傳統中相對缺失的"兒童本位",包括兒童的選擇權、自主權、話語權等等,都因電視這一媒介平臺而漸次建構。第四章,討論了我國少兒電視頻道進入新媒體時代的發(fā)展特征,機遇與困境,探討其所處的政策規(guī)制、市場競爭、受眾需求、互聯網沖擊,以及人才制約等方面的問題,認為少兒電視的節(jié)目化、少兒電視頻道以及少兒電視頻道產業(yè)化,是中國少兒電視發(fā)展的三大里程碑,也為中國少兒的健康成長,為他們的"童年綻放"搭建了最好的平臺。同時以山東少兒頻道產業(yè)化為案例,討論了中國少兒頻道產業(yè)化之路的可能性與可行性,提出少兒頻道突破發(fā)展瓶頸的主要策略:內部架構的重建、節(jié)目品牌化的運作、構建節(jié)目之外的產業(yè)格局以及新媒體挑戰(zhàn)下的媒體融合。下篇為《中國少兒電視大事年表》?！赌瓯怼芬?quot;條目紀年"的方式,盡可能清晰地"復現"近60年（1958-2016年）中國少兒電視綻放與發(fā)展的真實歷程?！赌瓯怼分谐藰O少量的內容直接采自《1955-1983中央電視臺大事記》外,其余的條目均來自網絡主題檢索和近百種《年鑒》、《年報》類紙質資料的逐頁翻檢,其中包含著大量的原始資料的首次輯錄。這份《年表》也是一部微型的《中國少兒電視史》,多少可以填補這一研究領域的空白。
閔丹,邊磊,劉欣欣[7]（2016）在《工會購買服務給職工帶來哪些實惠?》文中認為今年北京市總購買服務項目將不少于100個興趣班讓東城職工休息日有了新去處日前,北京市東城區(qū)總工會的網站上便掛出了消息——《區(qū)總工會開展歡慶"五一"東城工會會員5元看大片活動》。凡是東城區(qū)內已辦理京卡·互助服務卡的職工會員,都可以參加5元看大片的活動,這次活動準備了20000張電影票,售完即止。搶到票的職工可以在東城區(qū)東四工人文化宮的4個放映廳,觀看最新影片。對于在科技公司就職的鮑蕾來說,這已不是新鮮事。每到節(jié)假日要到來的時候,她都會到區(qū)總工會網站、街道總工會網站、微信平臺、QQ群
王珍寶[8]（2014）在《工會轉型及其困境 ——以滬上社區(qū)工會組織運作為例》文中進行了進一步梳理市場轉型以來，勞動關系日益市場化、復雜化、多元化，勞資矛盾逐步顯現并日益突出，但在有關職工群體性事件中工會往往缺位，引發(fā)了社會公眾對工會定位及其作用的廣泛討論，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工會的信任危機。本研究以社會轉型與組織變遷為背景，分析工會面對社會環(huán)境的變化，究竟采取了哪些適應性的行動？其背后的行動邏輯是什么？本文通過對上海六個區(qū)的九個街鎮(zhèn)（社區(qū)）工會組織運作的實證分析，探討社會變遷過程中工會的組織轉型及其困境問題。本研究認為，經濟的市場化改革帶動了中國社會的全面轉型，面對國家管理體制的變動和勞動關系的深刻變化，我國工會開始了艱難的被動轉型過程。這主要表現為面對信任危機，為了回應社會的呼聲，同時也是為了維護社會政局的穩(wěn)定，近些年來工會開始探索改革創(chuàng)新之路，在現有的體制內努力作為，試圖夯實其合法性基礎。在街鎮(zhèn)層面，社區(qū)工會是工會組織體制創(chuàng)新的產物，在具體運作中，社區(qū)工會作為“行動者”主要采取了自轉與公轉兩種行動策略，在各項工作的開展過程中充分借勢、借力，以最大限度地調動各類資源，增強組織力量，擴大社會反響。這表明工會在社會變革中不僅僅是被動的適應者，同時也是積極的行動者；其行動策略也不僅僅是單純地服務于會員和廣大職工群眾，更重要的是迎合國家的需求，反映國家的旨意，并努力在兩者間尋求平衡。研究發(fā)現，從個案單位的組織運作來看，上海街鎮(zhèn)工會呈現出兩種基本的行動路徑或工作模式，即區(qū)級工會主導的工作推進模式（上級要求式）和以街鎮(zhèn)工會主導的工作推進模式（主動求變式），這表明在不同的社區(qū)工會組織場域，行動者的自由空間及行動意識與能力是不一樣的。另外，上海社區(qū)工會目前的組織運作特性并未出現由國家法團主義轉向社會法團主義的路徑跡象，其國家法團主義組織特征依然較為明顯。這與我國政治體制以及工會整體轉型進程的緩慢有一定的關聯?？傮w而言，盡管工會有維護、建設、參與、教育等四項職能，但其在行動中可歸類為維護服務與維穩(wěn)建設兩種基本邏輯，即對下（會員和職工）負責與對上（黨和國家）負責。由于中國工會特殊的政治身份，履行的是雙重代理人的角色：一方面，工會作為廣大會員和職工群眾的代理人，積極采取措施維護他們的合法權益和合理利益；另一方面，工會也參與社會管理，尤其是通過對社會領域的力量滲透，從而實行有效的管控，因而履行的是國家代理人的職責。在服務與管控之間，無疑在工會及其領導人的意識中，管控是占首位的。所以，從本質上講，隨著國家力量在社會領域的退出，工會作為國家代理人，在社會邊際領域積極滲透，開展相應的社會管理與服務工作，其組織行動背后體現的是國家管控的一種特殊方式，反映的是國家力量逐步滲入社會，以達到有效管控社會的目的。研究發(fā)現，工會在新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其政治屬性不僅沒有弱化反而在局部區(qū)域還有所強化。正是由于其特殊的組織特性（官民二重性）以及與政府的良性互動關系，在社會治理中扮演了政治替代的重要角色。本研究認為，在我國轉型發(fā)展與社會建設的過程中存在著一種特殊的社會現象，即國家對向社會放權呈現出一種矛盾的狀態(tài)：一方面，在社會倒逼改革的大背景下，國家被動地讓渡社會空間，通過向社會放權，在一定范圍內允許社會自組織的發(fā)展，從而使社會日益從國家領域中分離出來；但另一方面，又擔憂社會領域的自主發(fā)展，會影響到政治穩(wěn)定與社會安全，因而試圖使國家力量再度滲入社會，尤其是在傳統國家力量無法控制的新經濟組織和新社會組織這些邊際領域，通過政治性社團以國家代理人的角色來主導和管控部分空間，以達到社會整合的目的，從而實現國家政治權力的再生產。所以，當前我國在整體去政治化的背景下又存在著另一種形態(tài)的社會空間再政治化趨勢，具體表現為政治性社團在社會邊際領域的運作，使國家的意圖延伸至整個社會肌體的最末端，消除社會管理的“盲區(qū)”。對于這種邊際滲透的空間政治行為，體現了我國社會治理方式特殊的空間再政治化過程，即政治管控替代現象。這是本研究的重大發(fā)現之一。究其原因，國家在治理社會的過程中，依然存在著一定程度的制度慣性與路徑依賴，即通過依靠人民團體發(fā)揮樞紐型組織的作用，對社會進行有效地管控，以避免社會領域的失控和社會自治的效能不足。本研究認為，由于當前還面臨著一些難以突破的制度性困境，導致中國工會的組織轉型將是一個相對漫長的過程。對于今后的發(fā)展方向，社會法團主義或許是其較為可行的歸宿之一，即強化工會作為利益代表性社會組織的功能定位和去行政化的運作方式。文章最后討論了工會回歸社會組織的可行性以及對如何建設成為樞紐型社會組織提出了路徑建議。
馬超[9]（2014）在《京卡·互助服務卡三惠京城》文中提出[上篇]普惠:全市職工一卡走京城逛公園、看書、娛樂、保險、救援……目前,覆蓋全市職工的京卡服務非常多,幾乎持京卡·互助服務卡就可以"走遍京城",在全市范圍內享受各種的優(yōu)惠。領京卡:職工個個歡喜一天的午后,陽光直射進平谷區(qū)劉家店鎮(zhèn)工會服務站大廳,一陣喧嘩,迎來了一群職工。
