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輪回與冥想——關于內心真實的敘語（論文文獻綜述）
段永建[1]（2019）在《當代“中原作家群”災難母題研究》文中進行了進一步梳理回溯中華民族燦爛悠久的文學歷史長河,河南作家留下了他們濃墨重彩的華麗篇章,從古代文學的老子、莊子、韓非子、李斯、張衡、杜甫、白居易、韓愈、劉禹錫、李賀、李商隱、謝靈運、干寶等文壇翹楚到現(xiàn)代文學的師陀、徐玉諾、趙清閣、尚鉞、于賡虞、曹靖華、南丁等著名作家,可以說他們都以自身的文學才華和創(chuàng)作業(yè)績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文學成就。盡管政治、經(jīng)濟、文化中心的遷移等因素不是文學由盛轉衰的唯一原因,但是其對文學的重要影響則不言而喻。從宋代到民國結束這一時期,河南文學從古代的鼎盛繁榮逐步走向式微的不爭事實,既是對上述觀點的有力佐證,又是河南文學從南宋之后逐漸衰落的真實自況。但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當代河南文學又逐漸走向復興,特別是進入新時期以來,以姚雪垠、李凖、魏巍、宗璞、閻連科、劉震云、周大新、李佩甫、二月河、劉慶邦、朱秀海、柳建偉、李洱、墨白、張宇、田中禾、喬典運、邵麗、喬葉、傅愛毛等為代表的河南作家以“集團式”的爆發(fā)態(tài)勢呈現(xiàn)于當代文壇,從而實現(xiàn)了河南文學的當代復興和當代“中原作家群”的重新崛起,尤以為甚的是他們還創(chuàng)作出了以《李自成》《黃河東流去》《東方》《野葫蘆引》《炸裂志》《一句頂一萬句》《湖光月色》《第二十幕》《羊的門》《生命冊》“落霞三部曲”（《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神木》《花腔》《疼痛與撫摸》《認罪書》等為代表的一大批具有體現(xiàn)中原生活特色、彰顯中原人文傳統(tǒng)、歌頌中原悠久歷史、弘揚中原博大文化、形塑中原歷史變遷、抨擊中原精神糟粕等主要特征的作品,這些作品在海內外引起了廣泛的關注,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而縱觀當代“中原作家群”這些代表性作品,它們書寫的一個主要向度就是借助于災難對中原的現(xiàn)實生活、悠久歷史、文化傳統(tǒng)、風情民俗、精神疽癰等予以再現(xiàn)與反思?！盀碾y”指的是因各種自然災害和人為因素而造成的苦難,其主要內容既包括了諸種災難給社會和人們所造成的生命財產(chǎn)損失,同時又涵蓋了災難給罹受者乃至整個國家、民族和社會所形成的難以愈合的精神創(chuàng)傷與心理暗影。毋庸置疑,從古至今,人類文明的發(fā)展無不伴隨著地震、旱災、火災、洪水、戰(zhàn)爭、瘟疫、疾病、海嘯、颶風等各種災難的發(fā)生,一部文明史,某種程度上來講就是一部人類對各種災難的承受史與抗爭史。而河南西高東低的地勢,橫跨長江、黃河、淮河、海河四大流域與穿境而過的黃河與淮河,“得中原者得天下”的政權爭奪,“你方唱罷我登場”的軍閥混戰(zhàn),好大喜功、唯上跟風、“官本位”、浮夸虛榮、奴性意識等思想痼疾的“合力”效用,注定了河南在歷史上是一個災難頻仍的“重災區(qū)”。尤其是20世紀的河南,在中原歷史上更是一個社會動蕩、戰(zhàn)爭不斷、民不聊生、“水、旱、蝗、湯”、饑饉災荒等各種災難賡續(xù)不斷的“黃金時代”。更為重要的是在抗衡災難的過程中,不僅會產(chǎn)生無數(shù)救民眾于水火的英雄,彰顯人道主義的普世情懷,而且人的命運也會因災難的突然降臨而發(fā)生跌宕起伏的變化和意想不到的“翻轉”,人性的真善美與假惡丑會也會借助于災難“裝置”而得以淋漓盡致的展現(xiàn)。文學作為反映、記錄與藝術再現(xiàn)社會現(xiàn)實生活的重要藝術載體,自然不會放棄對災難母題的關注與書寫,所以,災難頻仍的社會現(xiàn)實語境和層出不窮的“災難故事”,就順理成章成為當代“中原作家群”的書寫重鎮(zhèn)與開掘不盡的豐富寶藏。作為文學創(chuàng)作主體的當代“中原作家群”大多出生于以河南為中心的中原地區(qū),他們不僅長期受中原文化的影響熏陶,對中原的風土民情熟稔于胸,而且更是對中原的各種災難要么耳濡目染、要么感同身受、要么側身其中,“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正是籍于此,魏巍在《東方》《地球上的紅飄帶》中對抗美援朝戰(zhàn)爭和紅軍長征的書寫,李凖在《黃河東流去》中對1938年黃河花園口決堤所引發(fā)大水災場景的刻畫,宗璞在《野葫蘆引》中對西南聯(lián)大因戰(zhàn)亂而南遷歲月的回眸,閻連科在《丁莊夢》中對艾滋病爆發(fā)的生動再現(xiàn)與深刻反思,劉震云在《溫故一九四二》中對1941—1943年中原大饑荒的逼真還原與真實描摹,周大新在《安魂》中對兒子病逝悲痛之情的自然流露,劉慶邦在《紅煤》《走窯漢》《神木》等作品中對礦難之后人性撕裂的生動揭示,張一弓在《犯人李銅鐘的故事》對“三年自然災害”的深刻反思、朱秀海在《穿越死亡》《音樂會》等作品中對戰(zhàn)爭中人之生命的尊重和死亡意義的著力探勘,柳建偉在《SARS危機》中對SARS病毒爆發(fā)給人們生活和心態(tài)所帶來變化的顯影……都為當代文壇呈現(xiàn)出獨具中原特色的“災難風景”,這些作品為當代文壇的災難書寫乃至當代文學的繁榮都做出了突出貢獻。論文在結構上分為導論、上篇、下篇和結論四個部分。具體內容分別為:導論部分主要闡述了論文的概念厘定、選題緣由、研究方法、研究現(xiàn)狀和創(chuàng)新價值;上篇主要圍繞著災難母題的生成流變、主題向度、敘事模式等內容進行綜合性研究。第一章主要論述了災難母題之所以生成的“中原場域”,即災難母題生成的自然因素和人文環(huán)境、災難母題敘事的文學傳統(tǒng),以及當代“中原作家群”創(chuàng)作主體和災難母題敘事之間的互文指涉關系;第二章主要論述了災難母題的敘事流變。本章認為當代“中原作家群”的災難母題敘事共分為三個時間階段,且在不同的階段表現(xiàn)出不同的敘事特征。具言之即1949—1978年之間的秉筆直書與人定勝天,1978—2000年之間的多元雜糅與文化反思,2000—2015年之間的日常敘事與生態(tài)建構,這種流變體現(xiàn)出當代“中原作家群”的災難母題創(chuàng)作直面現(xiàn)實、緊貼時代與深刻表現(xiàn)社會生活細部特征的鮮明特色;第三章主要從主題思想的角度對災難母題敘事中所蘊含的跌宕起伏的命運主題、抗衡災難的英雄主題、意蘊豐富的人道主義主題以及中原文化反思主題等內容進行了論述;第四章主要從災難母題的藝術建構角度進行論述,通過對當代“中原作家群”災難母題敘事的爬梳與分析,認為其災難母題敘事主要呈現(xiàn)出三種基本敘事模式,即寫實型敘事模式、象征型敘事模式和文化反思型敘事模式,不同敘事模式類型的建構體現(xiàn)出當代“中原作家群”在災難母題創(chuàng)作上孜孜以求的探索精神;論文下篇主要圍繞當代“中原作家群”災難母題敘事中具有代表性的天災、戰(zhàn)爭、疾病、礦難等四個災難母題個案予以分析探討。第五章主要論述了當代“中原作家群”筆下的天災母題,具體對天災母題書寫中的現(xiàn)實向度、饑餓表征以及天災母題形成中的“人禍”因素進行探析;第六章指出“得中原者得天下”的中原地區(qū)自古就是兵家必爭之地,故而戰(zhàn)爭母題成為當代“中原作家群”書寫的重鎮(zhèn)。