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國的強勢地位將對21世紀的國際秩序產生重大影響（論文文獻綜述）
韓德睿[1]（2021）在《歷史制度主義權力觀：論國際關系中國家的制度性權力轉換》文中研究說明借鑒歷史制度主義關于制度的漸進式變遷基本觀點,本研究著重分析了國際制度中制度性權力的漸進性,即制度性權力的轉換。具體來說,特定國家會通過一種合法的、漸進的、成本低且效果顯著的方式,在已有制度的基礎上,對本國的制度性權力進行轉換,最終實現維護國家利益的目的。本文的研究重點聚焦于以下幾個方面,包括歷史制度主義的權力觀念;歷史制度主義視角下國際制度的特點;國家的制度性權力轉換過程,過程中各個階段的表現形式;以及制度性權力轉換的多種后果。本文意在闡明,在承認存在激進變遷或重大轉折的同時,國際制度和制度性權力具有普遍的漸進性特點;用漸進性的視角去理解國際關系是重要的,不應為變化而變化,而是要關注變化的過程和因果關系,以此才能為隨時可能發(fā)生的真正變化做好準備。基于這些研究內容,本文主要由以下幾個部分構成:第一章對新制度主義三大流派,國際關系中的制度性權力,以及國際關系視角下的歷史制度主義權力觀這幾項關鍵的概念進行了全面闡述。歷史制度主義和社會學制度主義以及理性選擇制度主義一道,并稱為新制度主義三大流派,三種理論都有著對制度獨特的見解。而歷史制度主義是三大理論中關注時間和過程最多的,這與本文的主導思想完全吻合。其次,在全面介紹制度性權力概念的基礎上,對制度性權力的內涵進行進了一步的延伸。制度性的權力的定義是,一種國家持有的,基于已有國際制度,合法且具有漸變性的間接權力。制度性權力具有五種性質,分別是非排他性,相對非公平性,合法性,間接性以及漸變性。最后,提出歷史制度主義權力觀。這種觀點認為,在國際制度備受各國重視的今天,對寓于其中的權力進行漸進性的轉換是國家的一種重要的且具有合法性的戰(zhàn)略行為。第二章著重探討了在制度性權力轉換之前,歷史制度主義視角下國際制度的特點。為什么許多國際制度雖然經常出現劇烈的小范圍顫動,但總體上它們卻保持著相對的穩(wěn)定?；蛘哒f,為什么制度的穩(wěn)定性是重要的。國際制度難以更迭的原因有四個,包括國際體系單一化與國際制度黏性,全球化不可逆與國際無政府假定。國際制度的漸進式變遷包括替代,堆疊和漂移。關鍵節(jié)點和路徑依賴理論試圖解釋文章的前提假設之一即國際制度確實在發(fā)生著變化,但并不是在劇烈轉變,這種轉變需要特定事件的刺激,并在刺激之后繼續(xù)維持一種穩(wěn)定的路徑依賴狀態(tài)。最后,文章討論了國家為什么在一個較為穩(wěn)定的制度環(huán)境中對制度性權力進行轉換而不是重塑。其原因包括轉換的隱蔽性,低成本性以及合法性的增持?？傊?雖然歷史制度主義主要用來分析國內制度,但是歷史制度主義和國際制度之間是存在互嵌性的。第三章展現了制度性權力轉換的過程。這一過程遵循了從原始權力的持有到新權力的再持有的理念。在國際制度設立或者準備設立之前,原始的制度性權力就已經開始積累。在國際制度正式建立之后,制度性權力首先會分配給參與制度的各個國家。隨著制度內各個國家博弈的展開以及制度外部環(huán)境的變化,制度性權力會變得集中,漸漸的有一個國家或一個國家集團把持。在持有了制度性權力之后,國家開始運用制度性權力。這些運用包括了制度霸權、制度約束和制度競爭等行為。而運用制度性權力的過程,就是檢驗制度性權力的過程,國家會在這一過程中判斷權力的有效性和權力的成本收益,以決定對制度性權力進行調整。隨著外部環(huán)境的變化,加之國家對制度性權力的檢驗,國家將會更新制度性權力,這種行為包括制度退出或威脅退出,以及在制度框架內重新談判等等。在更新之后,如果國家獲得了新的制度性權力,國家會繼續(xù)以一種合法和低成本的方式對國際制度甚至國際體系施加影響。如果國家的更新行為失敗,則會面臨一系列不利的后果,甚至會使國家后悔對制度性權力進行轉換。第四章討論了制度性權力轉換的后果。除了權力的后果以外,引入兩種概念來解釋制度性權力轉換的制度性后果,包括預期后果和非預期后果。一個人或組織做出每一項行為之前,例如改革等等都會有一個期待的理想目標,如果這個目標最終實現,那么預期后果就形成了。非預期后果就會比預期后果更加復雜一些了。非預期后果指的是沒有預期或預見的人或組織的有目的行動結果。從制度以外的視角,將制度性后果假設分為四種,非預期制度成熟,預期制度成熟,非預期制度崩潰,預期制度崩潰。第五章作為案例分析的章節(jié)選取尼克松沖擊作為第二個案例,它是指由美國總統(tǒng)理查德·尼克松在1971年為了應對美國國內不斷增加的通貨膨脹和其他國家對美元的操縱,實行的工資和物價凍結,進口附加費以及單方面取消直接國際美國美元兌換黃金等一系列經濟措施。到1973年,以自由浮動的法定貨幣為基礎的現行制度實際上取代了布雷頓森林體系。尼克松雖然又一次令美國背上了單邊主義的罵名,但是他拯救了美元,維護了美國的金融霸權這一重要的制度性權力。這一案例良好的詮釋了制度性權力幾乎每一個性質。
王力[2]（2021）在《沃爾特·R·米德“美國外交傳統(tǒng)”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說明沃爾特·拉塞爾·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是美國杰出的外交政策研究者,他融合了美國外交政策的歷史與現實議題,搭建起理解美國外交政策的理論框架,本論文旨在對米德的學術思想加以闡述。美國的外交傳統(tǒng)是米德學術研究的核心論題,通過對美國外交歷史的爬梳,米德分析了影響美國外交傳統(tǒng)的因素,并對美國權力形態(tài)的形成和發(fā)展進行總結。他認為,對美國外交史的研究應當著眼于更為宏觀的視角,注重其歷史傳承性。米德的研究超越了傳統(tǒng)的理想主義/現實主義、單邊主義/多邊主義等二分法,創(chuàng)新性地提出了漢密爾頓主義、威爾遜主義、杰斐遜主義和杰克遜主義四種美國外交傳統(tǒng),認為正是這四種主義通過相互作用形成有機組合和動態(tài)發(fā)展,共同決定了美國外交行為。在此基礎上,米德對美國外交傳統(tǒng)的“權力根源”進行了理論發(fā)掘,在硬權力和軟權力之外,提出了“粘性權力”的概念,從而實現了對美國外交傳統(tǒng)認識的理論升華。從知識生產的角度而言,這與米德作為學者與智庫專家的雙重身份是分不開的,依照“四種主義”與“三種權力”框架,米德構建了一個美國外交傳統(tǒng)思想研究體系,豐富了學界解析歷史、認知現實的理論工具。米德的思想成熟于21世紀初期,根據他的分析框架,本文對后冷戰(zhàn)時期美國歷屆總統(tǒng)即克林頓、小布什、奧巴馬和特朗普四屆政府的外交行為進行分析,認為米德的理論能夠對歷屆政府的外交行為進行合理的解析,為我們理解美國外交傳統(tǒng)和21世紀美國外交提供了一個新穎的、合理的視角。本文主體部分共分為六章。第一章對米德的學術經歷、著述、觀點特別是“四種主義”與“三種權力”框架體系進行了詳細的分析和解讀。米德認為,漢密爾頓主義的核心主張是“追求商業(yè)利益”,國家外交行為應該尋求有利于美國融入全球經濟體系的各種外部條件;威爾遜主義主張在世界范圍內傳播美國式的民主和價值觀,認為美國有義務作為“文明的燈塔”為世界各國指引發(fā)展方向;杰斐遜主義反對過多地國際介入,主張把人民的利益和社會的健康發(fā)展視為首要任務,是小政府主義的支持者;杰克遜主義具有民族主義色彩和民粹主義傾向,注重提高美國的軍事實力。本章在分別闡述四種主義產生的歷史背景和發(fā)展過程的基礎上,分析他們發(fā)揮作用的時間和手段,并結合國際局勢和國內形勢變化側重分析他們如何共同作用,影響美國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實施。本章繼而對米德權力形態(tài)理論進行介紹,米德將美國的權力形態(tài)分成銳性權力、粘性權力、甜性權力和支配權力:銳性權力是美國的軍事實力,廣義上指其顯著的核優(yōu)勢、廣泛的海外軍事部署和龐大的軍費開支所構成的綜合實力;粘性權力是經濟活動影響力的體現,是美國對其他經濟體產生粘性吸附的作用;甜性權力是美國的理想、文化和價值觀吸引力,和軟權力的概念類似,是一種無形的感召力;支配權力是權力的合集,是前三種權力協(xié)同發(fā)揮作用時體現出的綜合優(yōu)勢。如果說“四種主義”理論從歷時性的角度分析了隱藏在美國外交史洪流中的四種意識主張,那么對美國權力形態(tài)的分析則從共時性的角度豐富了米德的理論,二者形成了一個完整的分析網絡。這種坐標式的分析結構既充分尊重和考量了美國外交歷史的延續(xù)和傳承,又突出體現了美國歷史上特別是二戰(zhàn)以來的外交特征,在宏觀上形成橫縱相交的二維理論框架,有助于對美國外交政策的梳理。論文的以下章節(jié)運用米德的思想從不同的歷史時期對美國外交傳統(tǒng)進行總結,分析了不同時期政府的政治傾向、外交風格和在任時期的外交活動,清晰地展示了四種主義對國家領導人及其外交政策的影響。第二章主要分析了一戰(zhàn)后至20世紀末的美國外交政策演變。一戰(zhàn)后,美國進入福特主義經濟時代,經濟的快速發(fā)展給美國社會帶來了結構性的變化,同時在國際關系中,美國以世界大國的身份登上國際政治舞臺,四種主義開始面對國際關系中的復雜局面。