尹傳政[10]（2013）在《當代中國的優(yōu)撫制度研究》文中進行了進一步梳理縱覽建國以來優(yōu)撫制度的發(fā)展歷史，主要經歷了這樣幾個發(fā)展階段：確立時期、發(fā)展時期、停滯時期、完善時期?？姑涝瘯r期是當代中國優(yōu)撫制度的確立時期。在總結革命戰(zhàn)爭實施的優(yōu)撫制度基礎上，1950年12月，內務部制定了《革命烈士家屬革命軍人家屬優(yōu)待暫行條例》、《革命殘廢軍人優(yōu)待撫恤暫行條例》等。自此，確立了國家的優(yōu)撫法律體系，奠定了國家優(yōu)撫制度的基礎。當時，根據保家衛(wèi)國的需要和實際的經濟狀況，國家對傷殘軍人、烈軍屬等采取了諸多優(yōu)撫措施。在優(yōu)待政策方面，國家在農村主要推行了以社會負擔為主體的代耕制度，在城市主要實施了優(yōu)待就業(yè)政策，同時還對烈軍屬在醫(yī)療費用、子女上學費用等方面予以優(yōu)待。在撫恤方面，針對傷殘軍人的撫恤要求，國家提高了撫恤標準，完善了評殘辦法。在褒揚方面，國家給烈士追功授予，并舉行各種悼念掃祭活動及修建烈士紀念建筑物等。此間的擁軍優(yōu)屬活動豐富多樣，包括節(jié)日間下發(fā)通知慰問、召開會議、座談會及文藝匯演等；平日則經常動員有關人員給烈軍屬做家務、給志愿軍寫慰問信等。從抗美援朝到文革發(fā)生是優(yōu)撫制度的發(fā)展時期。和平的建設環(huán)境和農業(yè)合作化運動的開展，推動優(yōu)撫制度進行了一些改變。在優(yōu)待制度方面，代耕制度逐漸為優(yōu)待勞動日所替代，而且實物補助作為一種優(yōu)待輔助手段被推行。撫恤制度方面，國家再一次提高了傷殘撫恤標準，同時為解決以前戰(zhàn)爭遺留的傷殘問題，國家再次對傷殘軍人實施醫(yī)療費用的減免。褒揚政策方面，除了繼續(xù)推行原來的做法之外，國家加強了烈士紀念建筑修建的監(jiān)督管理，嚴禁亂建。文革時期，階級斗爭的聲浪沖擊了整個優(yōu)撫工作，其主要表現為：優(yōu)撫機構被撤銷；優(yōu)撫政策被廢止；撫恤標準難以提高；優(yōu)撫對象受到迫害等。但是一些做法仍被堅持了下來，比如，優(yōu)待勞動日、定量補助等；擁軍優(yōu)屬活動也一直開展，形式還比較多樣。改革開放以后，優(yōu)撫制度逐漸恢復，并增加了一些新的內容，主要表現為一系列新的優(yōu)撫法規(guī)誕生。比如，國家先后頒布了《革命烈士褒揚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兵役法》、《軍人撫恤優(yōu)待條例》等。由此，原來的優(yōu)撫政策更加制度化、法規(guī)化。20世紀90年代以后，國家又先后頒布了《革命烈士紀念建筑物管理保護辦法》、《傷殘撫恤管理暫行辦法》、《軍人撫恤優(yōu)待條例》和《烈士褒揚條例》等。由此，優(yōu)撫制度發(fā)生了較大的變化。優(yōu)待制度方面，農村的優(yōu)待勞動日被優(yōu)待金所取代；定期定量補助最終以定期撫恤的形式確定下來。撫恤制度方面，國家先后十三次提高傷殘撫恤標準，進一步完善了評殘條件。褒揚制度方面，國家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完善了烈士評定條件，擴大了參評范圍；其指導思想是既注重精神獎勵又重視物質獎勵。擁軍優(yōu)屬方面，積極開展雙擁活動，特別是設立了專門的領導機構和獎勵制度。綜上所述，當代中國的優(yōu)撫制度產生于革命戰(zhàn)爭年代，到抗美援朝時期發(fā)展到一個高峰。從某個角度看，它成為促使軍人形象改變的一種背后的重要支撐，傳統的觀念是“好男不當兵”，而在中共的領導下則變?yōu)樯鐣小白羁蓯鄣娜恕?，人人爭而為之。顯然，它使中共在贏得人民支持和戰(zhàn)爭勝利方面起了無比重要的作用。和平時期，優(yōu)撫制度則擔當著支持國家安全和社會穩(wěn)定的作用，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后，它逐漸成為社會保障體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二、北京市通州區(qū)工會就元旦春節(jié)期間開展送溫暖活動發(fā)出通知（論文開題報告）
（1）論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處內容要求：
首先簡單簡介論文所研究問題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簡單明了地指出論文所要研究解決的具體問題，并提出你的論文準備的觀點或解決方法。
寫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簡64位RISC處理器存儲管理單元結構并詳細分析其設計過程。在該MMU結構中,TLB采用叁個分離的TLB,TLB采用基于內容查找的相聯存儲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為64KB和細粒度為4KB兩種頁面大小,采用多級分層頁表結構映射地址空間,并詳細論述了四級頁表轉換過程,TLB結構組織等。該MMU結構將作為該處理器存儲系統實現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調查法：該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統的搜集有關研究對象的具體信息。
觀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輔助工具直接觀察研究對象從而得到有關信息。
實驗法：通過主支變革、控制研究對象來發(fā)現與確認事物間的因果關系。
文獻研究法：通過調查文獻來獲得資料，從而全面的、正確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實證研究法：依據現有的科學理論和實踐的需要提出設計。
定性分析法：對研究對象進行“質”的方面的研究，這個方法需要計算的數據較少。
定量分析法：通過具體的數字，使人們對研究對象的認識進一步精確化。
跨學科研究法：運用多學科的理論、方法和成果從整體上對某一課題進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這是社會科學用來分析社會現象的一種方法，從某一功能出發(fā)研究多個方面的影響。
模擬法：通過創(chuàng)設一個與原型相似的模型來間接研究原型某種特性的一種形容方法。
三、北京市通州區(qū)工會就元旦春節(jié)期間開展送溫暖活動發(fā)出通知（論文提綱范文）
（1）國企工會互助制度的生成與變遷研究 ——基于YZ廠的實證分析（論文提綱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緒論 |
| 1.1 選題緣起與問題提出 |
| 1.1.1 選題緣起 |
| 1.1.2 問題提出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工會 |
| 1.2.2 工會會員與單位成員 |
| 1.2.3 互助互濟 |
| 1.2.4 工會互助制度 |
| 1.3 理論基礎與解釋框架 |
| 1.3.1 理論基礎:制度生成與變遷理論 |
| 1.3.2 解釋框架:“結構—需求—制度”分析框架 |
| 1.3.3 論文篇章結構 |
| 1.4 研究對象情況介紹 |
| 1.5 研究方法 |
| 1.6 研究意義 |
| 1.6.1 理論意義 |