本章分別從戰(zhàn)爭母題的主題嬗變、U型結構、英雄原型、詩學闡釋等角度對戰(zhàn)爭母題予以了論述;第七章從疾病母題的生成語境與類型建構、疾病母題的隱喻象征和詩學價值等方面對疾病母題進行了論述;第八章分別從礦難母題的文學傳統(tǒng)、欲望化敘事和礦難母題所蘊含的悲情與崇高等方面對礦難予以了論述;結語部分再次對當代“中原作家群”筆下災難母題敘事的形成原因、主旨意蘊、創(chuàng)作流變、敘事模式等內容予以歸納、總結與分析。當代“中原作家群”對災難母題的文學書寫、對災難歷史的再現(xiàn)重塑、對災難內涵的深度挖掘、對災難中人性嬗變的形象刻畫、對災難發(fā)生原因的深刻反思,不僅形塑出中原人在各種災難面前所具有的抗衡災難的韌性與頑強生命力,而且同時還大多從歷史與文化的畛域出發(fā),在自然性、人性和文化的視閾融通中,謀求災難母題敘事的豐厚意蘊與藝術上的創(chuàng)新嬗變,以及對中原民眾在抗衡災難中所表現(xiàn)出來的善良質樸、吃苦耐勞、忍辱負重、自力更生、自強不息、大愛無疆等美好品性的頌揚,對災難中表現(xiàn)出的唯上跟風、虛榮浮夸、官本位、好大喜功、“侉子性”“泥性”等精神癰疽予以批駁。當代“中原作家群”的災難母題敘事進一步豐富與拓展了當代文學災難母題表現(xiàn)的精神向度與審美追求。再言之,當代“中原作家群”筆下的災難無論是自然的、社會的、有形的、無形的、肉體的還是精神的等等,盡管它們的表現(xiàn)形式各樣,危害程度不一,但它們基本上都是中國各種災難現(xiàn)實生活的折射與縮影,這些災難既是國家民族之殤,又是災難罹受者的個人之痛,而作品中人物在災難中的遭際與命運變遷,也是千千萬萬中國普通民眾真實命運的生動寫照與形象再現(xiàn)。探究災難母題的文學創(chuàng)作,不是為了借助災難“逆光飛翔”,更不是為了單純懷念已逝災難的慘烈與苦痛,而是要透過災難的發(fā)生,在痛定思痛之后去思考與感悟在災難中人之命運的瞬間“翻轉”,在災難中人們內心撕裂的痛楚,在災難中救民眾于水火英雄的閃光,在災難中人之所體現(xiàn)出來的生命尊嚴,進而考量在災難“生死場”中人們在身處絕境之時人性的真善美與假惡丑,修復災難給我們所造成的精神創(chuàng)傷。更為重要的是在無數(shù)次抗擊災難中所形成中自強不息、患難與共、團結互助、百折不撓、以人為本等抗衡災難的精神,將作為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被永遠保存、繼承和發(fā)揚下去。所以,災難母題敘事既要表象出抗衡自然災難的豪情與信心,更要體現(xiàn)出對自然的尊重與敬畏,既要有對人為災難的記錄與再現(xiàn),更要有對災難發(fā)生原因及其悲劇后果的悲憫與反思,而此,才是災難母題敘事的真正倚重與研究價值之所在。
黃艷[2]（2017）在《魯西迪小說的魔幻敘事與印度文化形象建構》文中研究表明植根于印度豐富多元文化、移民身份體驗以及后殖民全球化反思之中,薩曼·魯西迪的小說呈現(xiàn)出巨大而豐富的闡釋空間。特別是在敘事策略方面,他的小說凸顯印度特色和文化歷史交流碰撞的魔幻敘事成為研究的焦點和亮點。本研究通過對其文本的細讀發(fā)現(xiàn),在魯西迪天馬行空的想象世界里,現(xiàn)實、過去、未來的線性時間被打破,印度與英國、實和幻、同與異等空間被糅合,在魔幻的時空里做著歷史與現(xiàn)實的魔方游戲。在梳理其魔幻敘事特征之后,深入到魯西迪的魔幻敘事肌理當中,分析和總結其魔幻敘事的特點。借用拉康的“三界”理論,以想象界、象征界和真實界的三界理論對其小說的元素進行梳理,通過語言學和心理學理論,解剖魔幻敘事內置的“三環(huán)扭結”（BorromeanKnot）敘事結構:想象、象征和真實通過魯西迪巧妙的敘事實踐,在“變形”“鏡像對應”等模式下促成了魯西迪獨特的“印度書寫”。此為本研究第一章內容。第二章進一步分析魯西迪魔幻敘事的策略,分別從時間策略、空間策略入手,深入研究魯西迪幾部代表作魔幻敘事的時空特點。魯西迪小說打破了時間的線性特征,在他的魔幻敘事中時間成為可以膨脹、或者壓縮的“可變體”。在空間上,魯西迪的小說中既有物質與精神的二元空間,又有母國與異國的二元空間,同時在批判與反思的基礎上,又構建了一個“第三空間”,在這里面融入了作家對宗教、種族、國家等的“烏托邦”想象。同時,魯西迪的魔幻敘事是具有強烈批判意識的,歷史學科班出生的他對歷史的“真”進行了解構,撕下大寫歷史的面具,而以重寫歷史的姿態(tài)來接近歷史的真相。對于宗教,深受西方文明影響的魯西迪對于當代宗教問題尤其是伊斯蘭教的困境進行文學性的闡釋,這給他帶來了20年的亡命生活。但魯西迪的宗教觀不能單純看一部《魔鬼詩篇》,他在很多其他小說中都訴諸了自己對于宗教包容和多元化的思考與期待。從更大意義上的文明范疇來看,他在討伐一些宗教愚民心智的同時,更多地傾向于宗教的多元共生,消弭宗教帶來的意識形態(tài)沖突。種族沖突也是魯西迪魔幻敘事觀照的重要內容,民族之“異”在權力斗爭的背景下被推向種族沖突,這些印度歷史事件都成為了魔幻敘事的批判與反思的對象,魯西迪被譽為“后殖民寫作教父”,在他的反思中固然有對殖民國家和后殖民時期國家關系的批判,但他不局限于后殖民批判,而是帶著一種反諷的姿態(tài)觀照這些沖突本身的必然性以及偶然性。第三章主要是從文本研究拓展到文化研究,即魯西迪的魔幻敘事塑造了怎樣的印度文化形象,展現(xiàn)了哪些印度文化的特質,從整個邏輯框架得到深入和拓展。印度是四大文明古國,有著瑰麗多姿的傳統(tǒng)文化,立足于魯西迪小說文本提煉出魯西迪小說創(chuàng)作所展現(xiàn)的印度文化形象,其神秘性、異質相融的多元性,以及近現(xiàn)代歷史上與英國的鏡像構建關系。這些文化特質以及形象如何在魯西迪的小說或者敘事中得以構建或者通過他的魔幻敘事來構建印度文化形象,以實現(xiàn)他用寫作“回家”的目的,這個流散海外的印裔作家在他的散文集《想象的家園》中深刻剖析他的印度書寫。寫作可以“回家”,但這種回家的方式既有強烈的想象色彩,同時也內置了一個批判機制。他以跨文化的姿態(tài)和去神圣化的姿態(tài)反思印度的現(xiàn)實、歷史、宗教以及文化。第四章主要是上升到一般意義上的母國文化形象構建的研究層面。依據(jù)對魯西迪小說中印度文化形象的分析,探究魯西迪塑造印度文化形象的深層背景因素,這其中主要是對魯西迪本人的身份意識、文化立場等方面進行論述,從而回答作家所構建之印度文化形象的深層原因。在此基礎上,從形象學研究出發(fā),魯西迪小說中呈現(xiàn)出神秘魔幻、文化多樣和自由包容的的整體文化形象,作為整體形象的構建,魯西迪經(jīng)由神話敘事路徑采取互文重疊等策略構建母國的文化形象。在前述的層層分析論述基礎之上,本研究提出一個結論性話題,即從魯西迪魔幻敘事塑造印度文化形象中有哪些反思及啟示。在普遍意義上,文學文本對母國形象的塑造在深層次上是話語輸出和權力較量的問題,依然會遭遇闡釋與建構、自我與他者,以及跨界想象等相關挑戰(zhàn)。魯西迪以其魔幻敘事為母國形象建構開辟路徑,尤其是在拉康想象界、象征界和真實界及其“三環(huán)扭結”關系等理論的觀照下,魔幻敘事得以化解或繞開母國形象建構方面存在的跨國家、跨民族、跨文化等意識障礙,在表現(xiàn)方式和意義生成等維度得以實現(xiàn)跨界溝通與對話。