隨著二戰(zhàn)中英國的衰落,美國在冷戰(zhàn)后確立了世界霸主地位,美國資本主義過渡到后福特主義時代。在這一歷史階段,四種主義在不同時期所追求的美國權力類型不斷變化,帶來了美國外交政策的不斷發(fā)展。冷戰(zhàn)結束后,粘性權力一度成為了美國主要追逐的權力類型,在克林頓政府期間,漢密爾頓主義成為了外交活動的主導思想。第三章主要分析了小布什政府時期威爾遜主義的起落。作為新保守主義的代表人物,小布什具有威爾遜主義者的特征?！?·11事件”讓小布什得到了杰克遜主義者的堅定支持,為威爾遜主義披上了強硬、現實的鎧甲,然而隨著反恐戰(zhàn)爭的升級,四種主義逐漸產生了分歧,小布什的大中東戰(zhàn)略宣告失敗。第四章解讀了奧巴馬政府期間杰斐遜主義的興起。米德認為,奧巴馬是典型的杰斐遜主義者,正如競選演講宣言一樣,其最突出的特點就是進行戰(zhàn)略收縮,運用巧實力對自身的外交主張進行調整,尋求各個派別之間的平衡,力圖恢復美國的全球領導力。然而杰斐遜主義者的政治主張經常被詬病過于溫和或起效緩慢,奧巴馬的外交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并沒能從根本上滿足美國民眾的要求。第五章分析了特朗普政府期間杰克遜主義者的外交特點。美國國內經濟產業(yè)結構失衡加劇、政治上的反精英情緒和社會文化價值中身份認同的缺失導致美國國內民粹主義興起,特朗普趁機入主白宮,其支持者多為杰克遜主義者。強烈的本土主義傾向使得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有著顯著的以自我為中心的特色,但杰克遜主義者本身并不具備系統(tǒng)的執(zhí)政理念,也無法確立具有連續(xù)性的外交思想。第六章對米德的美國外交傳統(tǒng)思想進行了評價。首先對21世紀四種主義所面臨的國際國內局勢進行解讀,并對它們可能進行的調整和融入策略進行分析,同時,根據米德的推斷,對美國外交政策制定的戰(zhàn)略維度進行思考。面對自由資本對商業(yè)利益的追求和美國國內產業(yè)結構失衡、就業(yè)問題嚴重之間的矛盾,漢密爾頓主義者需要尋求一種資源合理配置的發(fā)展模式;威爾遜主義者在大中東戰(zhàn)略之后逐漸式微,面對世界局勢由美國獨霸到一超多強的發(fā)展趨勢,世界多極化日趨明顯,國際組織的作用逐漸增強,威爾遜主義者需要對其價值觀傳播方式進行反思和改進。杰斐遜主義者能夠調整自己的政治主張,但始終堅持“避免不必要的國際介入”的基本理念,以最低的成本融入國際社會,避免戰(zhàn)爭,優(yōu)化配置有限資源等成為了杰斐遜主義者在新形勢下的代表主張。杰克遜主義者雖然缺乏成熟的外交主張,但他們在美國普通選民中有著深厚的群眾基礎,也是維系其他三個主義的感情紐帶和實力基礎,將對美國的對外政策產生深遠影響。如何認識當代國際局勢和對自身國際角色、如何充分認識并堅持利用海權體系、如何在四個學派中做出合理的取舍和組合,是美國外交政策制定過程中需要思考的戰(zhàn)略維度。
彭昕[3]（2021）在《弱約束性制度的擴員研究 ——以上海合作組織的擴員實踐為例》文中研究表明國際制度的發(fā)展有深化合作和擴大規(guī)模兩個方向。相對于深化合作直接實現內部提質、進一步促進制度的發(fā)展,制度規(guī)模的擴大、尤其是制度成員的增多,如若不基于強有力的約束協(xié)調,則會在不同程度上影響制度功能的發(fā)揮、威脅制度的未來發(fā)展。諸如歐盟等強制度,因擴員而引起的內部協(xié)調困難、一體化進程延緩等現象已成為不爭的事實。相比之下,約束力較弱的國際制度擴員就更易引起功能渙散、治理低效等問題。因此,弱約束性制度理應傾向于深化合作,謹慎擴員。然而,針對上海合作組織擴員實踐的經驗觀察發(fā)現,即便在組織面臨迫切提質需求的情況下,弱約束性制度仍然實現了擴員。這一選擇邏輯上的反常構成了本文研究的核心問題所在:弱約束性制度為何選擇擴員?弱約束性制度如何應對擴員后的功能低效?針對這一問題,就學理基礎而言,制度變遷研究構成了研究的宏觀理論背景;就經驗積累而言,上海合作組織的相關數據與文獻為本文提供案例檢驗基礎。但通過對既有研究的梳理不難發(fā)現,當前以功能主義和理性選擇為導向,大量聚焦強制度擴員的理論研究并沒有對弱約束性制度的擴員問題提供有效解釋。針對以上海合作組織為代表的一系列弱制度擴員的經驗研究,缺乏更進一步的學理提煉與整合,存在理論性不足等問題?；诖?本文采用分析折中主義方法,在制度具備包容性特征且處于協(xié)調性制度互動背景的前提下,圍繞國際制度功能的多重性內涵,提出了影響弱約束性制度擴員實現的權力制衡、規(guī)范擴散以及功能補償三項基本假設。將其分別帶入上海合作組織擴員從擱置（2001年至2007年）到進行法律準備（2008年至2014年）再到最終落實（2015年至2017年）的三個具體階段予以驗證。就上海合作組織案例而言,針對其弱約束性特征的判定既有其結構性的客觀原因,也依據其一系列主觀的規(guī)則設定。作為一項由發(fā)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國家主導的區(qū)域間合作制度,上海合作組織具有基本的包容性和開放性特征;同一空間內眾多的相似性制度供給,也在大國利益和小國需求的彼此兼容中維持了基本協(xié)調的互動關系。以此為前提,通過歷時性比較上合組織擴員三個階段的具體情況發(fā)現:第一,在俄羅斯視角下,由于對美歐等西方國家的威脅感知不斷提升,受到中國實力提升對中亞經濟影響力增強的壓力,其權力制衡需求呈現了持續(xù)增強,因此俄始終致力于積極推動擴員,以便更好地發(fā)揮制度作為軟制衡工具的作用;第二,在全球治理體系的變革背景下,上合組織的制度成熟、成員國的實力增長以及參與全球治理的意愿提升“上海精神”這一核心規(guī)范出現了日益增強的擴散需求,推升了各成員國寄希望于通過擴員提升制度代表性和影響力的傾向;第三,2015年“一帶一盟”對接的實現、上海合作組織“對接平臺”定位的確立,通過制度間功能協(xié)調上合組織突破原有功能瓶頸,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因擴員引起的功能弱化問題,解決了成員國對上海合作組織擴員引起低效問題的后顧之憂?；谙到y(tǒng)的理論假設和經驗論證,最終可以得出如下結論:制度成員國權力制衡和規(guī)范擴散需求的提升增強了制度擴員的可能,但不足以促成擴員的最終實現;功能補償的出現,是在前兩項需求不斷增長、擴員可能不斷累積的情況下促使上合擴員決策得以最終達成的決定性因素?；谏鲜鼋Y論,本文對當前國際制度普遍趨弱的現象進行了反思,分析總結出可資以上海合作組織為代表的一系列弱約束性國際制度借鑒的發(fā)展經驗和政策建議:在逆全球化時代、國際制度普遍趨弱的大背景下,不論是既有弱約束性制度的未來發(fā)展,還是后發(fā)力量類似的制度供給,都應在關注內部功能建設的同時,重視制度間關系的維護,避免碎片化引起的制度消耗,追求在協(xié)調型互動中形成制度間功能的補償甚至借用。2021年適逢上海合作組織成立20周年。本文對于上合擴員的關注,不僅僅局限于已完成的擴員實踐,還在明晰擴員依據的基礎上對上合新階段從制度協(xié)調中獲取的新興發(fā)展動力做出了積極評估與展望。
沈丁心[4]（2021）在《日本經濟外交的嬗變及其趨勢研究 ——以第二屆安倍政府時期為核心》文中研究指明2020年9月,安倍晉三內閣閃電辭職,菅義偉接任,日本政治從此開啟了“后安倍時代”。安倍晉三兩次執(zhí)掌日本政壇,創(chuàng)下了日本戰(zhàn)后政治家最長執(zhí)政記錄。安倍時代已去,但卻為日本政壇留下了諸多政治遺產,其中,安倍有關經濟外交的構想、政策行動與成效,對日本政治、外交以及經濟社會等各方面影響依然深遠廣泛?！昂蟀脖稌r代”的日本外交將向何方,格外引人注目。因此,從了解菅義偉政府外交政策取向和展望未來日本外交發(fā)展趨勢的意義上,回顧與總結安倍執(zhí)政時期日本經濟外交的經驗與教訓具有非常特別的意義。自安倍晉三第二次執(zhí)政后,日本經濟外交的發(fā)展?jié)u趨展現為相對積極的態(tài)勢。全球化的趨勢,尤其是經濟全球化的趨勢,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促動國際社會復合相互依存的逐步發(fā)展與不斷完善;同時,逆全球化的趨勢,亦在相當程度上與全球化共生同行,在相當復雜的國際戰(zhàn)略互動中展現出突出的影響。在上述時代發(fā)展變化的背景之下,日本經濟外交的內涵與外延正在逐步發(fā)生變化,其在日本對外交往和外交政策實行過程中的地位與作用不斷提升。有鑒于此,本文將研究目標鎖定在日本經濟外交的嬗變過程、經濟外交相關變量之間的耦合與交叉互動等問題上,通過這項研究以考察日本經濟外交在新時代的現狀與變化,把握其特征與發(fā)展趨勢,為我國對日外交乃至我國外交的發(fā)展與未來方向塑造等提供有益的借鑒。本文綜合運用國際關系理論與研究方法,以日本官方數據和政府資料等為主要基礎數據,考察日本經濟外交內涵與外延的變化,分析以安倍政府（第二次執(zhí)政）時期為核心的日本經濟外交的理念構想、實施內容、外延變化、主要特點和存在的問題,客觀評價其實施效果。本文由緒論（研究目的、意義和研究現狀分析）、正文（五章）和結論、以及參考文獻等內容構成。