| 1.6.2 現實意義 |
| 第2章 相關文獻回顧與述評 |
| 2.1 國內文獻回顧 |
| 2.1.1 工會角色與組織運行研究 |
| 2.1.2 工會功能與改革研究 |
| 2.1.3 互助價值傳統與互助實踐研究 |
| 2.1.4 工會互助保障研究 |
| 2.2 國外文獻回顧 |
| 2.2.1 工會角色與組織運行研究 |
| 2.2.2 工會功能與改革研究 |
| 2.2.3 互助思想與互助組織研究 |
| 2.3 既有學術貢獻與局限 |
| 2.3.1 學術貢獻 |
| 2.3.2 研究局限 |
| 第3章 工會互助制度生成的背景分析 |
| 3.1 制度下沉:社會生產力發(fā)展水平催生互助“剛性需求” |
| 3.1.1 計劃經濟時期經濟水平與收入分配制度的局限 |
| 3.1.2 單位制初期國有企業(yè)“縱橫交錯”管理體系下的工會組織 |
| 3.1.3 單位制初期的工會保障職能 |
| 3.2 組織反饋:單位成員團結模式的有機形塑 |
| 3.2.1 發(fā)揮工會“政治動員”組織者的作用 |
| 3.2.2 互助行為優(yōu)化單位成員社會互動結構 |
| 3.2.3 集體主義思想成為單位體制時期價值取向 |
| 3.3 個體需求:滿足計劃經濟時期單位成員基本生活保障需求 |
| 3.3.1 脫離剝削性質的舊時民間借貸組織的需求 |
| 3.3.2 大量單位成員存在應急借款的需求 |
| 3.3.3 緩解單位成員家屬“后顧之憂”的需求 |
| 第4章 計劃經濟時期工會互助制度的“初樣態(tài)” |
| 4.1 工會互助制度“初樣態(tài)”的運行和功能 |
| 4.1.1 建國初期工人階級互助實踐 |
| 4.1.2 工會互助制度的運行過程 |
| 4.1.3 工會互助制度“初樣態(tài)”的功能 |
| 4.2 YZ廠工會互助制度“初樣態(tài)”的內容和特點 |
| 4.2.1 “互助儲金會”——經濟互助制度 |
| 4.2.2 “生活服務小組”——勞力互助制度 |
| 4.2.3 “思想互助小組”——思想互助制度 |
| 4.2.4 由“輸血”到“造血”的互助基金會 |
| 4.3 單位成員對工會互助制度“初樣態(tài)”的行動回應 |
| 4.3.1 單位成員“支持型”行動 |
| 4.3.2 單位成員“妥協型”行動 |
| 4.3.3 單位成員“觀望型”行動 |
| 4.3.4 單位成員“排斥型”行動 |
| 第5章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時期工會互助制度的“新樣態(tài)” |
| 5.1 工會互助制度“新樣態(tài)”的特點和功能 |
| 5.1.1 從路徑依賴視角解析工會互助制度“新樣態(tài)” |
| 5.1.2 職工互助保障區(qū)別于商業(yè)保險的獨特價值 |
| 5.1.3 互助制度助力工會打造全方位保障“品牌” |
| 5.2 YZ廠工會互助制度“新樣態(tài)”的表現形式 |
| 5.2.1 YZ廠參與職工互助保障的必要性 |
| 5.2.2 雙軌互助制度并行的YZ廠特色 |
| 5.2.3 對制度目標和成效的認同激發(fā)參與動力 |
| 5.3 單位成員對工會互助制度“新樣態(tài)”的行動回應 |
| 5.3.1 單位成員“支持型”行動 |
| 5.3.2 單位成員“妥協型”行動 |
| 5.3.3 單位成員“觀望型”行動 |
| 5.3.4 單位成員“排斥型”行動 |
| 第6章 工會互助制度的變遷邏輯分析 |
| 6.1 宏觀制度對中層賦能和個體需求的決定作用 |
| 6.1.1 國家宏觀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作用 |
| 6.1.2 單位由行政性整合轉向利益性整合 |
| 6.1.3 “國家—單位保障”進階“國家—社會保障” |
| 6.2 中層賦能的“強化”促生互助組織新形態(tài) |
| 6.2.1 向上貫徹:上級工會“在場”重塑互助邊界 |
| 6.2.2 向下回應:發(fā)揮工會組織聯系職工的“橋梁紐帶” |
| 6.2.3 自我賦能:工會組織市場化“跨界” |
| 6.3 微觀個體為宏觀結構和中層賦能提供經驗建構 |
| 6.3.1 “搭便車”的群體惰性助推互助行為制度化 |
| 6.3.2 “由借到掙”的行為邏輯嵌入互助基金會的運營理念 |
| 6.3.3 “風險自擔”的制度常態(tài)激發(fā)工會互助保障的轉型 |
| 第7章 結論與討論 |
| 7.1 主要結論 |
| 7.1.1 工會互助制度生成的復合因素 |
| 7.1.2 工會互助制度變遷不可忽視的“中層力量” |
| 7.1.3 工會互助制度的現實意義 |
| 7.2 研究不足 |
| 7.3 研究展望 |
| 參考文獻 |
| 附錄 |
| 附錄1:訪談提綱 |
| 附錄2:受訪者基本信息表(以訪談時間先后排序) |
| 附錄3:《互助儲金會組織通則》 |
| 附錄4:《中國職工保險互助會章程》 |
| 附錄5:中國職工保險互助會C市辦事處開展的職工互助保障類型 |
| 作者簡介及在學期間學術成果 |
| 致謝 |
（2）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服務型工會建設研究（論文提綱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緒論 |
| 1.1 選題緣起及意義 |
| 1.1.1 選題緣起 |
| 1.1.2 選題意義 |
| 1.2 國內外研究綜述 |
| 1.2.1 國內研究述評 |
| 1.2.2 國外研究述評 |
| 1.3 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創(chuàng)新點與不足 |
| 1.4.1 本文創(chuàng)新點 |
| 1.4.2 研究不足之處 |
| 第2章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服務型工會建設的理論基礎及理論創(chuàng)新 |
| 2.1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服務型工會建設的概念界定 |
| 2.1.1 工會 |
| 2.1.2 工會服務 |
| 2.1.3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工會 |
| 2.1.4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服務型工會 |
| 2.2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服務型工會建設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 |
| 2.2.1 馬克思、恩格斯的工會建設思想 |
| 2.2.2 列寧、斯大林的工會建設思想 |
| 2.2.3 中國化馬克思主義者的工會建設思想 |
| 2.3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工會理論的創(chuàng)新發(fā)展 |
| 2.3.1 黨的理論創(chuàng)新為工會理論創(chuàng)新提供根本遵循 |
| 2.3.2 中國工運時代主題創(chuàng)新發(fā)展 |