賀巖[3]（2016）在《紅學之心理傳記學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旨在以曹雪芹《紅樓夢》前八十回文本為中心,結合曹雪芹家世考證史料、紅學探佚成果,運用心理傳記學研究視角、生命故事理念,深度闡釋20世紀四位著名文化巨人王國維、蔡元培、胡適、魯迅的紅學研究成果與其各自生命追求、思想理念的內在精神貫通。同時,通過對《紅樓夢》第一主人公賈寶玉五個生命主體故事的心理傳記學闡釋,勾勒出曹雪芹生命故事的內在心理軌跡與精神探索,進一步深入理解《紅樓夢》的主旨——情!及其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重大意義與對曹雪芹本人、讀者生命故事的心理建構。力圖實現(xiàn)《紅樓夢》文本故事與曹雪芹自身生命故事、紅學研究者生命故事三方面精神內涵的實踐貫通。文學本是人學,只有回歸于人的主體生命故事實踐才是其生命力的真正體現(xiàn)。本論文主要內容分為緒論和正文五章。緒論部分闡明心理傳記學的理論淵源、基本內涵與研究概況,以及本論題的研究價值和創(chuàng)新之處。并闡明生命故事的獨特內涵,即生命故事不是客觀歷史記錄,而是強調心理學意義上的心理真實。所以,生命故事更像是個人的神話而不是客觀的編年史。從生命故事的理論視角而言,《紅樓夢》正是曹雪芹的生命故事,亦是呈現(xiàn)曹雪芹內在自我生命困惑與精神探索的心理傳記。生命故事的理念貫通了自傳說的客觀歷史考證和曹雪芹主觀神奇的文學藝術想象創(chuàng)造力,實現(xiàn)了客觀歷史考證與主觀想象創(chuàng)作的完美融合。第一章,紅學之心理傳記學考論。本章梳理紅學發(fā)生淵源,就紅學發(fā)展的歷史進程按照時間先后做一簡要概述與批評,并對王國維、蔡元培、胡適、魯迅四位在20世紀紅學史上最有影響的文化巨人各自迥然不同的紅學觀進行心理傳記學視角的獨特闡釋,說明他們的紅學研究成果與各自生命價值追求與社會實踐的內在精神貫通。第二章,《紅樓夢》之曹雪芹生命故事研究。本章通過《紅樓夢》第一主人公賈寶玉五個關鍵生命故事,即“銜玉而誕”“木石前盟”“金玉良姻”“白首雙星”“懸崖撒手”,進行心理傳記學的深度精神分析闡釋。這五個隱喻意象,歷來是《紅樓夢》研究解說不盡的曹雪芹生命故事的藝術凝煉,它們各自代表了曹雪芹生命歷程中的關鍵性事件:出生、愛情、婚姻、新生、死亡。本章將這五個生命故事作為五個懸念性問題,即“公案”（koan）或者“核心懸念”（a core enchantment）,來進行深層闡釋,勾畫出曹雪芹一生獨特的客觀人生歷程,更重要的是蘊含在其中的內在心靈困惑、精神求索與最終旨歸,即《紅樓夢》精神主旨。第三章,眼淚證情——《紅樓夢》主旨論。本章是對《紅樓夢》主旨“情”的進一步深入闡釋,選取“眼淚”這一《紅樓夢》中最凸顯的心理感情指標,主要由“眼淚證情”的視角,闡明封建文化因剔除情的自然人性滋養(yǎng)而造成的人性干涸、心靈扭曲、甚至人吃人的精神戕害悲劇。說明曹雪芹創(chuàng)作的《紅樓夢》如同女媧補天一般,補上了我們中華民族傳統(tǒng)封建文化之天的巨大漏洞。同時,《紅樓夢》的主旨“情”,從人類深層的共性心理需求出發(fā),與印度佛教文化的“慈悲”、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博愛”取得核心共識,這是紅學持續(xù)不衰且逐漸發(fā)展為一門國際顯學的根本原因。第四章,《紅樓夢》創(chuàng)作對曹雪芹自我的生命意義。本章依據(jù)弗洛伊德的冰山理論,分別從意識和潛意識兩個心理維度,研究曹雪芹創(chuàng)作《紅樓夢》的主觀目的、創(chuàng)作實踐（以六個書名的豐富內蘊分別論之）,和潛意識的自我心理療愈,提出大觀園是曹雪芹潛意識精神療愈的心靈花園之觀點,并進一步說明其對于讀者潛移默化的精神凈化與心靈療愈作用。第五章,結語:對《紅樓夢》研究的幾點思考。簡要總結20世紀紅學發(fā)展概況,宏觀介紹21世紀《紅樓夢》文化的新興發(fā)展,以及筆者《紅樓夢》研究的心理感悟。本論文的研究方法包括:一、精研《紅樓夢》文本,大量閱讀評點、考證、探佚等紅學研究著作,為進一步研究創(chuàng)新奠定基礎;二、運用心理傳記學及其相關精神分析理論、心理咨詢實踐等理論進行深度剖析、闡釋;三、結合坎貝爾神話研究、女性主義、文學治療等多學科知識進行跨學科綜合研究。
薛熹禎（Sul Hee Jung）[4]（2014）在《現(xiàn)代與傳統(tǒng)視域中的雅俗之辨 ——魯迅和張恨水》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魯迅和張恨水為論述核心,希望通過對兩人經(jīng)歷、作品的比較與闡釋,來重新審視新文化運動以來新文學陣營和通俗文學陣營在中國現(xiàn)代化中所起到的作用,并嘗試探討兩種不同類型的知識分子對救國救亡、改良社會的探索。論文共有6個章節(jié),分別從魯迅與張恨水的個人經(jīng)歷、文學創(chuàng)作、文學作品中的知識分子形象與女性形象、作品所具有的鄉(xiāng)土情結以及作品的敘事結構等問題出發(fā),將作為新文化運動以來新文學創(chuàng)作的集大成者——魯迅與通俗文學創(chuàng)作大家——張恨水作一個全面深入的比較分析。第一章與第二章比較詳細地敘述了魯迅和張恨水在走上文學創(chuàng)作道路之前的人生經(jīng)歷與文化背景,初步論述了兩人在文學創(chuàng)作中在其所在文學陣營中的共性與個性和不同的創(chuàng)作意圖,并嘗試探討形成這兩種不同類型知識分子的可能原因。第三章在前文論述兩者創(chuàng)作觀念差異的基礎上,進一步比較魯迅與張恨水文學作品的結構、語言和行文風格,從而分析形成雅俗文學之間差異的原因,進而重新考察兩種文學作品對社會的不同影響。第四章則集中論述了兩者在文學作品中塑造的知識分子形象,將以魯迅為代表的一般意義上的現(xiàn)代知識分子與其筆下所描寫的知識分子和以張恨水為代表的這種由社會變遷所產(chǎn)生的所謂“半新半舊”的知識分子及其筆下的人物放在一起分析,嘗試論述中國近代以來知識分子所具有的兩種不同的心理狀態(tài)——接受啟蒙,反對傳統(tǒng)與傳統(tǒng)喪失,落入虛無,從而審視新文學與通俗文學在社會現(xiàn)代化中的不同作用。第五章集中論述魯迅與張恨水在文學創(chuàng)作上對鄉(xiāng)土社會的描述,區(qū)分了魯迅與張恨水對農(nóng)村的不同認識和不同的鄉(xiāng)土情結,并試圖通過對文學作品的分析,重新認識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新文學與通俗文學對農(nóng)民的個性及文化人格變化的不同態(tài)度,從而進一步審視新文學與通俗文學在現(xiàn)代社會的啟蒙的方式和影響。第六章以魯迅和張恨水所塑造的女性形象為核心,闡述新文化運動中作為解放核心的女性在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之間的掙扎是如何體現(xiàn)在新文學與通俗文學之中的。而這兩種不同的體現(xiàn),恰恰反映了新文化運動在推動社會現(xiàn)代化進程中的不協(xié)調的問題,這種不協(xié)調在新文學中造成了女性未來的不確定性,在通俗文學中則變成了對傳統(tǒng)的依依不舍。然而,畢竟現(xiàn)代化進程是不可阻擋的,所以,盡管兩種文學采用的方式不同,但都在試圖探索解決女性在現(xiàn)代化進程中所反映出的問題。新文化運動以后,中國文學走上了截然不同甚至被認為是“勢不兩立”的兩種發(fā)展模式——新文學和通俗文學。兩種文學對啟蒙和傳統(tǒng)的態(tài)度有著天然的差異,通俗文學緬懷傳統(tǒng),對新社會疑竇重重,而新文學則傾向于對傳統(tǒng)的批判,對變革中的新社會充滿著期待,這些差異在不同作家的文本中通過各種文學形式表現(xiàn)出來。新文學和通俗文學之間存在的這些差異歷來為文學研究者所青睞,受到廣泛關注,并直接造成了新文學和通俗文學研究中影響巨大的雅俗之辨。本文選取了新文學和通俗文學陣營中兩位文學巨擘——魯迅和張恨水,從文學文本出發(fā),多角度、多方位地探討現(xiàn)代和傳統(tǒng)視域下的雅俗之爭,從而嘗試探索解讀新文學和通俗文學在中國現(xiàn)代化進程中的諸多問題。這正是本文的研究價值所在。