本文的緒論部分,主要以第二屆安倍政府時期日本經濟外交的發(fā)展演變、內生變化與外在變遷等作為問題導向,通過對日本經濟外交的研究目的、研究意義和研究現狀等問題的梳理與分析,明確日本經濟外交的研究前提,為其后展開的有關日本經濟外交的基本構想、具體政策實踐、政策實施的模式建構和發(fā)展趨勢研究等提供必要的研究基礎。本文第一章以日本經濟外交研究的國際關系理論解讀與釋義為核心內容,通過對新自由制度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和經濟外交研究的相應理論解讀來建構本文研究日本經濟外交的理論分析框架。對日本經濟外交研究的理論解讀,不僅意在充實日本經濟外交研究的國際關系理論認知,而且能為解讀21世紀日本經濟外交發(fā)展的指導理念提供更為明晰的線索與方法。如何有效評估日本經濟外交的現狀與未來趨勢,需要充分發(fā)揮國際關系理論和經濟外交研究理論的指引作用。本文第二章以時代演變中的日本經濟外交嬗變?yōu)橹黝},梳理與解讀戰(zhàn)后日本經濟外交的發(fā)展演變歷史與現狀,厘清日本經濟外交的基本內涵,特別是第二屆安倍政府時期日本經濟外交嬗變與發(fā)展趨勢的基本內涵。從縱向的視角分析安倍政府經濟外交構想、布局的變化及其五大支柱（對外貿易、經濟援助、對外投資、經濟制裁、經濟合作）的基本內涵與進展,以及與安倍國家戰(zhàn)略與外交政策的相互關系。通過分析第二屆安倍政府實施日本經濟外交的具體戰(zhàn)略構想與具體政策措施,特別是在國家戰(zhàn)略的層面,日本在經濟外交的各個領域具體實施經貿外交、投資外交與援助外交,乃至制裁外交,例如簽署CPTTP、日歐EPA、日美貿易協(xié)定等等過程的分析,闡釋經濟外交與日本政治、經濟與社會等的交互作用,展現日本經濟外交在日本國家治理進程中的地位與作用。本文第三章以分析第二屆安倍政府時期日本經濟外交內涵與外延擴大為主題,通過對“大阪軌道”構想及其實施過程的全面分析和東日本大地震后危機外交公關的經濟外交實施案例的實證分析,具體闡述安倍政府經濟外交在新時期新形勢下是如何適應國際環(huán)境變化而實現自身理念與政策實踐升級的過程。第二屆安倍政府經濟外交實施的案例解讀,是本文研究日本經濟外交的重要方式之一。本章中對于“大阪軌道”的關注與研究,是針對日本外交整體實踐中,基于主場外交與經濟外交的關聯(lián)性互動,闡釋第二屆安倍政府經濟外交實施的案例研究。同時,針對第二屆安倍政府經濟外交的專門性案例研究,以“謠傳損害”背景下的經濟外交作為分析案例,從另一個側面充實了有關第二屆安倍政府經濟外交的論證過程。同時,本章對于第二屆安倍政府經濟外交的比較研究給予了充分的關注,通過對比日本的政府開發(fā)援助（ODA）與中國“一帶一路”建設,進一步闡釋日本經濟外交的嬗變過程。本文第四章以分析第二屆安倍政府經濟外交的動因、特點與評價為主題。對于日本經濟外交嬗變的研究,本文的關注不單局限于日本經濟外交嬗變本身,更注重在國際環(huán)境變化的時代背景下日本經濟外交嬗變產生的動機與深層原因等問題方面?；趪抑卫砼c國家戰(zhàn)略的雙重視角,嘗試重新認識經濟外交嬗變的動因、變化特點等問題。本文第五章以“后安倍時代”日本經濟外交的發(fā)展趨勢與展望為題,在綜合分析日本經濟外交嬗變及其影響的基礎上,對日本經濟外交的未來構想、面臨的困境及發(fā)展趨勢進行分析和展望。日本經濟外交的未來展望,是分析、研究與評價日本外交未來發(fā)展趨勢的重要變量之一。日本經濟外交的發(fā)展趨勢不僅取決于第二屆安倍政府從國家治理到外交實踐的相關構想與政策實踐,而且與日本面臨的外在國際環(huán)境變化密切相關。依據上述分析考察,本文嘗試在結論部分提出以下幾個結論:第一,本文嘗試建構新的日本經濟外交研究的理論范式,通過理論的、歷史的和現實的三個維度,對日本經濟外交的理念、政策及其屬性嬗變進行梳理和分析,全方位地考察日本外交戰(zhàn)略與政策的實踐與發(fā)展變化,轉變現有日本外交研究的思維定勢,實現日本外交研究的理論創(chuàng)新。本文關于第二屆安倍政府經濟外交的研究,是對于已有研究成果的繼承、優(yōu)化與拓展。第二,日本經濟外交的內在構成與自身的邏輯演變并非一成不變,而是伴隨著時代的發(fā)展和日本國內外的環(huán)境變化,特別是日本國家發(fā)展的客觀需要而不斷地完善內涵,適時地擴展外延的有機整體。應對中國國力增長和國際影響力的擴大,特別是“一帶一路”建設帶來的地緣政治與地緣經濟的巨大變化,安倍政府重新認識和調整經濟外交的價值與作用,是其現實主義國家治理理念的最明顯體現。第三,本文在研究中特別關注了經濟外交內涵變化與外延擴大的問題。諸如經濟外交中的文化屬性問題、公共外交與國際文化傳播與經濟外交政策的交叉融合問題等,為全面認識和把握日本經濟外交乃至日本外交提供了新的研究視角與獨立的思考。本文認為,第二屆安倍政府經濟外交,既是戰(zhàn)后日本經濟外交在21世紀日本國家外交實踐中的延續(xù),也是安倍政府在和平主義外交與文化產業(yè)立國等治國理念指導下,主動順應國際國內環(huán)境變化而適時調整經濟外交內涵與外延的外交實踐過程。第四,日本式的思維方式對日本經濟外交特別是安倍經濟外交提供了基本的理念基礎和政策動力,同時也決定了日本經濟外交的特性與發(fā)展困局。日本經濟外交的嬗變既給日本振興經濟與國際合作,重振國家自信提供了助力,同時也無法避免受到社會文化心理以及國際認知等等的局限與約束,從而導致日本經濟外交乃至日本外交無法擺脫既有的發(fā)展思路與框架,無法完全回應日本國家治理的現實需求?！昂蟀脖稌r代”的日本經濟外交能否擺脫困局,在日本經濟與日本外交、日本國家轉型與國際社會發(fā)展等等交匯過程中,繼續(xù)發(fā)揮有效的鏈接與平衡作用,為日本的國力提升與國際影響力的擴大起到應有的作用還有待持續(xù)觀察。
靳冠輝[5]（2021）在《身份建構視域下日本自衛(wèi)隊海外派兵的擴大化研究》文中指出戰(zhàn)后伴隨著“和平憲法”的頒布,日本確立了“和平國家”的身份,并且在日本國內形成了濃厚的“反軍國主義規(guī)范”。在很長時間里,日本社會對于自衛(wèi)隊海外派兵一直持比較消極的態(tài)度。結合一直以來日本社會對自衛(wèi)隊的消極認識,以及冷戰(zhàn)結束以來日本自衛(wèi)隊海外派兵所取得的重大突破。本文的研究問題是:在日本社會對“和平國家”身份的認知下,日本政治精英是如何不斷改變日本社會對自衛(wèi)隊海外派兵的認知,進而推動日本自衛(wèi)隊海外派兵不斷擴大的?本研究以“日本自衛(wèi)隊海外派兵”為研究對象,在基于國際關系建構主義理論中關于“身份”與“規(guī)范”研究的基礎上,借鑒社會心理學派的身份建構理論的核心觀點,進而搭建了一個以“身份建構升級”與“規(guī)范退化加速”為核心概念的分析思路,對冷戰(zhàn)結束以來日本自衛(wèi)隊海外派兵不斷擴大的現象進行了詳細分析。本研究重點考察和分析了在“和平國家”身份的認知下,及“反軍國主義規(guī)范”的約束下,日本政治精英在基于成為“正常國家”,乃至“軍事大國”的強烈自尊需求的驅動下,而通過自主建構“國際和平貢獻者”的身份、“國際安全守護者”的身份及“國際秩序維護者”的身份,促使原有的“反軍國主義規(guī)范”不斷退化,進而實現了日本自衛(wèi)隊海外派兵的不斷擴大。通過本研究的分析,不僅對冷戰(zhàn)結束以來日本自衛(wèi)隊海外派兵的整體過程有了更加全面的認識,而且還進一步解釋了日本自衛(wèi)隊海外派兵擴大化的內在邏輯。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總結了日本自衛(wèi)隊海外派兵不斷加速擴大化的進程特征,重點突出日本保守政治精英披著“和平”的外衣而欲重新塑造日本社會及國民對“和平國家”身份的認知,改變自戰(zhàn)后以來所形成的“反軍國主義”安全認同,進而實現修改“和平憲法”,謀求成為“正常國家”乃至“軍事大國”的戰(zhàn)略目標。通過以上分析本研究得出如下結論:日本政治精英通過這樣不斷的身份建構過程,不僅重塑了日本社會對自衛(wèi)隊的角色認知,同時還豐富了日本自衛(wèi)隊的功能與作用,從而不斷改變日本社會對自衛(wèi)隊海外派兵的認知與觀念,促使日本社會對自衛(wèi)隊海外派兵的認知與觀念從一種消極、謹慎的態(tài)度逐漸轉變成一種認可與接受。正是通過這樣的過程,逐漸消除了日本國民心中“自衛(wèi)隊海外派兵是不符合‘和平國家’身份的認知”,建構了日本自衛(wèi)隊海外派兵是為了“國際和平與穩(wěn)定”的新認知。其目的就是為了想要重塑“和平國家”的身份,營造一種“和平國家”的身份已經越來越不適用于“充滿大國博弈與權力競爭世界”的“氛圍”,從而為未來繼續(xù)推動自衛(wèi)隊海外派兵,甚至修改“和平憲法”奠定基礎。最后,不可忽視的是,日本自衛(wèi)隊海外派兵不僅對東亞地區(qū)的和平與穩(wěn)定造成惡劣影響,而且還嚴重破壞了“和平憲法”的立憲精神,使得本已遠離戰(zhàn)爭的日本社會及國民逐漸卷入沖突與戰(zhàn)爭的風險之中。