| 2.3.3 產業(yè)工人隊伍建設改革持續(xù)推進 |
| 2.3.4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工會發(fā)展道路深化拓展 |
| 第3章 中國工會的發(fā)展歷程及其職能的演變 |
| 3.1 新中國成立前的中國工會及其重要職能 |
| 3.1.1 中國工會誕生背景 |
| 3.1.2 中華全國總工會的誕生 |
| 3.1.3 新中國成立前中國工會的特點及其主要職能 |
| 3.2 改革開放前的中國工會及其主要職能 |
| 3.2.1 工人階級成為領導階級 |
| 3.2.2 計劃經濟條件下中國工會的特點 |
| 3.2.3 計劃經濟條件下中國工會的職能 |
| 3.3 新時期的中國工會及其主要職能 |
| 3.3.1 挑戰(zhàn)與機遇并存的中國工會 |
| 3.3.2 新時期中國工會的特點 |
| 3.3.3 新時期中國工會的職能 |
| 3.4 新時代的中國工會及其主要職能 |
| 3.4.1 黨的歷史上第一次群團工作會議 |
| 3.4.2 新時代中國工會的特點 |
| 3.4.3 新時代中國工會的職能 |
| 第4章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服務型工會建設的三重蘊涵 |
| 4.1 服務中心——工會的政治屬性決定 |
| 4.1.1 思想政治引領:夯實黨的執(zhí)政之基 |
| 4.1.2 文化價值引領: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
| 4.1.3 先進典型引領:弘揚勞模精神培養(yǎng)大國工匠 |
| 4.1.4 職工利益引領:構建中國特色和諧勞動關系 |
| 4.1.5 健全機制引領:推進社會治理體系現代化 |
| 4.2 服務基層——工會的社會屬性決定 |
| 4.2.1 促進企業(yè)發(fā)展,維護職工權益 |
| 4.2.2 促進企業(yè)和諧,注重載體建設 |
| 4.2.3 促進企業(yè)和職工共成長,培育先進企業(yè)文化 |
| 4.3 服務職工——工會的職能屬性決定 |
| 4.3.1 精準服務 |
| 4.3.2 普惠服務 |
| 4.3.3 專業(yè)化服務 |
| 4.3.4 特色服務 |
| 4.3.5 維權服務 |
| 第5章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服務型工會建設的現狀 |
| 5.1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服務型工會建設取得的主要成就 |
| 5.1.1 工會組織網絡體系不斷健全、服務陣地規(guī)范化 |
| 5.1.2 工會服務項目體系不斷完善、服務內容項目化 |
| 5.1.3 工會智慧平臺體系不斷成熟、服務流程信息化 |
| 5.1.4 工會服務隊伍體系不斷壯大、服務能力綜合化 |
| 5.2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服務型工會建設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
| 5.2.1 服務覆蓋范圍與職工用工形式多樣化的矛盾 |
| 5.2.2 服務項目配置與職工群眾需求個性化的矛盾 |
| 5.2.3 服務載體更新與信息化發(fā)展的矛盾 |
| 5.2.4 服務機制建設與人員隊伍素質的矛盾 |
| 5.3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服務型工會建設現存問題的原因探析 |
| 5.3.1 觀念層面因素:群眾意識的淡化 |
| 5.3.2 體制層面因素:行政化運行的困境 |
| 5.3.3 機制層面因素:制度供給的不足 |
| 5.3.4 人員層面因素:結構不合理的局限 |
| 第6章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服務型工會建設的主要對策與思考 |
| 6.1 牢記職責使命,著力凝聚服務職工的思想共識 |
| 6.1.1 堅持人民至上理念 |
| 6.1.2 堅持以問題為導向 |
| 6.1.3 堅持以效果為導向 |
| 6.2 著眼擴面覆蓋,推進完善服務職工的組織體系 |
| 6.2.1 鞏固企事業(yè)單位已有的工會服務陣地建設 |
| 6.2.2 擴大工會組織對新產業(yè)、新業(yè)態(tài)、新人群的覆蓋面 |
| 6.3 強化科技引領,打造創(chuàng)新服務職工的載體平臺 |
| 6.3.1 推進工會會員信息平臺建設 |
| 6.3.2 推進工會網上工作平臺建設 |
| 6.3.3 推進官方微博、微信公眾號、App移動客戶端建設 |
| 6.4 聚焦共享理念,積極構建服務職工的普惠模式 |
| 6.4.1 找好服務角度,實現服務領域全方位 |
| 6.4.2 拓寬服務廣度,實現服務內容廣覆蓋 |
| 6.4.3 強化服務深度,實現服務方式多樣性 |
| 6.4.4 加大服務力度,實現服務受眾多元化 |
| 6.5 展現改革成果,建立高效服務職工的隊伍 |
| 6.5.1 人員結構的專業(yè)性、合理性 |
| 6.5.2 人員培訓的常態(tài)化、經?；?/td> |
| 6.5.3 績效考核的規(guī)范性、激勵性 |
| 結語 |
| 參考文獻 |
| 作者簡介及在學期間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謝 |
（3）就地過年，也能就地過好年——看企業(yè)如何出“實招”留員工過好年（論文提綱范文）
| 陽區(qū)總工會黨組常務副書記、常副主席姬文革暖心“五送”職工過大年 |
| 中關村科學城總工會經審主任王遠霞發(fā)紅包給補貼各級工會聯手“留人” |
| 北京市通州小樓飯店工會主席郭昂六項“暖心舉措”讓員工安心 |
| 北京城建集團工程總承包部工會副主席曾丁丁多項人性化暖心小舉措助力“就地過年” |
| 首鋼礦業(yè)公司運輸部宣傳干事井春苓“四個一”活動助力職工就地過年 |
| 中鐵十四局集團房橋有限公司工會干部郭靜“全鏈條”保障員工就地過年 |
| 鏈接 |
| 北京：發(fā)放消費券、20G本地上網流量包 |
| 家政春保：每人獎勵上限400元 |
| 京東物流：專項補貼近1億，保障堅守員工溫暖過年 |
（4）國有企業(yè)集體性勞資沖突的管控機制研究 ——基于兩個資源型國有企業(yè)的比較案例研究（論文提綱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緒論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現實背景 |
| 1.1.2 理論背景 |
| 1.2 研究問題(基于現實背景和理論背景提出) |
| 1.2.1 研究問題1：企業(yè)內各主體的勞動關系管理行為的存在性研究 |
| 1.2.2 研究問題2：各主體的勞動關系管理行為管控集體性勞資沖突的過程研究 |
| 1.2.3 研究問題3：情境與管控集體性勞資沖突之間的關系研究 |
| 1.2.4 關于研究問題的進一步說明：為何聚焦資源型國有企業(yè) |
| 1.3 研究意義 |
| 1.3.1 學術意義 |
| 1.3.2 現實意義 |
| 1.4 概念界定與釋義 |
| 1.4.1 資源型國有企業(yè)的界定(限定研究對象的范圍) |