余中華[5]（2013）在《近三十年小說與虛無主義》文中研究指明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下半期消解文本深度模式的形式主義小說面世以來,近三十年的中國當代小說以“荒誕的歷史、荒蕪的現(xiàn)實”兩者交織的整體意象,在敘事倫理層面呈現(xiàn)了一個與前期小說完全不同的精神風貌。本文用虛無主義這個概念對之進行概括描述。本文所使用的虛無主義,主要是從價值論層面來闡發(fā)的,即由一種否定性的精神態(tài)度導致理性建立的價值體系的崩潰這一現(xiàn)實狀況,對這一現(xiàn)實狀況的最鮮明反映是理性破碎的自我形象的出現(xiàn)。本文以歷史與邏輯相結合的一般方法,分析了近三十年來小說歷史敘事與現(xiàn)實敘事中的虛無主義表現(xiàn)。首先,歷史敘事對理性價值體系的否定體現(xiàn)在以相對論替代確定論,由此造成歷史沒有真相的虛無主義結論。第一章描述了產(chǎn)生這一結論的過程：出于對權力唯一敘事的一種補充,民間立場的歷史敘事適度地質疑了歷史真相；而個人化的歷史言說在強調個體真實的同時徹底否認了王者敘事的真實性；作為尋找歷史真實性的最極端方式,多視角敘述卻不但沒有找到真實,反將集體真實和個體真實全部消解了,歷史的核心地帶被書寫為一片空無。相對主義的敘事觀念影響了歷史小說的走向,歷史題材小說的興盛與經(jīng)典歷史敘事的改編熱潮都與之有關。其次,歷史敘事對理性價值體系的否定體現(xiàn)在以循環(huán)論替代進步論,由此造成歷史毫無價值的虛無主義結論。第二章首先闡明了在中西文化和文學傳統(tǒng)中的循環(huán)論思想資源,當代歷史敘事者秉持循環(huán)論將歷史的運行過程敘述成“鏊子”式的同義反復；敘事者過分強調與放大惡的欲望在歷史進程中的決定作用,復仇之欲、性欲、權力欲等使歷史的線性時間失去價值,歷史時間被扭曲折疊成循環(huán)往復的圓圈。循環(huán)時間在敘述學上的主要表現(xiàn)是“首尾相接的閉合”與“輪回式的重復”兩種敘事結構。第三,現(xiàn)實敘事對理性價值體系的否定體現(xiàn)在以性惡論替代性善論,由此造成人的沉淪與無可救贖的虛無主義結論。第三章描述了日常生活敘事所營造的灰暗空間,人在凡塵俗世中的唯一命運就是在“一地雞毛”的生活孤獨地度過自己的“煩惱人生”。在性惡論的觀照下,世俗世界的最高價值載體——愛情的本質是虛幻的,短暫且荒謬的愛情被赤裸裸的性欲置換掉了；而對暴力與貪婪等人性惡質的高密度書寫,昭顯了小說家對人性的失望,對人能獲得拯救的信念缺失。第四,歷史與現(xiàn)實兩個世界的價值地基崩塌后,虛無主義者作為這一存在狀況的最直接體現(xiàn)出現(xiàn)在小說敘事中。第四章描述了當代虛無主義者的精神譜系,他經(jīng)由破敗的現(xiàn)代英雄、悲觀的失敗者、痛感稀薄的無聊人、平淡的人等對外部世界感到陌生的人,最終以對自我感到陌生的“陌生人”形象來到我們之中。
李明彥[6]（2012）在《真實性話語的建構與新時期文學》文中認為本論文嘗試從話語和譜系學的角度，將真實性話語的建構與新時期文學之間進行關聯(lián)性的研究，以此切入考察中國新時期文學敘事的歷史變化軌跡，論文認為，新時期文學的產(chǎn)生、建構及其意義生成，都與“真實性”這一理論話語有直接的關系。不同時代不同文學對真實性話語的建構，都包含著文學成規(guī)的轉換，政治規(guī)范的理解，文化場域的變遷和敘事技巧的取舍，弄清楚了真實性話語的建構歷史，就可以揭示新時期文學歷史變動過程的精神輪廓。第一章主要討論了政治文化與真實性話語建構之間的關系以及傷痕文學中真實性話語建構具有的治愈功能。論文認為，新時期文學的起源及其合法性的獲得，與真實性話語的重構有很大的關系。“文革”結束后，為了清算“文革”文學中的充滿著“瞞和騙”的“陰謀文藝”，理論界重新發(fā)掘一度被壓制和禁止的“寫真實”等觀點。通過指認舊有的文革文學為虛假不真實，新時期文學重新確認了現(xiàn)實和文學、文學與政治之間的關系，大量地生產(chǎn)了被權力話語認定的“真實性”話語，迅速建立了新的文學合法性。政治文化對真實性話語的影響，使得在新時期文學初期政治性標準被巧妙地轉換成了真實性標準，這種真實性話語隱形地發(fā)揮出巨大的政治能量，對傷痕文學起到了規(guī)約和控制作用。第二章主要探討的是人道主義思潮興起后，人性話語試圖在對真實性話語的不斷解釋、融合、試探、移界、攻擊之后建立自身的話語合法性。它從四個方面即“人作為工具向人作為目的的轉換”、“‘人的生活’向‘人’的位移”、“生活的本質向人的本質的傾斜”、“客觀再現(xiàn)向主觀表達的跨越”來改變蘊涵著權力的真實性話語一元獨大的局面，從而提高人的主體地位，恢復人性話語的權力。第三章主要闡述的尋根文學中真實場域由現(xiàn)實批判向文化自省的轉換過程及其存在的路徑依賴。論文認為尋根文學把文學的“真實”從庸俗的社會反映論的禁錮中解放出來，對真實的認知方式和寄寓方式的探索都有了進一步的發(fā)掘。尋根文學把對真實的書寫轉移到文化層面，無疑使作家獲得了一種新的洞察方式和判斷角度，豐富了文學的表現(xiàn)內容和表現(xiàn)方式。第四章主要論述先鋒文學的真實觀念對現(xiàn)實主義真實性話語的解構過程以及這種真實觀念對先鋒派激進的藝術革命的促進作用。論文認為，先鋒文學以“虛構的真實”“精神的真實”和“語言的真實”對現(xiàn)實主義的真實性話語體系提出挑戰(zhàn)，這使得先鋒文學呈現(xiàn)出三種敘事傾向：元虛構敘事、神秘化敘事和非人化敘事。先鋒文學的真實觀念如同一把雙刃劍，在反抗現(xiàn)實主義真實性話語的同時，也是對自身的一種解構。第五章主要討論新寫實文學重新回歸到現(xiàn)實主義文學的懷抱，它以對生活真實的重視和對藝術真實的反抗實現(xiàn)了對現(xiàn)實主義的重新解釋。新寫實小說認為藝術真實本身構成了對生活真實的遮蔽，它試圖消解強加在生活真實之上的所謂“本質”，尤其是經(jīng)過意識形態(tài)話語選擇加工過的“本質”。因此，它以“零度情感”的方式追求一種“刻骨真實”，在審美層面呈現(xiàn)出反典型化的特點。同時，新寫實小說的“微觀真實”呈現(xiàn)出一種反政治的“政治性”，即整體上呈現(xiàn)出反對宏大政治對文學話語的束縛的傾向和實際上在文本中對微觀權力規(guī)訓下世俗化日常生活景象的認同。
姜斐斐[7]（2010）在《文徵明的山水世界》文中認為文徵明是明中葉吳中文人的典型代表,他的詩文書畫創(chuàng)作集中體現(xiàn)了中國傳統(tǒng)特色的文藝道路：出身傳統(tǒng)文人家庭,秉持和而介的儒者品質,從小受到良好的藝術教育,有著淡雅清趣的品味和中正平和的性格,走科舉仕進的道路即便一再受挫,然而在短暫仕途后便旋即回鄉(xiāng),在評賞品鑒、詩酒唱和、游山玩水并圖繪山水世界中優(yōu)游卒歲。山水詩畫是文徵明創(chuàng)作的主體部分,也是其藝術成就所在。本文的第二章著重討論文徵明山水詩畫創(chuàng)作的背景。對文徵明具體創(chuàng)作情況的論述構成了本文的主體部分,即第三章《文徵明的山水世界》。本文的余論,即第四章,探討了文徵明之后的吳中山水詩畫創(chuàng)作,他的影響與意義在此體現(xiàn)。
周璇,李冰[8]（2004）在《輪回與冥想——關于內心真實的敘語》文中進行了進一步梳理我們處在一個經(jīng)濟繁榮,國力也日漸強盛的時代,在這樣一個時代生活的我們,可以將眼光從群體價值意識和社會共同利益的體現(xiàn)上,轉移到更為自我,也更加關注內心及個人價值觀念的角度。當社會的物質需要得到基本解決后,精神上的思考更多地浮現(xiàn)到層面上來,并且隨著物質生產(chǎn)的提高,精神思考的層次也在逐漸攀升。對于許多終極問題的思考,也不會僅僅停留在哲學界和宗教界（雖然在我的眼里,它們有許多共通之處）,藝術家也在進行著這些方面的思考。于是我們看到許多藝術家運用自己的個性語言,表達那些可見的現(xiàn)實事物背后不可見的真實,比真實事物的存在還要真實的內在真實,并且思考那些現(xiàn)實事物背后的東西問題,尋找現(xiàn)實生活背后的問題。這時候,你會發(fā)現(xiàn)政治紛爭,文化差異,種族爭端,都離你很遠很遠,變得不是那么重要了。