成向東[6]（2021）在《中國特色國際合作理論與實踐研究》文中進行了進一步梳理研究“國際合作”問題就是研究人類自身的生存與發(fā)展,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國際合作現象與行為的普遍性與復雜性使理論研究成為一大難題。隨著經濟全球化、政治多極化、社會信息化、文化多樣化的發(fā)展,人類文明也進入多層次、多元化、多問題碰撞交融、競爭合作的階段,單一或局部的、簡單的方式已經無法解決世界所面臨的動態(tài)性、開放性、復雜性以及系統(tǒng)性的發(fā)展問題。在多元全球化加速發(fā)展的進程中,人類的命運越來越緊密地聯(lián)結在一起,尋求合作將會更加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在更為廣泛的意義上,人與人之間、國與國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如何走向和合共生、命運與共的道路既是揚棄舊的世界秩序,構建世界新秩序的過程,也是人類走向合作文明的重大實踐課題。從全球的視野和胸懷去理解“合作”已經成為理論與實踐的迫切需要,“合作”理應成為當今世界“大理論”視閾中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盡管現實主義者們看到的是世界之亂與大國沖突的種種現實,但人類終究是向前看的“智慧生靈”,需要以非凡的勇氣、足夠的“智慧”走出沖突的困境。沖突與合作是一個可以相互轉化的統(tǒng)一體,只要有解決沖突的架構,就會有合作的基礎。實踐構成了人類社會向前發(fā)展的根本邏輯。如何以“大合作”的實踐形式走向未來是當代世界面臨的共同課題。問題驅動發(fā)展轉型,危機生成發(fā)展共識。當人類社會面臨共同的發(fā)展難題時,如何促進人類對全球發(fā)展問題進行理性思考和深刻反思,將決定著人類的未來走向。如果國際合作世界觀、國家能力與國際制度三個變量系統(tǒng)之間形成良性互動,在實踐層面的增量改進與優(yōu)化的共同作用下,實現國際秩序和諧化的可能性要素就會不斷積累增加?！鞍詸喾€(wěn)定”的終結與新的“合作穩(wěn)定”秩序的產生將不可避免,代替舊有觀念的,將是新的“合作文明”的實踐與真正“命運共同體”的實現。本研究旨在全面系統(tǒng)分析中國特色國際合作的基礎概念、立論基礎、范式結構、實踐邏輯、現實困境與深化路徑。具體而言,就是從馬克思主義整體性方法出發(fā),以系統(tǒng)化理論框架解釋中國特色國際合作的實踐。探求建立在“實踐”基礎之上的三個基本變量因素,即“世界觀-能力-制度”在多大程度上影響國際合作。中國與世界的良性互動關系是怎樣影響國際體系的變動,促進世界走向和平發(fā)展的歷史進程這一規(guī)律。中國特色國際合作理論建構的最終目的是從復雜的國際合作現象中發(fā)現合作的“中國邏輯”與“中國特色”。論文除導論和結語之外,共分為六章。第一章是研究起點。集中闡釋了國際合作的相關基本概念,對“中國特色國際合作”這一研究主題進行概念界定,并闡明“理論整體性”研究的意義。第二章是立論基礎。主要從四個維度闡述了中國特色國際合作的理論淵源,構成了本文的立論基礎。第三章是理論分析。嘗試構建中國特色國際合作理論分析的系統(tǒng)框架,即國際合作的“世界觀-能力-制度”系統(tǒng)結構,著力探討世界觀與國際合作的關系、國家能力與國際合作的關系、國際制度與國際合作之間的互動關系,從而根本上揭示中國特色國際合作的規(guī)律性。第四章是實踐考察。論述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特色國際合作思想的歷史演變;從“世界觀-能力-制度”結構范式出發(fā)對中國特色國際合作的實踐創(chuàng)新進行案例分析;系統(tǒng)總結中國特色國際合作的基本經驗;第五章是現實困境。從世界觀、國家能力、國際制度三個層面對中國特色國際合作的現實困境進行深入分析;第六章是深化路徑。有針對性地提出中國特色國際合作的實踐路徑。
丁鵬[7]（2020）在《歐盟“東部伙伴關系”計劃研究》文中指出歐盟“東部伙伴關系”計劃（EaP）是歐盟針對東部鄰國建立起來的一種區(qū)域性制度安排,實現了周邊鄰國政策在重點地區(qū)的差異化,是對歐盟睦鄰政策的補充和完善,大幅增強了歐盟同東部伙伴關系國的聯(lián)系和合作水平,使雙方關系進入一個新的發(fā)展階段?！皷|部伙伴關系”計劃涉及到歐盟與鄰國內政和外交層面上的緊密合作,范圍廣泛,是一種特殊的“伙伴關系”,區(qū)別于歐盟傳統(tǒng)上的外交政策。本文要探討的核心問題是:歐盟“東部伙伴關系”計劃的本質是什么?歐盟“東部伙伴關系”計劃與歐盟擴大有何關系?歐盟“東部伙伴關系”計劃發(fā)展變遷的動力是什么?歐盟“東部伙伴關系”計劃在推進過程中產生了哪些影響、遇到了哪些困境以及未來發(fā)展前景如何?冷戰(zhàn)結束后,歐亞大陸的地緣政治版圖劇烈變動,美國利用輻射全球的強大軍事實力,借助北約加強對原蘇聯(lián)加盟國進行大范圍的政治和軍事干預,遏制俄羅斯重新崛起,維護自己的單極霸權地位。歐盟則大力實施東進戰(zhàn)略,推動歐洲一體化,擴大地緣戰(zhàn)略空間,力圖提高主導歐洲安全事務的能力。歐盟地理邊界大幅拓展,同東部地區(qū)一些不穩(wěn)定國家接壤,東部鄰國的安全局勢很大程度上直接關系到歐盟自身的安全穩(wěn)定,引起歐盟的極大重視,在歐盟外交政策與對外關系中的地位顯著提升,“歐盟安全戰(zhàn)略”強調周邊地區(qū)是歐盟外交政策的重點。歐盟一方面通過擴大政策,向中東歐國家提供成員國資格,將其納入內部;另一方面通過鄰國政策,向東部地區(qū)原蘇聯(lián)國家提供援助,促使其改革轉型。歐盟的東部鄰國政策經歷了主動有限接觸、積極高調介入和全面深入參與三個階段演變后,歐盟在東部地區(qū)的影響力得到較大提升?？偟膩砜?在歐洲大陸地緣政治局勢不斷變化的背景下,向東擴展勢力范圍,增強與東部鄰國的關系符合歐盟的發(fā)展戰(zhàn)略,是歐盟的必然選擇。俄格戰(zhàn)爭導致歐盟周邊地緣政治形勢發(fā)生新變化,出于地緣政治、安全、經濟以及民主價值觀等多重利益考量,2009年5月,歐盟推出針對烏克蘭、摩爾多瓦、白俄羅斯、格魯吉亞、阿塞拜疆、亞美尼亞六個東部鄰國的“東部伙伴關系”計劃,作為歐盟睦鄰政策（ENP）的組成部分,旨在將歐盟安全戰(zhàn)略轉化為具體行動,通過簽訂聯(lián)系國協(xié)定（AA）、提供市場準入和實現簽證便利化等措施,加速和深化歐盟與東部伙伴關系國之間的政治聯(lián)系和經濟一體化水平,力圖從根源上解決導致極端主義、危機和沖突的問題,進而實現安全和穩(wěn)定,最終將這些國家綁上西方的“戰(zhàn)車”,成為防范和抵御俄羅斯的前沿陣地。東部伙伴關系國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一直以來是大國爭奪的焦點,特別是烏克蘭位于俄羅斯和西方之間的交通要道,加上歷史的原因,對俄羅斯來說戰(zhàn)略意義異常重要,是其再次實現大國復興夢的關鍵合作伙伴。蘇聯(lián)解體后,北約和歐盟不顧俄羅斯的強烈反對,雙雙向東擴大,不斷蠶食俄羅斯的傳統(tǒng)勢力范圍,導致俄羅斯戰(zhàn)略生存空間受到擠壓。在美國和北約的強勢介入下,“東部伙伴關系”計劃這一帶有地緣政治動機的外交政策不斷觸及俄羅斯的底線,西方與俄羅斯之間的矛盾一時難以調和,最終導致烏克蘭危機的爆發(fā),引發(fā)嚴重地緣政治危機,東部伙伴關系國深陷大國博弈的漩渦。東部地區(qū)嚴峻的地緣政治形勢,使歐盟深感自身也越來越“不安全”,不僅要應對日益復雜的非傳統(tǒng)安全威脅,更要面對傳統(tǒng)安全威脅回歸的嚴峻現實。歷史制度主義為我們深入理解歐盟“東部伙伴關系”計劃,特別是綜合考察其發(fā)展變遷的邏輯提供了理論視角,按照制度變遷的邏輯來審視,“東部伙伴關系”計劃在發(fā)展變遷的歷史過程中具有混合的特性,是路徑依賴、關鍵節(jié)點和漸進轉型等制度變遷模式的混合體。歐盟“東部伙伴關系”計劃屬于歐盟睦鄰政策的東部層面,在組織機構和人事安排、合作機制和政策工具以及地緣戰(zhàn)略目標等方面都對擴大存在明顯的路徑依賴。俄格戰(zhàn)爭和烏克蘭危機等地緣政治沖突事件,成為改變歐盟東部地區(qū)地緣政治局勢的關鍵節(jié)點,推動歐盟在不破壞原有規(guī)則的前提下對“東部伙伴關系”計劃進行了優(yōu)化改造,逐漸調整原先以價值觀為導向的思維,采取利益優(yōu)先原則,不斷尋求務實調整,完成了一系列制度突破,實現漸進轉型。地緣政治博弈、安全局勢復雜、經濟利益訴求以及民主價值觀輸出等因素構成“東部伙伴關系”計劃發(fā)展變遷的動力。歐盟在原蘇聯(lián)空間推進以“東部伙伴關系”計劃為代表的周邊外交戰(zhàn)略,主要以自身作為世界上最大單一市場和歐元的世界第二大貨幣地位等雄厚的經濟力量充當工具,通過一系列機制和手段,在安全、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等方面產生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由于不斷蠶食俄羅斯勢力范圍,加劇了區(qū)域地緣政治競爭。烏克蘭危機發(fā)生后,來自歐美的嚴厲制裁,促使俄羅斯加快推進“轉向東方”戰(zhàn)略,尋求與亞太地區(qū)國家的合作,為中俄合作的升級和深化提供了契機。歐盟在內外政策轉型的背景下,一定程度上已經拋棄以價值觀為主導的“排他性”傳統(tǒng)周邊政策理念,開始重視與第三方的合作,這與中國積極倡導和踐行的多方合作共贏理念趨于一致,未來將更加有利于中國“一帶一路”建設與歐盟歐亞互聯(lián)互通戰(zhàn)略的對接合作。