| 1.4.2 人力資源實踐的界定(管理方的勞動關系管理行為) |
| 1.4.3 黨組織跨界行為的界定(黨組織的勞動關系管理行為) |
| 1.4.4 工會實踐的界定(工會的勞動關系管理行為) |
| 1.4.5 集體性勞資沖突的界定(管控結果) |
| 1.4.6 “新單位制”的界定(情境) |
| 1.4.7 “內部嵌入”與“外部嵌入”的界定(管理體系之間的契合度) |
| 1.5 技術路線 |
| 1.5.1 研究范式 |
| 1.5.2 技術路線圖示 |
| 第二章 文獻綜述 |
| 2.1 企業(yè)管理方的行為：人力資源實踐 |
| 2.1.1 人力資源實踐的分類和構成 |
| 2.1.2 人力資源實踐的結果變量 |
| 2.1.3 人力資源實踐研究述評 |
| 2.2 企業(yè)黨組織的行為：黨組織跨界行為 |
| 2.2.1 研究黨組織跨界行為的必要性 |
| 2.2.2 跨界行為的分類和構成 |
| 2.2.3 跨界行為的前因變量、結果變量和調節(jié)變量 |
| 2.2.4 跨界行為研究述評 |
| 2.3 企業(yè)工會的行為：工會實踐 |
| 2.3.1 工會實踐的分類和構成 |
| 2.3.2 工會實踐的結果變量 |
| 2.3.3 工會實踐研究述評 |
| 2.4 勞資沖突及其管控 |
| 2.4.1 勞資沖突的分類和影響 |
| 2.4.2 如何管控勞資沖突？兩種主流學派的紛爭 |
| 2.4.3 勞資沖突及其管控研究述評 |
| 2.5 勞資沖突研究中的一個重要的過程理論視角：勞動過程理論視角 |
| 2.5.1 勞動過程理論的重要性 |
| 2.5.2 勞動過程理論的意涵和優(yōu)勢 |
| 2.5.3 勞動過程理論的發(fā)展 |
| 2.5.4 勞動過程理論研究述評 |
| 2.6 組織學習理論：解釋管控過程中,勞動關系主體自身的變化過程 |
| 2.6.1 組織學習的意涵 |
| 2.6.2 組織學習理論與本研究的關系 |
| 2.6.3 組織學習的影響因素 |
| 2.6.4 組織學習的作用 |
| 2.6.5 組織學習理論研究述評 |
| 2.7 社會交換理論：解釋管控過程中,員工-組織關系的變化過程 |
| 2.7.1 社會交換理論釋義 |
| 2.7.2 社會交換理論視角如何應用于勞動關系研究？ |
| 2.7.3 社會交換在組織內發(fā)生的層次 |
| 2.7.4 社會交換理論視角下的勞動關系研究述評 |
| 2.8 情境：“新單位制”及其轉型的影響 |
| 2.8.1 計劃經濟下的“單位制” |
| 2.8.2 市場經濟下的資源型國有企業(yè)中的“新單位制” |
| 2.8.3 “新單位制”及其轉型與集體性勞資沖突 |
| 2.8.4 “新單位制”的轉型所帶來影響的理論解釋：嵌入理論 |
| 2.8.5 關于情境變化的影響之研究述評 |
| 2.9 本章小結 |
| 第三章 研究方法 |
| 3.1 案例研究方法簡介 |
| 3.1.1 案例研究方法的意涵、發(fā)展和分類 |
| 3.1.2 為什么本研究采用案例研究方法？ |
| 3.1.3 為什么本研究采用比較案例研究？ |
| 3.2 本案例研究的特殊之處：拓展式案例研究 |
| 3.2.1 拓展式案例研究的意涵、發(fā)展和分類 |
| 3.2.2 拓展式案例研究的特點 |
| 3.2.3 為什么本研究需要使用拓展式案例研究？ |
| 3.2.4 本研究如何進行拓展式案例研究？ |
| 3.3 案例選擇 |
| 3.3.1 案例選擇的抽樣邏輯：理論抽樣 |
| 3.3.2 案例選擇的原因 |
| 3.4 數據收集與分析 |
| 3.4.1 數據收集方法 |
| 3.4.2 數據收集情況 |
| 3.4.3 數據分析方法 |
| 3.5 從數據到理論 |
| 3.5.1 方法論方面的說明 |
| 3.5.2 應用典型范例 |
| 3.6 效度和信度 |
| 3.7 本章小結 |
| 第四章 案例背景 |
| 4.1 案例企業(yè)的基本情況 |
| 4.1.1 S1公司的基本情況 |
| 4.1.2 S2公司的基本情況 |
| 4.2 情境相同：均長期身處“新單位制”下,并面臨轉型 |
| 4.2.1 S1公司和S2公司均長期身處“新單位制”下 |
| 4.2.2 S1公司和S2公司均面臨“新單位制”的轉型 |
| 4.3 勞資沖突的管控效果對比：S1公司的失敗與S2公司的成功 |
| 4.3.1 S1公司的管控失?。喊l(fā)生了集體性勞資沖突 |
| 4.3.2 S2公司的管控成功：未發(fā)生集體性勞資沖突 |
| 4.4 本章小結 |
| 第五章 存在性研究：各主體的勞動關系管理行為的存在性及其構成 |
| 5.1 企業(yè)管理方：人力資源實踐 |
| 5.1.1 S1公司的人力資源實踐 |
| 5.1.2 S2公司的人力資源實踐 |
| 5.1.3 S1、S2公司人力資源實踐的對比 |
| 5.2 企業(yè)黨組織：黨組織跨界行為 |
| 5.2.1 S1公司的黨組織跨界行為 |
| 5.2.2 S2公司的黨組織跨界行為 |
| 5.2.3 S1、S2公司黨組織跨界行為的對比 |
| 5.3 企業(yè)工會：工會實踐 |
| 5.3.1 S1公司的工會實踐 |
| 5.3.2 S2公司的工會實踐 |
| 5.3.3 S1、S2公司工會實踐的對比 |
| 5.4 本章小結 |
| 第六章 直接效應研究：勞動關系管理行為管控集體性勞資沖突的直接作用 |
| 6.1 企業(yè)管理方：人力資源實踐管控集體性勞資沖突的直接效應分析 |
| 6.1.1 S1公司管理方的直接效應分析 |
| 6.1.2 S2公司管理方的直接效應分析 |
| 6.1.3 S1公司和S2公司的對比分析 |
| 6.2 企業(yè)黨組織：黨組織跨界行為管控集體性勞資沖突的直接效應分析 |
| 6.2.1 S1公司黨組織的直接效應分析 |
| 6.2.2 S2公司黨組織的直接效應分析 |
| 6.2.3 S1公司和S2公司的對比分析 |
| 6.3 企業(yè)工會：工會實踐管控集體性勞資沖突的直接效應分析 |
| 6.3.1 S1公司工會的直接效應分析 |
| 6.3.2 S2公司工會的直接效應分析 |
| 6.3.3 S1公司和S2公司的對比分析 |
| 6.4 本章小結 |
| 第七章 中介效應研究：班組長和工會的中介作用 |
| 7.1 中介過程的關鍵角色：工會(組織層面)和班組長(個體層面) |
| 7.1.1 組織層面的中介角色：工會 |
| 7.1.2 個體層面的中介角色：班組長 |
| 7.2 管理方管控集體性勞資沖突的中介過程 |
| 7.2.1 S1公司管理方的中介過程 |
| 7.2.2 S2公司管理方的中介過程 |
| 7.2.3 S1公司和S2公司的對比分析 |
| 7.3 黨組織管控集體性勞資沖突的中介過程 |
| 7.3.1 S1公司黨組織的中介過程 |
| 7.3.2 S2公司黨組織的中介過程 |
| 7.3.3 S1公司和S2公司的對比分析 |
| 7.4 本章小結 |
| 第八章 情境研究：“新單位制”及其轉型對勞資沖突管控的影響 |
| 8.1 管控成敗的“外部嵌入”分析：基于嵌入理論視角 |
| 8.1.1 S1公司管控體系的“外部嵌入”：差 |
| 8.1.2 S2公司管控體系的“外部嵌入”：好 |
| 8.2 管控成敗的內部過程分析：基于社會交換理論和組織學習理論 |
| 8.2.1 管控成敗的內部過程分析：直接效應分析 |
| 8.2.2 管控成敗的內部過程分析：中介效應分析 |
| 8.3 本章小結 |
| 第九章 結果與討論 |