李平[9]（2004）在《神只時代的詩學 ——對柏拉圖、亞里士多德詩學思想的再思與認知》文中進行了進一步梳理柏拉圖和亞理士多德的詩學思想和著述是一種發(fā)生學的文學理論，是后來各種理論的源頭，具有極其豐厚的內涵。它們不僅在西方影響巨大，而且對中國的學術研究也有重要的意義。 希臘詩學的形成和展開有一個巨大的宗教背景，這個背景中的理論有其自身的特點。奧林匹斯教和俄耳甫斯教是古希臘的重要宗教，它們不僅是民間的信仰，而且與不同的藝術類型——史詩和悲劇——發(fā)生了聯(lián)系。對荷馬史詩的態(tài)度與柏拉圖和亞理士多德的詩學思想有直接的勾連。在詩與哲學的爭論中，希臘的理性神學逐漸上升，柏拉圖的基本宇宙觀“理式”說，正是這個時代的產(chǎn)物。“理想國”的詩人觀，是柏拉圖貴族政治理想的生動體現(xiàn)。希臘的詩學理論有許多今天看似矛盾的說法，然而一旦放到特定的時空中，就變成了十分自然的見解。 柏拉圖的“理式”說和亞理士多德的“形式”說，并不是完全對立的學說。柏拉圖是理性神學家，而亞氏的理論是二元論的。從總體而言，亞氏并未沉迷于神學，他的詩學理論是重現(xiàn)實、重邏輯的。 柏拉圖和亞理士多德的詩學著述文體大相徑庭，其本質一為作者“在場”、一為作者“缺席”。柏拉圖雖然反對和蔑視修辭學，但是為了說明自己的觀點，他的詩學著述常常充滿了修辭，儼然一位“詩人”。這與柏拉圖的詩人氣質分不開。 柏拉圖所說的“第一等人”，其實并不是指詩人，而是指散發(fā)著神的氣息的、富有詩人氣質的哲學家（哲學王），也即蘇格拉底和柏拉圖自己。古希臘雖然存在多種文學類型，但是柏拉圖和亞理士多德討論的實際上只有兩種，那就是：史詩和戲劇，它們都與敘述有關。從現(xiàn)代藝術類型學的觀點來看，柏拉圖的散見論述和《詩學》的集中論述，都存在一些嚴重的不足，比如：混同了敘述者和作者的角色、缺少了藝術分類之必要條件等等。講清了這些問題，希臘藝術的面貌和性質就會更加明晰。 “摹仿”說在希臘有漫長的歷史，其內涵是豐富的，不能簡單地與“逼真”相對應；“靈感”說也是希臘的傳統(tǒng)意識?！澳》隆焙汀办`感”是柏拉圖創(chuàng)作論中兩個滑動的概念。他把這兩個概念隨意安放在荷馬的身上，似乎沒有任何阻礙。要解決這里的矛盾，只有從柏拉圖自身的特點去找原因。柏拉圖的詩學思想和理論具有三個既獨立又有聯(lián)系的特征：1．建立理想國的政治抱負，2．濃烈的宗教神學觀念，3．詩人藝術家氣質。當這里的第一和第二部分處于優(yōu)先地位的時候，柏拉圖的詩學思想和理論便打上了深刻的實用觀的印記（為了城邦利益，建立理神抵時代的詩學中丈提要想國度，反對藝術摹仿、驅逐詩人）;當這里的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緊密結合的時候，柏拉圖的詩學思想和理論便變得恍惚和迷離起來（聲稱自己的詩人身份，強一調詩歌創(chuàng)作的神靈憑附和迷狂狀態(tài)）。這三個因素的存在及其不同組合，是理解柏拉圖詩學思想和理論的關鍵。亞理士多德把“摹仿”作為藝術的基本特征，并以摹仿的對象、摹仿的媒介和摹仿的方式為標準來區(qū)分不同的一藝術?！芭蕚巍痹趤喞硎慷嗟鹿P下是一個動態(tài)的概念。亞氏比較了詩與歷史，認為詩描述的是“可能發(fā)生的事”，而歷史敘述的是“已經(jīng)發(fā)生的事”。 “虛構”在古希臘是一個含混的概念。在柏拉圖那里，它是指對“神”的非“真實”描寫，有時與“摹仿”同義;在亞理士多德那里，“虛構”更多的是指創(chuàng)作想象。 在對待悲劇接受的心理效應問題上，柏拉圖出于挽救希臘世界的政治目的，完全采取了批評的態(tài)度，他認為悲劇激起的情感會影響到人的正常理智。而亞里士多德則在柏拉圖的基礎上往前走了關鍵的一步，他看到和分析了這種情感的后續(xù)效果。他不同尋常地提出了悲劇的“凈化”作用，并把它作為“終極因”’與進了悲劇的定義。
陶峻[10]（2004）在《論余華小說的敘事藝術》文中指出先鋒派小說是80年代中期崛起的一種文學樣式和流派，其創(chuàng)作取向是將敘事本身視作審美對象，以完全背離常規(guī)的創(chuàng)作姿態(tài)打破了傳統(tǒng)的敘事模式，運用倒錯、并置、虛構、想象等手段，進行敘事方法的實驗，并達到了中國當代文學前所未有的水平和高度。在所有“先鋒派”的作家中，余華被認為是最具實驗色彩和藝術個性的代表性人物，余華在小說敘事方面的追求經(jīng)歷了從玄秘到樸素、從傾向于超現(xiàn)實到傾向于現(xiàn)實的轉變，從追尋內心的真實、沉湎于形式實驗向消解形式、滲出溫情，以及意義的重建遞變。本文選取余華不同創(chuàng)作階段中特征性的文本，力求對其從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以后的小說敘事藝術做系統(tǒng)、細致的分析和研究，目的在于剖析與發(fā)現(xiàn)余華在小說敘事方面創(chuàng)造了怎樣的敘事模式和語言經(jīng)驗，靠怎樣一種“形式彰顯”在瓦解了既有文學觀念和寫作模式的同時，刷新了文學的表現(xiàn)領域，從而帶動和影響了當代小說創(chuàng)作的敘事走向。本文對余華小說敘事研究的深入，對進一步探討中國先鋒文學乃至整個中國當代文學的敘事走向和文化選擇應該有頗具份量的意義與價值。 敘事本身有其復雜性，對余華小說敘事方面的研究既離不開對“先鋒派”小說敘事整體風格、技巧的宏觀把握與觀照，也離不開研究對象個體的差異存在，更離不開敘事理論自身的發(fā)展與創(chuàng)新。本文立足敘事學相關理論，遵循余華小說敘事藝術的生成與演變，運用三維的研究方法和視角去分析、探討其小說敘事建構的過程、特點與流變，對敘事諸要素在余華小說中的表現(xiàn)形態(tài)、相互關系、審美意蘊進行研究，包括表層一定的敘事話語（敘事視角、敘事結構、敘述視角與人稱、敘事語言）的建構秩序和深層的決定與影響這種敘事模式形成、變化的社會歷史、文化語境的變遷及先鋒派的整體轉型等。在探討其形式本身的意義與價值的同時，以期劃出一條余華認識世界的真實軌跡，并藉此穿越其精神世界，解讀余華。力求步步深入地層層展示對余華小說敘事藝術每一階段的研究成果，從其最初較為純粹的故事敘事中流露出對生活的某種形而上的思考，并開始呈現(xiàn)先鋒敘事萌芽，發(fā)展到“非常態(tài)敘事”中故事完整性被破壞，時空呈交錯循環(huán)流動，敘事一話語充滿暴力、死亡、毀滅與宿命氣息，通過敘事形式的支持和顯示將“人性惡”和人類生活本質上非理性與荒謬的一面慢條斯理的進行冷靜展演，以此來顛菠文類、消解歷史、反叛常識和固有秩序，同時傳達出與現(xiàn)實那層“緊張的關系”，以達到“內心的真實”，從而形成前期形而上主題的彰顯。探究與發(fā)現(xiàn)余華在80年代末流露出的敘事方式新一輪的探索和嘗試，其在減弱了單純的形式實驗、關注意義價值的同時，成功的將形式納入意義之中，使敘事方式本身成為作品意蘊構成的一部分。進入90年代，余華勇于直面作家如何忍受生命賦予的責任，自覺褪去形式實驗的外衣，中止文本游戲，關注人物命運。敘事對象轉向庸常人物的生活，敘事結構由拆散性向傳統(tǒng)線性回歸，敘事語啟一由“先鋒”走向“民間”，敘事主體由張揚轉為隱退，余華屏棄了前期作品中慣常使用的那種保持距離的冷漠敘述，敘事立足現(xiàn)實之流，肯定個體的生命價值，展現(xiàn)平凡而正常的人情與人世百相，尋找生活與世界本身的秩序，對已消解的現(xiàn)實進行重構，尋求價值深度、意義的明晰性和終極性，以自己的方式實現(xiàn)對生存及生命意義的重新拷問和表達，從而真正建構起一個屬于自己的世界，確立起真正獨立的姿態(tài)。本文通過對余華前后期小說敘事藝術的探尋，以期為接受者打開一扇認識世界與理解余華的重要窗口。余華絕對不是一個在歷史與現(xiàn)實面前手足無措的弱者，他對社會與生活都有著自己流動的觀照與領悟，他所有的創(chuàng)作總是顯示出異常的指涉歷史與現(xiàn)實的特性，不論它是隱藏著的，還是袒露著的。在余華小說敘事（形式）的背后，還涌動著一種精神跋涉、流變的潛流，有一種精神召喚，具有一定的認識價值與啟迪意義，這是當初先鋒小說敘事所無法達到的，由此也昭示出中國當代文學應該具有的品質與力量。研究生:陶峻（專業(yè):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指導教師:周海波教授