當前,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全球地緣政治形勢和國際格局出現深刻調整和重塑。面對大國博弈日益激烈、歐美分歧不斷加大以及內部危機頻發(fā)的現實,歐盟開始尋求“戰(zhàn)略自主”,主張“歐洲主權”,努力打造成為有影響力的地緣政治行為體?！皷|部伙伴關系”計劃作為歐盟周邊治理政策,是帶有地緣政治色彩的制度安排,追求地緣政治利益最大化是其發(fā)展變遷的主要動力。因此,本研究整體以歷史制度主義為統(tǒng)領全文的視角和主線,重點結合地緣政治理論,在深入考察歐盟東部地緣政治演變以及東部鄰國政策的歷史演進的基礎上,一方面,把歐盟“東部伙伴關系”計劃作為因變量進行分析,重點分析其發(fā)展變遷的模式和動力機制;另一方面,將歐盟“東部伙伴關系”計劃作為自變量,分析其發(fā)展變遷過程中達到的成效和帶來的影響,對產生的作用進行審視反思,同時對其推進機制和手段、深層困境以及未來前景等方面進行系統(tǒng)論證。本文認為,歐盟擴大是成功的地緣政治戰(zhàn)略,“東部伙伴關系”計劃對擴大存在強勁的路徑依賴,可以看作是擴大的變種,同樣具有深刻的地緣政治屬性。本質上看,“東部伙伴關系”計劃是歐美用來制衡俄羅斯的工具,是歐盟推進擴大的一種“柔性”方式。本文力求能夠在全方位分析論述“東部伙伴關系”計劃的基礎上,重點解構歐盟外交的戰(zhàn)略考量和利益訴求,剖析歐盟在大國博弈中的角色定位,繼而更深入的認識歐盟內外政策轉型調整的未來發(fā)展走向。
金丹依[8]（2020）在《美國“能源新現實主義”及其對中美能源關系的影響》文中進行了進一步梳理特朗普上臺后,明確提出美國將奉行“能源統(tǒng)治”戰(zhàn)略,并在能源政策方面實施了一系列激烈的改革,勾勒了一幅以“能源新現實主義”為核心的美國能源發(fā)展路線圖。本質上,美國“能源新現實主義”以特朗普能源新政為政策表現,大力開發(fā)并積極出口國內具有價格優(yōu)勢的油氣資源,通過科技創(chuàng)新實現傳統(tǒng)化石能源消費的低碳化,從而實現美國減少對他國能源的依賴,進而打造美國在世界范圍內的能源戰(zhàn)略優(yōu)勢。具體來說,在能源戰(zhàn)略設計層面,美國“能源新現實主義”遵循的是在霸權體系下維護霸權結構性利益與霸權制度性利益的內在邏輯;在能源戰(zhàn)略實施層面,美國“能源新現實主義”將歐盟國家、俄羅斯、中東地區(qū)、東亞地區(qū)等國作為其在國際能源版圖上的主要發(fā)力點與國際路徑。因此,美國“能源新現實主義”奉行的是以實用主義為最高宗旨的能源發(fā)展路線,這是對奧巴馬政府奉行以國際合作為核心的“能源新自由主義”路線的替代,也是對小布什政府以奉行能源自主為核心的“能源現實主義”的轉型升級。鑒于美國在全球能源版圖中至關重要的地位,美國能源政策轉向“能源新現實主義”勢必將對國際能源體系產生廣泛且深遠的影響,既有的國際能源供需格局、國際能源結構版圖、國際能源價格機制、國際能源地緣政治與國際能源轉型治理等都將面臨變革的壓力。不僅如此,特朗普政府奉行“能源新現實主義”也將對中國的能源安全產生重要影響,中美能源關系中的供需格局、貿易版圖、定價機制、地緣政治、氣候治理也將隨之而發(fā)生變動。作為對美國“能源新現實主義”的回應,中國需要對可能發(fā)生的國際能源體系變局和中美能源關系調整予以警惕,并做好戰(zhàn)略預判與政策預案。具體而言,中國要立足國內能源增儲,積極拓寬能源進口渠道;要調整從美能源進口,深化能源技術創(chuàng)新合作;要推動人民幣國際化,打破單一美元計價機制;要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構建能源命運共同體;要堅持綠色低碳發(fā)展,勇?lián)鷼夂蛑卫泶髧熑巍?/p>
游啟明[9]（2020）在《特朗普政府對華戰(zhàn)略競爭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鑒于美國在國際秩序中的主導地位以及中美關系的全局性影響,理性把握并因應美國的對華政策或戰(zhàn)略,應成為中國在由富到強進程中重點關注的事項之一。特朗普上臺后,美國政府改變了對華戰(zhàn)略認知,拋棄了冷戰(zhàn)后的接觸或對沖中國政策,提出了對華戰(zhàn)略競爭新政策宣示,并從單邊、雙邊以及多邊層面著手,在政治、經濟和安全多個領域,推進了該政策。面對特朗普政府對華戰(zhàn)略競爭政策新現實,本文從理論層面將戰(zhàn)略競爭進行定位后,依據政策或戰(zhàn)略研究的邏輯,探討了特朗普政府對華戰(zhàn)略競爭政策的背景、目標、資源依托、實施表現、特點、效能、發(fā)展趨勢以及中國因應等問題。戰(zhàn)略競爭是霸權國應對崛起國的戰(zhàn)略類型之一。雖然主流國際關系研究范式提出了不同的霸權國應對崛起國的理想戰(zhàn)略,但整體上缺乏一個系統(tǒng)的霸權國應對崛起國戰(zhàn)略的類型學框架,并探討每種戰(zhàn)略類型的實質。在借鑒既有研究的基礎上,依據對崛起國地位追求的承認或蔑視、對崛起國實力增長與運用的容納或限制這兩個標準,本文將霸權國應對崛起國的戰(zhàn)略分為對沖、競爭、順應與鴕鳥四種類型。采取對沖戰(zhàn)略時,霸權國會承認崛起國的地位追求,以此想軟化后者的崛起意圖,但它也會對崛起國的實力增長與運用采取限制措施;實施順應戰(zhàn)略時,霸權國既會承認崛起國的地位追求,也不會限制后者的實力增長與運用;采用鴕鳥戰(zhàn)略時,霸權國不愿承認崛起國的地位追求,也不想限制后者的實力增長與運用。當霸權國對崛起國進行戰(zhàn)略競爭時,不僅意味著它會打壓崛起國在由富到強過程中所產生的地位追求熱情,維護自身在國際秩序中的主導地位,還預示著霸權國會采用各種手段,努力限制崛起國運用實力的方式與范圍,甚至會采取措施打亂崛起國的發(fā)展進程,從源頭上打消崛起國對自身的潛在挑戰(zhàn)。既有研究強調戰(zhàn)略競爭的互動層面,本文則突出戰(zhàn)略競爭的工具層面,把戰(zhàn)略競爭視作霸權國主動進行的戰(zhàn)略布局,認為它的本質是蔑視崛起國的地位追求熱情,限制崛起國實力的增長與運用。對霸權地位與認同的維護、對崛起國意圖與實力的恐懼、對國內政治發(fā)展的回應等因素,會綜合作用于霸權國競爭戰(zhàn)略的出臺。戰(zhàn)略遏制是戰(zhàn)略競爭在冷戰(zhàn)時期的表現形式,應避免將此種特定歷史時空下的戰(zhàn)略類型作為判斷戰(zhàn)略競爭的標準,從而忽視戰(zhàn)略競爭的實質。除了需要合理把握戰(zhàn)略競爭與戰(zhàn)略遏制的一般性與特殊性外,還應該注意霸權國可能會從領域、層次等方面,表現出不同的競爭戰(zhàn)略子類型或呈現出各異的戰(zhàn)略競爭強度,而這些都需要在實踐中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歷史與現實多種因素的交互作用,促使了特朗普政府對華戰(zhàn)略競爭政策的出臺。長期經營與護持霸權的戰(zhàn)略實踐,使美國擁有了較強的霸權護持意識,這很容易使其從零和視角看待中國的崛起;特朗普政府對接觸或對沖中國政策的失望,對國內“對華政策大辯論”的戰(zhàn)略回應,以及對“極限施壓”中國的戰(zhàn)略自信,也激勵其對華進行戰(zhàn)略競爭;中美相對實力差距縮小給美國帶來的恐懼,中國奮發(fā)有為外交給美國帶來的焦慮,以及中國國際影響力的提升給美國帶來的恐慌,也刺激特朗普政府想通過戰(zhàn)略競爭政策來緩解中國崛起所帶來的戰(zhàn)略壓力。特朗普政府對華戰(zhàn)略競爭政策的實質,是既蔑視中國不斷增長的國際地位,也限制和延緩中國實力的運用與持續(xù)增長,以維持自身的霸權地位。在政治領域,特朗普政府想通過對華戰(zhàn)略競爭,抵消中國的地區(qū)影響力、維護自身在印太地區(qū)的優(yōu)勢地位、強化對地區(qū)盟友的管理、轉移國內政治矛盾并為自己撈取政治利益。在經濟領域,特朗普政府想通過對華戰(zhàn)略競爭政策,規(guī)鎖中國發(fā)展勢頭、制衡“一帶一路”倡議以及保持美國經濟優(yōu)勢等。在安全領域,特朗普政府想通過對華戰(zhàn)略競爭政策,擠壓中國安全空間、強化對華軍事威懾、維護自身戰(zhàn)略聲譽并轉移同盟成本。盡管美國正出現相對衰落,但美國依然保有較強的軟硬實力,這為其提供了多樣的對華戰(zhàn)略競爭備選手段。為打壓中國的地位追求,限制中國實力的增長與運用,特朗普政府從多層面、寬領域實施了對華戰(zhàn)略競爭政策。單邊層面,特朗普政府主動挑起了貿易摩擦,在科技、貿易、金融以及人文交流等方面施壓中國,想以此壓制中國對美國的經濟追趕勢頭,盡管兩國簽署了第一階段經貿協(xié)議,但依然不能忽視美國經濟施壓的可能;特朗普政府還介入了中國香港、西藏、新疆以及臺灣事務,挑戰(zhàn)“一個中國”原則,以此想分散中國的戰(zhàn)略精力,甚至擾亂中國的發(fā)展進程;特朗普政府也提升了國防投入,提出了新的防務理念,加大了對網絡、太空以及核領域的布局,以此想發(fā)起對華軍事“抵消戰(zhàn)略”,保持對華軍事優(yōu)勢。雙邊層面,特朗普政府不但借助“朝核問題”,加大了對中國周邊的布局,增加了中國的地緣風險;而且還在設法離間中俄關系,以此想塑造于美有利的“戰(zhàn)略三角”關系;并且也強化了同日本、韓國等東亞盟友的關系,以此想借助同盟的實力制衡中國。