| 9.1 命題1：關于行為存在性的命題 |
| 9.1.1 命題1的提出(回應研究問題1) |
| 9.1.2 命題1相關內容的研討 |
| 9.2 命題2：關于作用過程的命題 |
| 9.2.1 提出命題2.1(關于直接效應的命題),以回應研究問題2.1 |
| 9.2.2 提出命題2.2(關于中介效應的命題),以回應研究問題2.2 |
| 9.2.3 命題2的提出(回應研究問題2) |
| 9.3 命題3：關于情境影響的命題 |
| 9.3.1 提出命題3.1(關于“情境是什么”的命題),以回應研究問題3.1 |
| 9.3.2 提出命題3.2(關于“情境變化的影響”的命題),以回應研究問題3.2 |
| 9.3.3 命題3的提出(回應研究問題3) |
| 9.4 “涌現”出的其他研究發(fā)現：“關系”的重要性 |
| 9.5 資源型國有企業(yè)的勞資沖突管控過程模型 |
| 9.5.1 “新單位制”下的勞資沖突管控過程圖解 |
| 9.5.2 “新單位制”轉型時的勞資沖突管控過程圖解 |
| 9.6 貢獻與啟示 |
| 9.6.1 理論貢獻 |
| 9.6.2 實踐啟示 |
| 9.7 局限性與未來研究展望 |
| 9.7.1 本研究的局限性 |
| 9.7.2 未來研究展望 |
| 參考文獻 |
| 附錄 田野調研實錄 |
| 攻讀博士學位期間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謝 |
| 附件 |
（5）改革開放以來工會調研工作回顧與前瞻（論文提綱范文）
| 一、改革開放以來工會調研工作的歷程和成效 |
| (一) 1978年工會九大至1993年工會十二大期間調研工作 |
| 1. 開展勞動保護調研, 推動工會恢復重建工作 |
| 2. 開展工資福利生活調研, 保障職工基本生活 |
| 3. 開展職工教育調研, 加強職工素質建設 |
| 4. 開展工會自身建設調研, 啟動工會改革 |
| 5. 開展貫徹12號文件調研, 落實黨的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根本方針 |
| 6. 開展第一、二、三次全國職工隊伍狀況調查, 創(chuàng)建常態(tài)化調查的工作品牌 |
| (二) 1993年工會十二大至2003年工會十四大期間調研工作 |
| 1. 開展工會工作總體思路調研, 明確維護是工會的基本職責 |
| 2. 開展工會工作模式與經驗調研, 探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工會工作新路子 |
| 3. 開展勞動關系問題調研, 貫徹實施《勞動法》 |
| 4. 開展廠務公開調研, 堅持依靠職工辦企業(yè) |
| 5. 開展國有企業(yè)改革中職工權益調研, 促進實施送溫暖工程 |
| 6. 開展第四、五次全國職工隊伍狀況調查, 了解世紀之交職工隊伍新特征 |
| (三) 2003年工會十四大至2013年工會十六大期間調研工作 |
| 1. 開展“組織起來、切實維權”大調研, 探索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工會發(fā)展道路 |
| 2. 開展農民工調研, 保障農民工合法權益 |
| 3. 開展勞動關系矛盾調研, 維護職工隊伍和諧穩(wěn)定 |
| 4. 開展維權調研, 建立健全工會維權機制 |
| 5. 開展應對國際金融危機調研, 實施“共同約定行動” |
| 6. 開展發(fā)揮工會作用調研, 健全服務職工長效機制 |
| 7. 開展第六、七次全國職工隊伍狀況調查, 把握構建和諧社會背景下職工隊伍新變化 |
| (四) 2013年工會十六大以來調研工作 |
| 1. 開展基層工會組織建設調研, 發(fā)揮基層工會作用 |
| 2. 開展保障和改善民生調研, 提高職工對改革的獲得感 |
| 3. 開展工會改革創(chuàng)新調研, 增強工會組織影響力凝聚力戰(zhàn)斗力 |
| 4. 開展產業(yè)工人隊伍建設改革調研, 全面提升產業(yè)工人素質 |
| 5. 開展第八次全國職工隊伍狀況調查, 探索互聯網時代職工發(fā)展新趨勢 |
| 二、改革開放以來工會調研工作的經驗和不足 |
| (一) 工會調研工作積累了豐富經驗 |
| 1. 以科學理論為指導, 把握正確政治方向 |
| 2. 以服務大局為中心, 發(fā)揮參謀智囊作用 |
| 3. 以解放思想為前提, 強化先導先行功能 |
| 4. 以解決問題為導向, 增強指導工作實效 |
| 5. 以隊伍建設為保障, 提升調研質量水平 |
| (二) 工會調研工作具有鮮明的特點 |
| 1. 調研任務從中央到部門, 厘清層次突出重點 |
| 2. 調研主體從個體到群體, 整合力量形成格局 |
| 3. 調研領域從工會到社會, 拓寬廣度開拓視野 |
| 4. 調研內容從單一到綜合, 提升高度挖掘深度 |
| 5. 調研方式從定性到定量, 創(chuàng)新工具豐富手段 |
| (三) 工會調研工作存在的問題和不足 |
| 1. 思想認識不夠 |
| 2. 調研質量不高 |
| 3. 成果轉化不力 |
| 4. 力量整合不足 |
| 三、新形勢下工會調研工作的展望和實踐 |
| (一) 工會調研工作面臨的形勢 |
| 1. 時代發(fā)展必然趨勢 |
| 2. 工會改革創(chuàng)新要求 |
| 3. 隊伍建設內在需要 |
| (二) 工會調研工作的總體要求 |
| 1. 堅持正確方向 |
| 2. 創(chuàng)新調研理念 |
| 3. 健全調研機制 |
| 4. 改進調研方法 |
| (三) 工會調研工作的重點任務 |
| 1. 把握工運時代主題, 充分發(fā)揮工人階級主力軍作用 |
| 2. 提高職工隊伍素質, 不斷發(fā)展工人階級先進性 |
| 3. 健全服務職工體系, 切實履行維權基本職責 |
| 4. 構建和諧勞動關系, 著力維護職工隊伍穩(wěn)定 |
| 5. 加強工會對外工作, 推動形成國際工運新秩序 |
| 6. 增“三性”去“四化”, 扎實推進工會改革創(chuàng)新 |
（6）童年的“消逝”與“綻放” ——近30年中國少兒電視研究（論文提綱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緒論 |
| 一、選題的緣起及意義 |
| 二、相關概念闡釋 |
| 三、國內外研究綜述 |
| 四、研究思路、研究資料、研究方法 |
| 五、創(chuàng)新點與不足 |
| 上篇 |
| 第一章 國內外兒童電視發(fā)展歷程 |
| 第一節(jié) 國外少兒電視發(fā)展史 |
| 一、"節(jié)目時代"的國外少兒電視 |
| 二、"頻道時代"國外少兒電視發(fā)展 |
| 第二節(jié) 中國少兒電視第一個時期:節(jié)目時代(1958-1999) |
| 一、中國少兒電視分期的界定依據 |
| 二、"節(jié)目時代"少兒電視發(fā)展脈絡 |
| 三、豐富、突破與交流: "節(jié)目時代"中國少兒電視的發(fā)展特征 |
| 第三節(jié) 中國少兒電視第二個時期:頻道時代(1999-2008) |
| 一、國內少兒頻道成立之必然 |
| 二、中國少兒電視"頻道時代"的開啟 |
| 三、少兒電視頻道的"綻放" |
| 四、精品節(jié)目與產業(yè)化:頻道時代少兒電視的特征 |
| 第四節(jié) 中國少兒電視第三個時期:新媒體時代(2008年至今) |
| 一、新媒體時代的少兒電視 |