二、輪回與冥想——關于內心真實的敘語（論文開題報告）
（1）論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處內容要求：
首先簡單簡介論文所研究問題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簡單明了地指出論文所要研究解決的具體問題，并提出你的論文準備的觀點或解決方法。
寫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簡64位RISC處理器存儲管理單元結構并詳細分析其設計過程。在該MMU結構中,TLB采用叁個分離的TLB,TLB采用基于內容查找的相聯(lián)存儲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為64KB和細粒度為4KB兩種頁面大小,采用多級分層頁表結構映射地址空間,并詳細論述了四級頁表轉換過程,TLB結構組織等。該MMU結構將作為該處理器存儲系統(tǒng)實現(xiàn)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調查法：該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統(tǒng)的搜集有關研究對象的具體信息。
觀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輔助工具直接觀察研究對象從而得到有關信息。
實驗法：通過主支變革、控制研究對象來發(fā)現(xiàn)與確認事物間的因果關系。
文獻研究法：通過調查文獻來獲得資料，從而全面的、正確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實證研究法：依據(jù)現(xiàn)有的科學理論和實踐的需要提出設計。
定性分析法：對研究對象進行“質”的方面的研究，這個方法需要計算的數(shù)據(jù)較少。
定量分析法：通過具體的數(shù)字，使人們對研究對象的認識進一步精確化。
跨學科研究法：運用多學科的理論、方法和成果從整體上對某一課題進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這是社會科學用來分析社會現(xiàn)象的一種方法，從某一功能出發(fā)研究多個方面的影響。
模擬法：通過創(chuàng)設一個與原型相似的模型來間接研究原型某種特性的一種形容方法。
三、輪回與冥想——關于內心真實的敘語（論文提綱范文）
（1）當代“中原作家群”災難母題研究（論文提綱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導論 |
| 一、概念厘定 |
| 二、選題緣由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現(xiàn)狀 |
| 五、創(chuàng)新價值 |
| 上篇 |
| 第一章 災難母題生成的“中原場域” |
| 第一節(jié) 災難母題的自然成因 |
| 第二節(jié) 災難母題生成的人文環(huán)境 |
| 第三節(jié) 災難母題的文學傳統(tǒng) |
| 第四節(jié) 災難母題與創(chuàng)作主體的互文指涉 |
| 第二章 災難母題的敘事流變 |
| 第一節(jié) 1949—1978：秉筆直書與人定勝天 |
| 第二節(jié) 1978—2000：多元雜糅與文化反思 |
| 第三節(jié) 2000—2015：日常敘事與生態(tài)建構 |
| 第三章 災難母題的主題向度 |
| 第一節(jié) 跌宕起伏的命運主題 |
| 第二節(jié) 抗衡災難的英雄主題 |
| 第三節(jié) 意蘊豐富的人道主義主題 |
| 第四節(jié) 中原文化的反思主題 |
| 第四章 災難母題的敘事模式 |
| 第一節(jié) 寫實型敘事模式 |
| 第二節(jié) 象征型敘事模式 |
| 第三節(jié) 荒誕型敘事模式 |
| 下篇 |
| 第五章 天災母題 |
| 第一節(jié) 天災母題的現(xiàn)實向度 |
| 第二節(jié) 天災母題的“饑餓”表征 |
| 第三節(jié) “人禍”的推波助瀾 |
| 第六章 戰(zhàn)爭母題 |
| 第一節(jié) 戰(zhàn)爭母題的主題嬗變 |
| 第二節(jié) 戰(zhàn)爭母題的U型結構 |
| 第三節(jié) 戰(zhàn)爭母題的英雄原型 |
| 第四節(jié) 戰(zhàn)爭母題的詩學闡釋 |
| 第七章 疾病母題 |
| 第一節(jié) 疾病母題的生成語境與類型建構 |
| 第二節(jié) 疾病母題的隱喻 |
| 第三節(jié) 疾病母題的詩學價值 |
| 第八章 礦難母題 |
| 第一節(jié) 礦難母題的生成追溯 |
| 第二節(jié) 礦難母題的欲望敘事 |
| 第三節(jié) 礦難母題的悲情與崇高 |
| 結語 |
| 參考文獻 |
| 致謝 |
| 攻讀博士學位期間發(fā)表的學術成果 |
（2）魯西迪小說的魔幻敘事與印度文化形象建構（論文提綱范文）
| 本文創(chuàng)新點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緒論 |
| 一、選題學術價值 |
| 二、研究現(xiàn)狀評述 |
| (一) 國外研究現(xiàn)狀 |
| (二) 國內研究現(xiàn)狀 |
| 三、研究的角度與創(chuàng)新 |
| (一) 研究對象與方法 |
| (二) 研究的觀點與創(chuàng)新 |
| 第一章 魯西迪小說魔幻敘事的“三環(huán)扭結”模式 |
| 第一節(jié) 想象界:熔化的蠟像 |
| (一) 熔化:充斥想象的蠟像 |
| (二) “重寫”:“變形之想象” |
| (三) 電影敘事的“想象維度” |
| 第二節(jié) 象征界:隱喻叢林 |
| (一) 神靈:象征敘事的元結構 |
| (二) 女人以及動物:意義生成元素 |
| (三) 神話/民間故事:隱喻叢林 |
| 第三節(jié) 真實界:魔鬼藏于細節(jié) |
| (一) 夢境:被暴露的“潛意識”敘事 |
| (二) “歷史”:遮蔽真相的“幕布” |
| (三) 新聞:內核缺席的新聞效應 |
| 第四節(jié) 魯西迪魔幻敘事的“三環(huán)扭結”結構 |
| (一) “三環(huán)扭結”的敘事學實踐 |
| (二) 變形:查姆恰的山羊之變 |
| (三) 鏡像對應 |
| 第二章 魯西迪小說魔幻敘事策略 |
| 第一節(jié) 魯西迪魔幻敘事的時間策略 |
| (一) “非線性”時間觀 |
| (二) 虛實相融的時間 |
| 第二節(jié) 魯西迪魔幻敘事的空間策略 |
| (一) 物質/精神 |
| (二) 母國/異國 |
| (三) “第三空間” |
| 第三節(jié) 魔幻敘事背后的批判維度 |
| (一) 解構歷史的“真” |
| (二) 祛除宗教的“魅” |
| (三) 化解民族的“異” |
| 第三章 魯西迪小說中的印度文化特質 |
| 第一節(jié) 混雜多樣神秘的印度文化特質 |
| (一) 混雜的多樣性 |
| (二) 萬物有靈的神秘 |