多邊層面,特朗普政府不僅推出了“印太”戰(zhàn)略,想借助美日印澳四方對話機制,平衡中國的地區(qū)影響力,制衡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還試圖通過拉攏東盟,強化同越南、菲律賓等盟友和伙伴關系,制衡中國的地區(qū)發(fā)展;也在積極借助美日歐三邊協(xié)調、“毒丸條款”等機制或方式,在全球層面擠壓中國發(fā)展。特朗普政府的對華戰(zhàn)略競爭政策表現出了競爭目標的壓制性、競爭領域的全面性、競爭手段的激進性以及競爭主體的國家性等特征。到目前為止,特朗普政府對華戰(zhàn)略競爭政策雖給中國的政治、經濟以及安全帶來了一定的戰(zhàn)略壓力,但其并未有效實現所設定的政策目標,甚至還給自身帶來了消極影響。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為特朗普政府的對華戰(zhàn)略競爭政策存在不少困境。譬如:國內政治極化的加劇,制約了美國的政策執(zhí)行;地區(qū)盟友和伙伴不愿在中美之間明確選邊站,使美國無法獲得足夠的地區(qū)支持;中國和平發(fā)展的實踐,使特朗普政府對華戰(zhàn)略競爭缺乏“合法性”等。依據文章所提框架,展望特朗普政府對華戰(zhàn)略競爭政策的發(fā)展趨勢,本文認為,短期內特朗普政府強化對華戰(zhàn)略競爭的風險在加大,經過一段時期后美國可能會對中國進行以“競合”為主的戰(zhàn)略對沖,而美國順應中國崛起的可能性則比較小。中國需要理性因應特朗普政府的對華戰(zhàn)略競爭政策。第一,中國需要形成一套應對特朗普政府對華戰(zhàn)略競爭政策的思維框架,為實施具體的應對方略提供戰(zhàn)略指導。對此,首先中國需要繼續(xù)堅持和平發(fā)展。通過發(fā)展做好自身的事情,為應對美國霸權施壓新格局打下牢固的基礎;通過和平發(fā)展提升中國崛起的“績效合法性”,為更多國家?guī)グl(fā)展機遇,軟化美國對中國發(fā)展的恐慌,降低美國對華戰(zhàn)略競爭政策的“合法性”。其次,中國也需要保持戰(zhàn)略自信。既不悲觀也不盲目自信地處理特朗普政府的對華戰(zhàn)略競爭政策,而是從自身正當利益出發(fā),在尊重美方合理利益的基礎上,積極型塑中美關系發(fā)展。譬如,中國可以為中美互動提供一套以“合作共贏”為核心原則的“中國倡議”,并從經濟、政治以及安全等方面具體優(yōu)化中美互動。最后,中國還需要堅持戰(zhàn)略底線,敢于同特朗普政府挑釁中國核心利益的行為進行有理、有利、有節(jié)的斗爭,通過斗爭使美方形成一個理性客觀的對華預期。第二,在上述戰(zhàn)略思維主導下,中國應該從多方面著手,具體應對特朗普政府的對華戰(zhàn)略競爭政策。例如,中國需要繼續(xù)深化改革開放進程,為應對特朗普政府的戰(zhàn)略競爭政策打下實力基礎;中國可以穩(wěn)步發(fā)展同俄羅斯、歐盟、日本以及印度等國的伙伴關系,緩解特朗普政府的戰(zhàn)略競爭壓力,并借助伙伴關系軟化美國對中國的認知;中國還需要從“命運共同體”的高度出發(fā),主動實施戰(zhàn)略示善、積極推進“一帶一路”倡議等,營造一個友善的周邊環(huán)境,防止特朗普政府借助周邊事態(tài)施壓中國。
于紅麗[10]（2020）在《美國“亞太再平衡”戰(zhàn)略研究》文中提出從冷戰(zhàn)結束以后,亞太地區(qū)在世界政治經濟格局中的地位就開始持續(xù)上升。美國作為國際體系的主導國,自然愈發(fā)重視亞太地區(qū)。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全球國際體系開始發(fā)生深刻變革,亞太地區(qū)的戰(zhàn)略地位被空前重視。為應對國內外危機,美國開始調整其全球戰(zhàn)略。奧巴馬政府推出了“亞太再平衡”戰(zhàn)略,宣稱要把全球戰(zhàn)略的重心向亞太地區(qū)轉移,其目標是通過加強美國在亞太地區(qū)的同盟體系和伙伴關系網絡,加大亞太地區(qū)軍事投入,參與并主導亞太地區(qū)的經濟貿易合作,以保證美國在亞太地區(qū)戰(zhàn)略利益,防止崛起大國對美國主導權的挑戰(zhàn)?！皝喬倨胶狻睉?zhàn)略出臺的背景,是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在冷戰(zhàn)結束后首次遭到質疑。為了確保美國的領導地位,美國開始在政治、軍事和經濟上全面重視對其造成挑戰(zhàn)的亞太地區(qū)。這一戰(zhàn)略也是此后特朗普強化對華競爭的先聲,是中美關系進行深度調整的前兆。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戰(zhàn)略的實質,也是奧巴政府“亞太再平衡”戰(zhàn)略的延伸和發(fā)展。相比較特朗普“印太”戰(zhàn)略推進進程的尚未完成,奧巴馬的“亞太再平衡”顯得更加完整,且具有承上啟下的意義。深入研究美國“亞太再平衡”戰(zhàn)略,可以讓我們更客觀理性地認識特朗普“印太”戰(zhàn)略的實質。同時,對于我們有效應對美國亞太戰(zhàn)略帶來的挑戰(zhàn)也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本文深入系統(tǒng)地研究了奧巴馬政府時期美國“亞太再平衡”戰(zhàn)略出臺的背景、目標、實施、評價及影響,分析了美國亞太戰(zhàn)略的實質,以及奧巴馬政府“亞太再平衡”戰(zhàn)略與特朗普總統(tǒng)新“印太”戰(zhàn)略的聯(lián)系與區(qū)別,論述了中國應對美國亞太戰(zhàn)略的戰(zhàn)略與對策。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亞太再平衡”戰(zhàn)略的背景分析,主要分析了國際體系的深刻變革和奧巴馬政府“亞太再平衡”戰(zhàn)略的形成。首先,研究了全球國際體系出現的轉型取向和亞太地區(qū)國際地位的上升,以及美國的相對性衰落和中國的結構性崛起對于全球以及亞太地區(qū)的戰(zhàn)略影響。其次,梳理了冷戰(zhàn)后到奧巴馬政府之前的美國的亞太戰(zhàn)略,意在闡述美國亞太戰(zhàn)略的連續(xù)性。最后,論述了奧巴馬政府“亞太再平衡”戰(zhàn)略的醞釀過程,分析了奧巴馬政府“亞太再平衡”戰(zhàn)略從“重返亞太”到“轉向亞太”,再到“亞太再平衡”所經歷的演進過程。第二章,“亞太再平衡”戰(zhàn)略的目標與依托。奧巴馬政府“亞太再平衡”戰(zhàn)略的目標是鞏固美國在亞太地區(qū)的權力主導,拓展美國在亞太地區(qū)的經濟利益,擴展美國在亞太地區(qū)的價值觀影響。為實現上述戰(zhàn)略目標,美國擁有強大的綜合國力、牢靠的同盟體系和霸權威望等戰(zhàn)略資源可資利用。第三章,“亞太再平衡”戰(zhàn)略的實施。奧巴馬政府為實施“亞太再平衡”戰(zhàn)略,制定和采取了一系列戰(zhàn)略舉措。首先,美國軍事戰(zhàn)略重心向亞太地區(qū)轉移。加強美國在亞太地區(qū)的軍事存在,提高美軍在亞太地區(qū)“反拒止”和作戰(zhàn)能力,降低對其他地區(qū)的戰(zhàn)略介入。其次,鞏固美國的亞太輻輳安全體系。其中包括優(yōu)化美國亞太同盟體系,重塑安全伙伴網絡等。最后,打造亞太地區(qū)多邊合作新體系。力推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xié)定,深化與東盟的全方位合作,擴展在本地區(qū)內的價值觀同盟。第四章,“亞太再平衡”戰(zhàn)略的評價。首先,對“亞太再平衡”的本質進行了分析,認為其是“離岸平衡”戰(zhàn)略傳統(tǒng)的延續(xù)和“選擇性干預”戰(zhàn)略的強化,是兩者的戰(zhàn)略復合。其次,評價了美國“亞太再平衡”戰(zhàn)略的成效,認為美國取得了一定的戰(zhàn)略紅利,但并沒有達到既定目標,加劇了地區(qū)緊張局勢且付出了巨大戰(zhàn)略成本。最后,分析了美國“亞太再平衡”戰(zhàn)略的一系列國內國際反響,美國國內、亞太地區(qū)國家和全球其他地區(qū)國家對該戰(zhàn)略有著差別化的反應。第五章,“亞太再平衡”戰(zhàn)略的“遺產”與啟示?！皝喬倨胶狻睉?zhàn)略沒有達到預期效果,中國持續(xù)崛起的勢頭沒有發(fā)生改變,導致美國對華戰(zhàn)略認知更趨消極。特朗普政府在同樣重視亞太地區(qū)的前提下,改變了戰(zhàn)略實踐的風格與方式。美國對華戰(zhàn)略思維更趨“冷戰(zhàn)化”,放棄了“離岸平衡”的做法,更強調單邊性質的強力施壓,更重視軍事手段的使用,其實質是對“亞太再平衡”戰(zhàn)略否定之否定的加強版?！皝喬倨胶狻睉?zhàn)略對我國因應“印太”戰(zhàn)略提供了戰(zhàn)略啟示,我國應對美國對華認知有著清醒的認識,對美國的戰(zhàn)略限度有著明確的判斷,堅持核心國家利益的底線思維,堅定不移地發(fā)展國家實力,進一步加強經略周邊以對沖美國的戰(zhàn)略壓力。
二、美國的強勢地位將對21世紀的國際秩序產生重大影響（論文開題報告）