| 二、新媒體時代中國少兒電視的發(fā)展 |
| 第二章 陽光與凈土:近30年中國少兒電視的內容規(guī)制與分類研究 |
| 第一節(jié) 社會效益至上:中國電視發(fā)展的道路自信 |
| 一、世界三大電視體制概述 |
| 二、社會效益至上:中國電視體制的文化選擇與自信 |
| 三、關于中國電視體制優(yōu)劣的爭議與結論 |
| 第二節(jié) 不能污染的凈土:中國少兒電視的內容規(guī)制 |
| 一、中國少兒電視的內容規(guī)制與法律保護 |
| 二、中國少兒電視保護規(guī)制的實踐 |
| 三、中國少兒電視節(jié)目的地位與作用 |
| 四、中國少兒電視節(jié)目的分類 |
| 第三節(jié) 少兒新聞類節(jié)目研究 |
| 一、少兒新聞面面觀 |
| 二、少兒新聞類節(jié)目制作分析:以山東少兒《鏘鏘校園行》節(jié)目為例 |
| 三、《鏘鏘校園行》與《新聞袋袋褲》節(jié)目比較研究 |
| 第四節(jié) 少兒娛樂類節(jié)目研究及功能研究 |
| 一、少兒娛樂類節(jié)目的發(fā)展與作用 |
| 二、少兒娛樂類節(jié)目制作分析:以山東少兒《非常小孩》節(jié)目為例 |
| 三、《非常小孩》與《快樂大巴》節(jié)目比較研究 |
| 第五節(jié) 少兒教育類節(jié)目研究 |
| 一、少兒教育類節(jié)目發(fā)展探究 |
| 二、少兒教育類節(jié)目制作分析:以山東少兒《成長關注》節(jié)目為例 |
| 三、《成長關注》與《幼兒緣》節(jié)目比較研究 |
| 第六節(jié) 少兒服務類節(jié)目研究 |
| 一、少兒服務類電視節(jié)目興起與發(fā)展 |
| 二、少兒服務類節(jié)目制作分析:以山東少兒《辣媽駕到》節(jié)目為例 |
| 三、《辣媽駕到》與《非童小可》節(jié)目比較研究 |
| 第三章 頻道時代:少兒電視的綻放與中國少兒文化的重構 |
| 第一節(jié) 少兒頻道的建立與"頻道時代"的到來 |
| 一、余培俠與中國少兒頻道的建立 |
| 二、"頻道時代"建立的政策因素與各地少兒頻道的建立 |
| 第二節(jié) 少兒頻道的時代特征 |
| 一、少兒頻道的"公益性" |
| 二、"四級少兒頻道"體制 |
| 三、動漫播出平臺與動漫產業(yè) |
| 四、傳播平臺更是教育平臺 |
| 第三節(jié) 頻道時代中國兒童文化的重構 |
| 一、兒童的缺失與"兒童本位"的艱難初現 |
| 二、電視媒介實踐中兒童權利的初步體現與成人權威的瓦解 |
| 三、電視是兒童產生"自我認知"的助推器,賦予兒童更豐富的娛樂權與參與權 |
| 四、頻道時代電視媒介對兒童本位的確認 |
| 第四章 新媒體時代:中國少兒電視的困境、機遇與未來 |
| 第一節(jié) 中國少兒電視發(fā)展困境的深度分析:外部困境與內部因素 |
| 一、政策環(huán)境:扶持與限制 |
| 二、受眾限制與發(fā)展道路的迷失 |
| 三、來自內部的制約因素 |
| 第二節(jié) 新媒體環(huán)境下中國少兒電視的危機與機遇 |
| 一、中國新媒體發(fā)展概況 |
| 二、新媒體發(fā)展的影響 |
| 三、新媒體發(fā)展對少兒的隱憂 |
| 第三節(jié) 產業(yè)化——中國少兒電視發(fā)展的被動與主動 |
| 一、中國電視產業(yè)化概述 |
| 二、中國少兒電視產業(yè)化的曲折歷程:理念的分歧與政策、體制的波動 |
| 第四節(jié) 中國少兒電視產業(yè)化的四個維度 |
| 一、產業(yè)化的基石:少兒頻道內部架構的重建 |
| 二、產業(yè)化途徑:少兒頻道的品牌化發(fā)展 |
| 三、產業(yè)化創(chuàng)新:少兒頻道構建節(jié)目之外的產業(yè)格局 |
| 四、產業(yè)化前沿:少兒頻道的媒體融合 |
| 第五節(jié) 中國少兒電視產業(yè)化案例討論:山東少兒頻道 |
| 一、山東少兒頻道的產業(yè)化概況 |
| 二、山東少兒頻道的組織架構與管理模式 |
| 三、山東少兒頻道產業(yè)布局與創(chuàng)新之一"品牌活動與兒童劇" |
| 四、山東少兒頻道產業(yè)布局之二:兒童教育產業(yè) |
| 五、山東少兒頻道產業(yè)布局之三:親子服務產業(yè) |
| 六、山東少兒頻道產業(yè)布局之四:云端上的產業(yè)戰(zhàn)略 |
| 七、山東少兒頻道產業(yè)布局之五:全面的電子商務產業(yè) |
| 下篇 |
| 1. 《中國少兒電視大事年表》 |
| 2. 《山東少兒電視大事年表》 |
| 結語 |
| 參考文獻 |
| 后記 |
| 攻讀學位期間發(fā)表的論文 |
（8）工會轉型及其困境 ——以滬上社區(qū)工會組織運作為例（論文提綱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錄 |
| 第一章 導論 |
| 一、 研究的緣起、問題及意義 |
| 1、 研究的緣起 |
| 2、 研究的問題及其意義 |
| 二、 文獻回顧 |
| 1、 社團研究 |
| 2、 工會研究 |
| 三、 研究設計 |
| 1、 理論構架 |
| 2、 研究方法及研究過程 |
| 3、 主要概念解釋 |
| 四、 個案介紹 |
| 五、 主要貢獻與篇章安排 |
| 1、 主要貢獻及研究局限 |
| 2、 篇章安排 |
| 第二章 革命與建設：中國工會及其行動的歷史分析 |
| 一、 民主主義革命時期（1840－1949） |
| 1、 工會的興起 |
| 2、 革命工會與黃色工會的爭斗 |
| 二、 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1949－1978） |
| 1、 組織新使命的確立 |
| 2、 社會主義工會理論的探索與爭論 |
| 三、 改革開放及市場轉型時期（1978 年至今） |
| 1、 工會的重新定位 |
| 2、 工會理論探索與組織轉型 |
| 四、 本章小結 |
| 第三章 適應與創(chuàng)新：社區(qū)工會行動的制度環(huán)境分析 |
| 一、 國家體制及其結構的變動 |
| 1、 總體性社會及單位制的松動 |
| 2、 經濟轉軌與勞動關系的變革 |
| 3、 法制體系與勞動法律法規(guī)的日益完善 |
| 4、 職工隊伍變化與個體權利意識的增強 |
| 二、 工會體制及其改革創(chuàng)新 |
| 1、 一元化的工會組織體制 |
| 2、 工會與黨的關系 |
| 3、 工會的改革創(chuàng)新 |
| （1） 組織職能的調整 |
| （2） 組織理念與目標的新確立 |
| （3） 組織體制與工作機制的創(chuàng)新 |
| 三、 社區(qū)體制及社區(qū)工會的強化 |
| 1、 社區(qū)管理新體制的出現 |
| 2、 社區(qū)工會為何設立 |
| 3、 社區(qū)工會的組織架構 |
| 四、 本章小結 |
| 第四章 自轉與公轉：社區(qū)工會行動的策略分析 |
| 一、 自轉策略：擴大組織覆蓋面與社會影響力 |
| 1、 組織資源的調動與組織網絡的擴張 |
| （1） 行動者的擴增 |
| （2） 工作網絡的延伸 |
| （3） 規(guī)范基層工會組織行為 |
| 2、 工作策略：運動式、作戰(zhàn)式集中行動 |
| （1） 組織空間的拓展 |
| （2） 維權機制的建設 |
| （3） 勞動爭議調解與法律援助工作的強化 |
| （4） 突出實事項目服務 |