| 第二節(jié) 魯西迪小說中的印度文化形象 |
| (一) 魔幻敘事構建之“魔幻印度” |
| (二) 異質相融的可能性:文化烏托邦 |
| (三) 印度與英國的張力關系 |
| 第三節(jié) 批判視角下的“回家”方式 |
| (一) 重寫歷史 |
| (二) 批判性“回家” |
| 第四章 母國文化形象的藝術建構 |
| 第一節(jié) 魯西迪藝術建構母國形象的背景 |
| (一) 身份混雜 |
| (二) 跨文化立場 |
| 第二節(jié) 魯西迪構建母國形象的基本特質 |
| (一) 神秘形象 |
| (二) 文化多樣的國家形象 |
| (三) 自由包容的國家形象 |
| 第三節(jié) 魯西迪藝術建構母國形象的方式 |
| (一) 神話敘事路徑 |
| (二) “去神圣化”的姿態(tài) |
| (三) 互文重疊 |
| 結論 魯西迪魔幻敘事重構印度文化形象之反思 |
| 參考文獻 |
| 攻讀學位期間發(fā)表的論文目錄 |
| 后記 |
（3）紅學之心理傳記學研究（論文提綱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緒論 |
| 第一節(jié) 心理傳記學 |
| 一、心理傳記學的定義與學科發(fā)展 |
| 二、中國心理傳記學的研究現(xiàn)狀 |
| 三、紅學之心理傳記學研究的內容與范圍 |
| 第二節(jié) 本課題研究的學術價值 |
| 一、紅學研究的創(chuàng)新 |
| 二、生命故事:《紅樓夢》文本研究的實踐新通道 |
| 三、西方心理學理論的民族文化實踐及應用價值 |
| 第三節(jié) 本論文的研究思路與框架 |
| 一、本論文的研究思路 |
| 二、本論文的研究框架 |
| 第一章 紅學之心理傳記學考論 |
| 第一節(jié) “紅學”發(fā)微 |
| 一、“紅學”一詞的產(chǎn)生 |
| 二、事實上的第一位紅學家——脂硯齋 |
| 第二節(jié) 王國維紅學研究之心理傳記學考論 |
| 一、王國維的《紅樓夢》研究 |
| 二、由王國維紅學觀試探其自沉之謎 |
| 第三節(jié) 蔡元培舊紅學研究之心理傳記學考論 |
| 一、蔡元培與舊紅學 |
| 二、蔡元培《石頭記索隱》之心理傳記學闡釋 |
| 第四節(jié) 胡適新紅學研究之心理傳記學考論 |
| 一、胡適與新紅學 |
| 二、從《紅樓夢考證》出發(fā)——胡適矛盾行為之心理傳記學闡釋 |
| 第五節(jié) 魯迅紅學觀之心理傳記學考論 |
| 一、魯迅對《紅樓夢》的主觀獨特感悟 |
| 二、魯迅對《紅樓夢》創(chuàng)作的文藝評論及其超越 |
| 小結 |
| 第二章 《紅樓夢》之曹雪芹生命故事研究 |
| 第一節(jié) 出生——“銜玉而誕” |
| 一、補天石(補天神話的個性化創(chuàng)新) |
| 二、神瑛侍者 |
| 三、賈寶玉 |
| 第二節(jié) 愛情——木石前盟 |
| 一、“迷津”的隱喻 |
| 二、情的探索 |
| 第三節(jié) 婚姻——金玉良姻 |
| 一、金玉良姻的實質 |
| 二、金玉良姻的結局 |
| 三、“金玉良姻”的文化反思 |
| 第四節(jié) 新生——白首雙星 |
| 一、白首雙星 |
| 二、金玉良姻與白首雙星之比較 |
| 第五節(jié) 死亡——懸崖撒手 |
| 一、《紅樓夢》中的死亡生命故事 |
| 二、曹雪芹現(xiàn)實生活中的死亡事實 |
| 小結 |
| 第三章 眼淚證情——《紅樓夢》主旨論 |
| 一、趙姨娘的眼淚 |
| 二、鴛鴦的眼淚 |
| 三、迎春的眼淚 |
| 小結 |
| 第四章 《紅樓夢》創(chuàng)作于曹雪芹自我的生命意義 |
| 第一節(jié) 從六大書名看曹雪芹的主觀創(chuàng)作目的 |
| 一、《風月寶鑒》 |
| 二、《金陵十二釵》 |
| 三、《情僧錄》 |
| 四、《石頭記》 |
| 五、《紅樓夢》 |
| 六、《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
| 第二節(jié) 從心理學實踐看曹雪芹創(chuàng)作《紅樓夢》的潛意識療愈作用 |
| 小結 |
| 第五章 結語:對《紅樓夢》研究的幾點思考 |
| 一、20世紀《紅樓夢》研究概況總結 |
| 二、21世紀《紅樓夢》文化新興模式介紹與展望 |
| 三、筆者本人《紅樓夢》研究感悟 |
| 參考文獻 |
| 致謝 |
| 攻讀博士學位期間研究成果 |
（4）現(xiàn)代與傳統(tǒng)視域中的雅俗之辨 ——魯迅和張恨水（論文提綱范文）
| 內容提要 |
| Abstract |
| 導論 |
| 第一節(jié) 研究目的與意義 |
| 第二節(jié) 研究綜述 |
| 1、中韓兩國魯迅研究 |
| 2、中韓兩國張恨水研究 |
| 3、雅俗文學研究 |
| 第三節(jié) 本文的研究方法與創(chuàng)新之處 |
| 第一章 魯迅與張恨水：新舊文化變遷中知識分子的心態(tài) |
| 第一節(jié) 舊式家族的背叛者與馴良者：差異與同構 |
| 第二節(jié) 在變革社會中知識分子文化判斷的成因 |
| 第二章 啟蒙與記錄：文學史上兩種創(chuàng)作 |
| 第一節(jié) “為人生”與“敘述人生”：雅俗何以越界 |
| 第二節(jié) 思想啟蒙與文化反思：不同文化判斷下的歷史責任 |
| 第三章 創(chuàng)作觀念差異下迥然不同的藝術風格 |
| 第一節(jié) 深邃的啟蒙與白描的畫卷：新式短篇小說與傳統(tǒng)長篇章回體 |
| 第二節(jié) 新舊文學的創(chuàng)作分歧：在改革與繼承中的雅俗白話文創(chuàng)作 |
| 第三節(jié) 雅與俗作為風格：語言質感的差異化策略 |
| 第四章 嚴肅啟蒙與傳統(tǒng)通俗：中國知識分子在現(xiàn)代化中的兩種選擇 |
| 第一節(jié) 知識分子精神上的兩種分歧：現(xiàn)代啟蒙與虛無的傳統(tǒng) |
| 第二節(jié) 知識分子的人生歧途：清醒的孤獨者與泥潭中的掙扎者 |
| 第五章 批判與緬懷：兩者鄉(xiāng)土情結差異的探源 |
| 第一節(jié) 新舊文學的敘事矛盾：“死去”的農(nóng)村與“淳樸”的農(nóng)村 |
| 第二節(jié) 批判與緬懷：作為知識分子精神支柱的故鄉(xiāng) |
| 第六章 批判的女性解放與解放女性的批判的殊途同歸 |
| 第一節(jié) 雅俗文學對女性解放的不同關注 |
| 第二節(jié) 雅俗文學中對現(xiàn)代女性的不同認識 |
| 第三節(jié) 身體想象中的女性解放 |
| 結語 |
| 參考文獻 |
| 一、基本文獻 |
| 二、研究著作 |
| 三、相關論文 |
| 后記 |
（5）近三十年小說與虛無主義（論文提綱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緒論 |
| 第一章 相對論與無真的歷史 |
| 第一節(jié) 適度的懷疑與補充 |
| 第二節(jié) 主觀歷史與有限之真 |
| 第三節(jié) 視角主義與徹底失真 |
| 第四節(jié) 相對主義的歷史敘事后果 |
| 第二章 循環(huán)論與無望的歷史 |
| 第一節(jié) 循環(huán)觀念的獲得 |
| 第二節(jié) 歷史就是翻“鏊子” |
| 第三節(jié) 被惡性決定的“鏊子” |
| 第四節(jié) 循環(huán)論開啟的敘述學 |
| 第三章 性惡論與灰暗的日?？臻g |
| 第一節(jié) 日常生活敘事的到來 |
| 第二節(jié) 凡塵俗世的沉淪 |
| 第三節(jié) 虛無的愛情烏托邦 |
| 第四節(jié) 性惡與拯救的虛無 |
| 第四章 當代虛無主義者的精神譜系 |
| 第一節(jié) 破敗的英雄神祗 |
| 第二節(jié) 失敗的理想主義者 |