（1）論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處內容要求：
首先簡單簡介論文所研究問題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簡單明了地指出論文所要研究解決的具體問題，并提出你的論文準備的觀點或解決方法。
寫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簡64位RISC處理器存儲管理單元結構并詳細分析其設計過程。在該MMU結構中,TLB采用叁個分離的TLB,TLB采用基于內容查找的相聯(lián)存儲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為64KB和細粒度為4KB兩種頁面大小,采用多級分層頁表結構映射地址空間,并詳細論述了四級頁表轉換過程,TLB結構組織等。該MMU結構將作為該處理器存儲系統(tǒng)實現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調查法：該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統(tǒng)的搜集有關研究對象的具體信息。
觀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輔助工具直接觀察研究對象從而得到有關信息。
實驗法：通過主支變革、控制研究對象來發(fā)現與確認事物間的因果關系。
文獻研究法：通過調查文獻來獲得資料，從而全面的、正確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實證研究法：依據現有的科學理論和實踐的需要提出設計。
定性分析法：對研究對象進行“質”的方面的研究，這個方法需要計算的數據較少。
定量分析法：通過具體的數字，使人們對研究對象的認識進一步精確化。
跨學科研究法：運用多學科的理論、方法和成果從整體上對某一課題進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這是社會科學用來分析社會現象的一種方法，從某一功能出發(fā)研究多個方面的影響。
模擬法：通過創(chuàng)設一個與原型相似的模型來間接研究原型某種特性的一種形容方法。
三、美國的強勢地位將對21世紀的國際秩序產生重大影響（論文提綱范文）
（1）歷史制度主義權力觀：論國際關系中國家的制度性權力轉換（論文提綱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緒論 |
| 第一節(jié) 問題的提出 |
| 第二節(jié) 研究意義 |
| 第三節(jié) 文獻綜述 |
| (一)制度性權力 |
| (二)歷史制度主義 |
| (三)國際制度中的權力現象 |
| 第四節(jié) 研究方法 |
| (一)案例研究方法 |
| (二)內容分析方法 |
| (三)歷史分析方法 |
| 第五節(jié) 文章結構 |
| 第六節(jié) 創(chuàng)新和不足 |
| 第一章 核心概念厘定和觀念路徑提出 |
| 第一節(jié) 新制度主義三大流派:概念和比較 |
| 第二節(jié) 國際關系中國家的制度性權力:定義和性質 |
| (一)制度性權力的定義 |
| (二)制度性權力的五種性質 |
| 第三節(jié) 歷史制度主義中的轉換:概念和運用 |
| 第四節(jié) 歷史制度主義權力觀:一種觀念路徑 |
| (一)權力本體內存在著時間維度和過程維度 |
| (二)權力依賴甚至依附于和國際制度的關系 |
| (三)權力的延續(xù)比尋找新的權力優(yōu)勢更重要 |
| 第二章 轉換之前:歷史制度主義視域下的國際制度 |
| 第一節(jié) 國際制度因何難以更迭 |
| (一)國際體系單一化與國際制度黏性 |
| (二)全球化不可逆與國際無政府假定 |
| 第二節(jié) 漸進式的國際制度變遷 |
| (一)國際制度的替代 |
| (二)國際制度的堆疊 |
| (三)國際制度的漂移 |
| (四)國際制度中的路徑依賴與關鍵節(jié)點 |
| 第三節(jié) 國家因何轉換而非重塑制度性權力 |
| (一)制度性權力轉換具有隱蔽性 |
| (二)制度性權力轉換具有低成本性 |
| (三)制度性權力轉換可以增持合法性 |
| 第三章 國家的制度性權力轉換:基于歷史制度主義權力觀的分析框架 |
| 第一節(jié) 國家的制度性權力積累和持有 |
| (一)制度性權力的非排他性積累 |
| (二)制度性權力的非公平性持有 |
| 第二節(jié) 國家的制度性權力運用 |
| (一)國際授權:在制度內運用權力 |
| (二)制度霸權和制度現實主義:在制度外運用權力 |
| (三)制度性權力運用后的防御性調整 |
| 第三節(jié) 國家的制度性權力更新 |
| (一)議價和談判策略 |
| (二)重新談判策略 |
| (三)制度退出策略 |
| (四)威脅性制度退出策略 |
| (五)重新加入制度策略 |
| 第四章 轉換之后:制度性權力轉換的后果假設 |
| 第一節(jié) 國家的制度性權力再持有或喪失 |
| 第二節(jié) 非預期制度成熟和非預期制度崩潰 |
| 第三節(jié) 預期制度成熟和預期制度崩潰 |
| 第五章 案例研究:1971 年的“尼克松沖擊”和美元霸權的救贖 |
| 第一節(jié) 漸進式的國際貨幣制度變遷 |
| 第二節(jié) 布雷頓森林體系和美元霸權的建立 |
| 第三節(jié) 布雷頓森林體系和美元霸權的危機 |
| 第四節(jié) “尼克松沖擊”和美元霸權的轉換 |
| 第六章 結論和余論 |
| 第一節(jié) 問題的解決 |
| 第二節(jié) 弱勢形象與復合型強勢地位:制度性權力轉換和中國崛起 |
| 參考文獻 |
| 在學期間取得科研成果 |
| 致謝 |
（2）沃爾特·R·米德“美國外交傳統(tǒng)”思想研究（論文提綱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緒論 |
| 一、選題意義 |
| 二、研究現狀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四、創(chuàng)新和不足 |
| 第一章 米德的“美國外交傳統(tǒng)”:主義與權力 |
| 第一節(jié) 沃爾特·米德主要著述和思想 |
| 第二節(jié) 米德指出的美國外交傳統(tǒng)中的“四種主義” |
| 第三節(jié) 米德的權力理論 |
| 第四節(jié) 米德的邏輯和方法 |
| 第二章 20世紀美國外交傳統(tǒng)的呈現 |
| 第一節(jié) 美國經濟社會形態(tài)變革與外交傳統(tǒng)的演進 |
| 第二節(jié) 全球主義與民族主義的變奏 |
| 第三章 威爾遜主義的冒進(小布什政府時期) |
| 第一節(jié) 新保守主義與威爾遜主義的復興 |
| 第二節(jié) 威爾遜主義與“反恐戰(zhàn)爭” |
| 第三節(jié) 威爾遜主義的異變與失敗的大中東戰(zhàn)略 |
| 第四章 杰斐遜主義的變革(奧巴馬政府時期) |
| 第一節(jié) 國際新形勢下的杰斐遜主義者 |
| 第二節(jié) 杰斐遜主義者的新特征 |
| 第三節(jié) 主義間的調和與亞太再平衡 |
| 第五章 杰克遜主義的沖擊(特朗普政府時期) |
| 第一節(jié) 美國社會民粹主義的興起 |
| 第二節(jié) 民粹主義與杰克遜主義 |
| 第三節(jié) 杰克遜主義的特朗普實踐 |
| 第六章 對米德美國外交傳統(tǒng)思想的評價 |
| 第一節(jié) 四種主義所面對的挑戰(zhàn)和機遇 |
| 第二節(jié) 美國外交政策走向 |
| 第三節(jié) 米德對美國世界霸權體系的認識 |
| 結語 |
| 參考文獻 |
| 沃爾特·R·米德大事年表(1952- ) |
| 致謝 |
（3）弱約束性制度的擴員研究 ——以上海合作組織的擴員實踐為例（論文提綱范文）
| 內容摘要 |
| abstract |
| 導言 |
| 一、研究問題與選題意義 |
| 二、既有研究回顧與評析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弱約束性制度的擴員研究 |
| 第一節(jié) 研究問題:弱約束性制度為何擴員 |
| 第二節(jié) 國際制度趨弱的現實背景 |
| 第三節(jié) 既有學理邏輯的解釋與不足 |
| 第二章 弱約束性制度的擴員可能 |
| 第一節(jié) 概念界定:弱約束性制度 |
| 第二節(jié) 兩個假定:包容性制度、協(xié)調型互動 |
| 第三節(jié) 三個假設:權力制衡、規(guī)范擴散、功能補償 |
| 第三章 案例選擇的合理性分析 |
| 第一節(jié) 上海合作組織擴員問題概述 |
| 第二節(jié) 上海合作組織的弱約束性界定 |
| 第三節(jié) 上海合作組織的包容性特征和制度互動背景 |
| 第四章 案例檢驗:上海合作組織擴員中的權力制衡需求 |
| 第一節(jié) 上合組織的相關權力要素:俄羅斯、美歐、中國 |
| 第二節(jié) 權力制衡需求:俄羅斯視角下的制衡需求與制衡可能 |
| 第三節(jié) 權力制衡需求對擴員進程的推動:歷時比較 |