| 二、 公轉策略：參與國家治理與社會治理 |
| 1、 “黨工共建”策略助推區(qū)域大黨建工作 |
| 2、 三方協商機制推進和諧勞動關系建設 |
| 3、 源頭參與推動國家法治建設 |
| 三、 本章小結 |
| 第五章 維權與維穩(wěn)：工會組織行動的邏輯分析 |
| 一、 “講服務”的維護服務邏輯：社會合法性的獲取 |
| 1、 職工勞動經濟權益的維護 |
| 2、 職工民主政治權利的維護 |
| 3、 職工精神文化權利的維護 |
| 4、 職工社會權益的維護 |
| 二、 “講政治”的維穩(wěn)建設邏輯：政治合法性的夯實 |
| 1、 工會組織建設的政治意義：擴大黨的群眾基礎 |
| 2、 促進勞動關系的和諧穩(wěn)定與社區(qū)安定 |
| 3、 推動區(qū)域經濟發(fā)展與社會建設 |
| 三、 本章小結 |
| 第六章 結論與討論 |
| 一、 結論 |
| 二、 工會轉型的困境：失衡的天平 |
| 三、 討論與建議 |
| 1、 社會組織功能的回歸 |
| 2、 樞紐型社會組織建設 |
| 參考文獻 |
| 附錄 |
| 攻讀博士學位期間參與的科研項目及發(fā)表的論文 |
| 致謝 |
（9）京卡·互助服務卡三惠京城（論文提綱范文）
| [上篇]普惠:全市職工一卡走京城 |
| 領京卡:職工個個歡喜 |
| 逛公園:持卡打折 |
| 娛樂:平日持卡滑雪可享4.5折 |
| 意外險:推廣京卡不怕費口舌 |
| 救援:上車險可享免費救援 |
| 發(fā)慰問金:通過京卡直接發(fā)放 |
| [中篇]特惠:區(qū)縣職工享受訂制服務 |
| 海淀:職工持京卡兩節(jié)可免費看話劇 |
| 石景山:職工持京卡享200項優(yōu)惠 |
| 順義:工會會員持京卡體檢可打八折 |
| 朝陽:工會會員春節(jié)優(yōu)惠大放送 |
| 大興:京卡暑期大禮包饋贈職工 |
| 延慶:持京卡購書享八折優(yōu)惠 |
| 門頭溝:會員持卡就醫(yī)免掛號費 |
| [下篇]實惠:全市職工樂用京卡 |
| 企業(yè):職工樂用京卡 |
| 鄉(xiāng)鎮(zhèn):會員樂享二次報銷 |
| 京卡商家優(yōu)惠實際工會買單 |
（10）當代中國的優(yōu)撫制度研究（論文提綱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緒論 |
| 一 關于選題的意義 |
| 二 研究現狀 |
| 三 研究的難點、重點和創(chuàng)新點 |
| 四 研究的范圍和思路 |
| 五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優(yōu)撫制度的確立（1950—1953 年） |
| 第一節(jié) 國家和社會的優(yōu)待 |
| 一 農村代耕與城市就業(yè) |
| 二 “提高烈、軍屬社會地位” |
| 三 全方位的物質優(yōu)待 |
| 第二節(jié) 助傷撫亡 |
| 一 撫恤體系建立 |
| 二 救助傷殘 |
| 三 安撫亡靈 |
| 第三節(jié) 褒揚英烈 |
| 一 條例與政策 |
| 二 各種活動 |
| 第四節(jié) 擁軍優(yōu)屬運動 |
| 一 全民參與 |
| 二 “幫助軍屬解決困難” |
| 三 赴朝前線慰問 |
| 四 保障與實施 |
| 第二章 優(yōu)撫制度的鞏固與發(fā)展（1954 年—1966 年） |
| 第一節(jié) 社會優(yōu)待的變化 |
| 一 政策和機構的調整 |
| 二 優(yōu)待勞動日和就業(yè) |
| 三 國家補助辦法 |
| 第二節(jié) 關愛傷亡 |
| 一 撫恤政策 |
| 二 傷殘待遇 |
| 三 撫恤金的不同標準 |
| 第三節(jié) 銘記先烈 |
| 一 紀念活動 |
| 二 紀念建筑物的修建與保護 |
| 三 追認授譽 |
| 第四節(jié) 社會動員 |
| 一 節(jié)日慰問 |
| 二 評選模范 |
| 三 組建機構和團體 |
| 第三章 優(yōu)撫制度的破壞與維持（1966 年—1976 年） |
| 第一節(jié) 動蕩中的停滯 |
| 一 優(yōu)撫機構受到全面沖擊 |
| 二 優(yōu)待、撫恤和褒揚的倒退 |
| 第二節(jié) 困境中的堅持 |
| 一 優(yōu)待的實施 |
| 二 撫恤、褒恤的做法 |
| 第三節(jié) “向解放軍學習” |
| 一 節(jié)日動員 |
| 二 日常宣傳 |
| 第四章 優(yōu)撫制度的恢復與革新（1977 年—1995 年） |
| 第一節(jié) 重建優(yōu)待體系 |
| 一 優(yōu)待工作的規(guī)范 |
| 二 優(yōu)待金發(fā)放 |
| 三 定期定量補助 |
| 四 優(yōu)待形式的多樣化 |
| 第二節(jié) 尊重生命 |
| 一 傷殘評定及相關待遇 |
| 二 犧牲和病故的全面褒恤 |
| 第三節(jié) 褒揚立法 |
| 一 永久紀念 |
| 二 法規(guī)條例 |
| 三 烈士評定工作的發(fā)展 |
| 第四節(jié) 給軍與屬送溫暖 |
| 一 節(jié)日與日常 |
| 二 保障與規(guī)范 |
| 第五章 優(yōu)撫制度完善與發(fā)展 |
| 第一節(jié) 優(yōu)待工作的大幅改善 |
| 一 優(yōu)待金的籌集與變化 |
| 二 定期定量補助的提高 |
| 三 物質優(yōu)待的豐富 |
| 第二節(jié) 撫恤的全面提高 |
| 一 傷殘人的生活 |
| 二 死亡者的補償 |
| 第三節(jié) 褒揚的新趨向 |
| 一 內容與形式 |
| 二 褒揚金制度 |
| 第四節(jié) 雙擁活動 |
| 一 與時俱進 |
| 二 雙擁建設 |
| 結語 |
| 一 社會影響 |
| 二 基本經驗 |
| 三 問題與解決 |
| 參考文獻 |
| 后記 |
四、北京市通州區(qū)工會就元旦春節(jié)期間開展送溫暖活動發(fā)出通知（論文參考文獻）
- [1]國企工會互助制度的生成與變遷研究 ——基于YZ廠的實證分析[D]. 穆希琳. 吉林大學, 2021(01)
- [2]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服務型工會建設研究[D]. 趙娜. 吉林大學, 2021
- [3]就地過年，也能就地過好年——看企業(yè)如何出“實招”留員工過好年[J]. 本刊編輯部. 工會博覽, 2021(05)
- [4]國有企業(yè)集體性勞資沖突的管控機制研究 ——基于兩個資源型國有企業(yè)的比較案例研究[D]. 魯競夫. 華南理工大學, 2018(05)
- [5]改革開放以來工會調研工作回顧與前瞻[J]. 呂國泉,張妍延,李羿. 中國勞動關系學院學報, 2017(06)
- [6]童年的“消逝”與“綻放” ——近30年中國少兒電視研究[D]. 張娣. 山東大學, 2017(08)
- [7]工會購買服務給職工帶來哪些實惠?[J]. 閔丹,邊磊,劉欣欣. 中國職工教育, 2016(06)
- [8]工會轉型及其困境 ——以滬上社區(qū)工會組織運作為例[D]. 王珍寶. 上海大學, 2014(02)
- [9]京卡·互助服務卡三惠京城[J]. 馬超. 工會博覽, 2014(03)
- [10]當代中國的優(yōu)撫制度研究[D]. 尹傳政. 中共中央黨校, 201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