| 第三節(jié) 缺乏痛感的無聊人 |
| 第四節(jié) 平淡的人與陌生人 |
| 結語 |
| 參考書目 |
| 攻博期間發(fā)表的科研成果目錄 |
| 致謝 |
（6）真實性話語的建構與新時期文學（論文提綱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錄 |
| 引言 |
| 一、 緣起、意義與方法：作為文學問題的“真實性” |
| 二、 理論探討與概念界定：西方和中國視域下的“真實性”問題 |
| 第一章 政治文化與“傷痕文學”真實性話語的建構 |
| 一、 “傷痕文學”的界定 |
| 二、 政治文化與真實性話語的建構 |
| 三、 重提“真實性”背后的群體共識與認知意愿 |
| 四、 被規(guī)訓的激情：真實性與政治性的話語纏繞 |
| 五、 《班主任》《傷痕》中的真實性話語生產(chǎn)與療傷機制 |
| 第二章 從真實性到人性：人道主義思潮中的話語轉換 |
| 一、 必要的背景：“五四”以來的人道主義思潮 |
| 二、 新時期人道主義思潮的興起及其論爭 |
| 三、 從真實性到人性：新時期人道主義理論的話語轉換 |
| 四、 話語突圍與政治限禁：人性與真實性的話語交鋒 |
| 第三章 從現(xiàn)實批判到文化自省：尋根文學真實性話語的位移 |
| 一、 “影響的焦慮”與尋根文學文化意識的覺醒 |
| 二、 真實場域的位移：從現(xiàn)實批判到文化自省 |
| 三、 尋根文學真實觀念的路徑依賴 |
| 四、 “美”與“真”：寓言敘事的詩性圖式與隱喻真實 |
| 第四章 先鋒文學的精神真實與形式實驗 |
| 一、 先鋒文學興起的基本語境與文學生態(tài) |
| 二、 反抗與重建：先鋒文學的真實觀 |
| 三、 先鋒文學的精神真實與小說敘事 |
| 第五章 新寫實小說：微觀真實與世俗日常生活政治 |
| 一、 藝術真實向生活真實的回流 |
| 二、 “刻骨真實”與“零度寫作” |
| 三、 微觀真實與世俗化日常生活的政治性 |
| 結語 |
| 參考文獻 |
| 后記 |
| 在學期間公開發(fā)表論文及著作情況 |
（7）文徵明的山水世界（論文提綱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緒論 |
| 第一節(jié) 選題的緣起與意義 |
| 第二節(jié) 相關領域的研究狀況 |
| 第二章 文徵明山水詩畫創(chuàng)作的背景 |
| 第一節(jié) 文徵明的文化資本 |
| 第二節(jié) 吳中山水詩畫創(chuàng)作的大傳統(tǒng)與小背景 |
| 第三章 文徵明的山水世界 |
| 第一節(jié) 意境與圖式——山水詩畫的內核 |
| 一 山水詩畫的意境與構圖 |
| 二 蘭亭修禊 |
| 三 輞川 |
| 四 人物 |
| 第二節(jié) 山水與情致——創(chuàng)作緣起 |
| 一 石湖 |
| 二 吉祥庵 |
| 三 有此情境而不可無此詩畫 |
| 第三節(jié) 和韻與追摹——追步前人并形成自己的創(chuàng)作風格 |
| 一 花游曲 |
| 二 江南春 |
| 三 落花詩 |
| 四 追憶 |
| 第四節(jié) 行吟與展閱——山水詩畫的創(chuàng)作是目的也是手段 |
| 一 焚香品茗賞鑒書畫 |
| 二 拙政園 |
| 第五節(jié) 合璧與酬贈——詩畫創(chuàng)作與明中葉吳中文人的文化交流 |
| 一 詩文書畫的合璧 |
| 二 應答與酬贈 |
| 第四章 余論 |
| 后記 |
| 主要參考文獻 |
（9）神只時代的詩學 ——對柏拉圖、亞里士多德詩學思想的再思與認知（論文提綱范文）
| 內容提要 |
| 緒論 |
| 上篇 外部研究 |
| 第一章 神話世界中的理性攀登--古希臘詩學展開的宗教背景 |
| 第一節(jié) 范疇和意味 |
| 第二節(jié) 史詩詩人和戲劇詩人 |
| 第三節(jié) 宗教類型和詩歌形態(tài) |
| 第四節(jié) 不同平面上生長的神學立場 |
| 第五節(jié) 宗教氛圍中的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 |
| 第二章 “理式”之床與詩的“形式”--柏拉圖、亞里士多德詩學宇宙觀論 |
| 第一節(jié) 從神學到“理式” |
| 第二節(jié) “理式”籠罩下的多重表述 |
| 第三節(jié) 東西方不同維度的“三層說” |
| 第四節(jié) 《詩學》的“形式”和“互文” |
| 第三章 “在場”與“缺席”--柏拉圖、亞里士多德詩學著述文體論 |
| 第一節(jié) 文字媒介的意義 |
| 第二節(jié) 傾聽和參與 |
| 第三節(jié) 柏拉圖的對話錄和孔子的《論語》 |
| 第四節(jié) 反修辭的修辭學家 |
| 下篇 內部研究 |
| 第四章 詩人與詩歌--柏拉圖、亞里士多德詩學本體論 |
| 第一節(jié) 詩人:一個曖昧的稱呼 |
| 第二節(jié) 希臘藝術類型的難題 |
| 第三節(jié) 古代詩歌:自我和參照系 |
| 第五章 “摹仿”與“靈感”的指稱滑移--柏拉圖、亞里士多德詩學創(chuàng)作論 |
| 第一節(jié) 模糊的古代觀念及其歷史衍變 |
| 第二節(jié) 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摹仿觀和靈感論 |
| 第三節(jié) 希臘詩學中的“虛構” |
| 第六章 “煽動”情感與“凈化”情感--柏拉圖、亞里士多德詩學接受論 |
| 第一節(jié) 劇場政體和貴族政體 |
| 第二節(jié) 再往前走一步 |
| 第三節(jié) “凈化”的詩學意味 |
| 結語 |
| 附錄 柏拉圖、亞里士多德詩學思想年表 |
| 參考書目 |
| 后記 |
（10）論余華小說的敘事藝術（論文提綱范文）
| 引言 |
| 第一章 在較為純粹的故事敘事中張看 |
| 第二章 在“非常態(tài)”敘事中顛覆 |
| 第一節(jié) 顛覆文類 |
| 第二節(jié) 消解歷史 |
| 第三節(jié) 質疑與反叛常識和固有秩序 |
| 第三章 在形式的消解中滲出溫情 |
| 第一節(jié) 內容的承繼與轉變 |
| 第二節(jié) 形式的承繼與發(fā)展 |
| 第四章 在“先鋒”敘事向“民間”敘事的回歸中超越 |
| 第一節(jié) 故事結構由拆散性向線性回歸 |
| 第二節(jié) 敘事語言由“先鋒”到“民間” |
| 第三節(jié) 敘事主體由張揚到隱退 |
| 結論 |
| 參考文獻 |
四、輪回與冥想——關于內心真實的敘語（論文參考文獻）
- [1]當代“中原作家群”災難母題研究[D]. 段永建. 山東師范大學, 2019(09)
- [2]魯西迪小說的魔幻敘事與印度文化形象建構[D]. 黃艷. 武漢大學, 2017(06)
- [3]紅學之心理傳記學研究[D]. 賀巖. 陜西師范大學, 2016(11)
- [4]現(xiàn)代與傳統(tǒng)視域中的雅俗之辨 ——魯迅和張恨水[D]. 薛熹禎（Sul Hee Jung）. 北京大學, 2014(07)
- [5]近三十年小說與虛無主義[D]. 余中華. 武漢大學, 2013(07)
- [6]真實性話語的建構與新時期文學[D]. 李明彥. 東北師范大學, 2012(05)
- [7]文徵明的山水世界[D]. 姜斐斐. 復旦大學, 2010(03)
- [8]輪回與冥想——關于內心真實的敘語[J]. 周璇,李冰. 東方藝術, 2004(S3)
- [9]神只時代的詩學 ——對柏拉圖、亞里士多德詩學思想的再思與認知[D]. 李平. 上海師范大學, 2004(03)
- [10]論余華小說的敘事藝術[D]. 陶峻. 青島大學, 200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