| 本章小結 權力制衡需求影響但不決定弱約束性制度擴員 |
| 第五章 案例檢驗:上海合作組織擴員中的規(guī)范擴散需求 |
| 第一節(jié) 上合組織的價值規(guī)范要素:“上海精神” |
| 第二節(jié) 規(guī)范擴散需求:“上海精神”的擴散需求與擴散路徑 |
| 第三節(jié) 規(guī)范擴散需求對擴員進程的推動:歷時比較 |
| 本章小結 規(guī)范擴散需求影響但不決定弱約束性制度擴員 |
| 第六章 案例檢驗:上海合作組織擴員中的功能補償 |
| 第一節(jié) 上海合作組織“對接平臺”定位的出現 |
| 第二節(jié) 在對接協(xié)調中獲取功能補償的可行性論證 |
| 第三節(jié) 功能補償對擴員決策的決定性影響 |
| 本章小結 功能補償是弱約束性制度擴員的必要條件 |
| 總結 |
| 一、總結與結論 |
| 二、基于結論的政策建議 |
| 三、研究的局限與不足 |
| 參考文獻 |
| 致謝 |
| 外交學院博士研究生學位論文答辯委員會組成人員名單 |
（4）日本經濟外交的嬗變及其趨勢研究 ——以第二屆安倍政府時期為核心（論文提綱范文）
| 內容摘要 |
| abstract |
| 緒論 |
| 一、選題目的及研究意義 |
| 二、研究現狀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創(chuàng)新與不足 |
| 第一章 日本經濟外交研究的理論建構 |
| 第一節(jié) 日本經濟外交研究的理論框架 |
| 第二節(jié) 日本經濟外交研究的理論范式 |
| 第三節(jié) 日本經濟外交研究的理論延展 |
| 第二章 第二屆安倍政府經濟外交的核心內涵 |
| 第一節(jié) 日本經濟外交的時代嬗變 |
| 第二節(jié) 安倍政府經濟外交的設想與實踐 |
| 第三節(jié) 安倍政府經濟外交的五大支柱與“三大經貿合作協(xié)定” |
| 第三章 日本經濟外交的外延擴大 |
| 第一節(jié) “大阪軌道”:日本經濟外交的話語構建 |
| 第二節(jié) 政府開發(fā)援助計劃(ODA):日本經濟外交的變異 |
| 第三節(jié) 應對“謠傳損害”的危機公關:日本經濟外交的新范式 |
| 第四章 日本經濟外交嬗變的動因、特點與局限性 |
| 第一節(jié) 日本經濟外交嬗變的國內外動因 |
| 第二節(jié) 日本經濟外交的特點 |
| 第三節(jié) 日本經濟外交的局限性 |
| 第五章 “后安倍時代”日本經濟外交的趨勢與展望 |
| 第一節(jié) 日本經濟外交嬗變的影響 |
| 第二節(jié) 日本經濟外交的演變趨勢與困境 |
| 第三節(jié) 日本經濟外交的展望 |
| 結論 |
| 參考文獻 |
| 致謝 |
（5）身份建構視域下日本自衛(wèi)隊海外派兵的擴大化研究（論文提綱范文）
| 內容摘要 |
| abstract |
| 緒論 |
| 一、研究背景與研究問題 |
| 二、文獻綜述與研究現狀 |
| 三、概念界定與研究視角 |
| 四、研究意義與研究創(chuàng)新 |
| 五、研究方法與論文結構 |
| 第一章 身份建構升級、規(guī)范退化加速與日本自衛(wèi)隊海外派兵 |
| 第一節(jié) 國際關系研究中的“身份”與“規(guī)范” |
| 一、國際關系研究的社會學轉向 |
| 二、國際關系中的“身份”研究 |
| 三、國際關系中的“規(guī)范”研究 |
| 四、“身份”與“規(guī)范”的關系 |
| 第二節(jié) 身份建構與規(guī)范轉變 |
| 一、自尊需求驅動下的身份建構 |
| 二、規(guī)范退化的“死亡周期” |
| 三、身份建構與規(guī)范轉變的內在聯(lián)系 |
| 第三節(jié) 身份建構升級、規(guī)范退化加速與日本自衛(wèi)隊海外派兵的擴大化 |
| 一、“非正常國家”身份帶來的強烈且持久的自尊挫敗感 |
| 二、強烈自尊需求驅動下的“身份建構升級” |
| 三、“身份建構升級”導致“規(guī)范退化加速” |
| 四、日本自衛(wèi)隊海外派兵的擴大化 |
| 本章小節(jié) |
| 第二章 歷史回顧:冷戰(zhàn)期間日本自衛(wèi)隊海外派兵的禁足與醞釀 |
| 第一節(jié) 日本“和平國家”身份的確立 |
| 一、“和平憲法”的頒布與“和平國家”身份的確立 |
| 二、50 年代的“修憲嘗試”與“反軍國主義規(guī)范”的形成 |
| 第二節(jié) “和平國家”身份視域下日本自衛(wèi)隊海外派兵的探索 |
| 一、六十年代:池田內閣時期海外青年合作隊的創(chuàng)設 |
| 二、七十年代:綜合安全保障戰(zhàn)略與日美(舊)防衛(wèi)合作指針 |
| 三、八十年代:國際緊急援助隊法的制定與波斯灣安全航行問題 |
| 第三節(jié) “和平國家”身份的“動搖” |
| 一、戰(zhàn)后政治總決算與對“和平國家”身份的質疑 |
| 二、對“反軍國主義規(guī)范”的挑戰(zhàn) |
| 本章小節(jié) |
| 第三章 身份建構視域下日本自衛(wèi)隊海外派兵的擴大化進程 |
| 第一節(jié) “國際和平貢獻者”與日本自衛(wèi)隊海外派兵(1991-2000) |
| 一、地區(qū)沖突背景下“國際和平貢獻者”的身份建構 |
| 二、“反軍國主義規(guī)范”的有限退化 |
| 三、日本自衛(wèi)隊海外派兵的有限擴大化 |
| 第二節(jié) “國際安全守護者”與日本自衛(wèi)隊海外派兵(2001-2011) |
| 一、反恐戰(zhàn)爭背景下“國際安全守護者”的身份建構 |
| 二、“反軍國主義規(guī)范”的快速退化 |
| 三、日本自衛(wèi)隊海外派兵的快速擴大化 |
| 第三節(jié) “國際秩序維護者”與日本自衛(wèi)隊海外派兵(2012-2020) |
| 一、國際體系結構變動背景下“國際秩序維護者”的身份建構 |
| 二、“反軍國主義規(guī)范”的加速退化 |
| 三、日本自衛(wèi)隊海外派兵的加速擴大 |
| 本章小節(jié) |
| 第四章 日本自衛(wèi)隊海外派兵擴大化的特征與本質 |
| 第一節(jié) 日本自衛(wèi)隊海外派兵加速擴大化的進程特征 |
| 一、日本自衛(wèi)隊海外派兵的加速擴大化 |
| 二、影響日本自衛(wèi)隊海外派兵擴大化的限制性因素 |
| 第二節(jié) 加速重塑“和平國家”的身份 |
| 一、“身份建構升級”與“軍事積極化”的觀念認知 |
| 二、日本自衛(wèi)隊海外派兵的實踐進程 |
| 三、試圖在日本社會塑造“國際和平國家”的身份認知 |
| 第三節(jié) 日本自衛(wèi)隊海外派兵擴大化的本質 |
| 一、加強軍事力量運用,推動軍事崛起 |
| 二、謀求修改“和平憲法”,實現“正常國家” |
| 本章小節(jié) |
| 第五章 日本自衛(wèi)隊海外派兵擴大化的影響 |
| 第一節(jié) 挑戰(zhàn)東亞地區(qū)的和平與穩(wěn)定 |
| 一、“國際貢獻”論的虛假與不足 |
| 二、惡化東亞地區(qū)的安全環(huán)境 |
| 第二節(jié) 嚴重破壞“和平憲法”的立憲精神 |
| 第三節(jié) 強化日本自衛(wèi)隊的統(tǒng)合運用 |
| 第四節(jié) 阻礙中國的和平崛起 |
| 本章小節(jié) |
| 終章 |
| 一、印太視域下日本自衛(wèi)隊海外派兵的前景 |
| 二、研究總結 |
| 三、本研究的不足之處 |
| 參考文獻 |
| 致謝 |
| 外交學院博士研究生學位論文答辯委員會組成人員名單 |
（6）中國特色國際合作理論與實踐研究（論文提綱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導論 |
| 一、研究緣起與研究意義 |
| (一)研究緣起 |
| (二)研究意義 |
| 二、相關研究文獻綜述 |
| (一)國內研究現狀 |
| (二)國外研究現狀 |
| 三、研究思路與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創(chuàng)新之處與研究難點 |
| (一)創(chuàng)新之處 |
| (二)研究難點 |
| 第一章 相關概念辨析與研究議題界定 |
| 第一節(jié) 基礎概念及關系辨析 |
| 一、“合作”與“國際合作” |
| 二、國際合作與競爭、斗爭 |
| 三、國際合作與沖突、戰(zhàn)爭 |
| 四、國際合作與和平發(fā)展 |
| 第二節(jié) 研究議題界定 |
| 一、理論與實踐的“中國特色”之辯 |
| 二、國際關系理論中的“國際合作”之題 |
| 三、中國特色國際合作理論與實踐“整體性”之維 |
| 第二章 中國特色國際合作的立論基礎 |
| 第一節(jié) 馬克思恩格斯國際合作思想的指導 |
| 一、國際合作的根本動力:生產力的發(fā)展 |
| 二、國際合作的本質屬性:國家的階級性 |
| 三、國際合作的基本原則:民族獨立自主平等 |
| 四、國際合作的價值旨歸:人類的解放 |
| 第二節(jié) 中國傳統(tǒng)“和合”文化精髓的滋養(yǎng) |
| 一、人的范疇:人性善與道義傳統(tǒng) |
| 二、國家范疇:“和合主義” |
| 三、世界范疇:“天下主義” |
| 第三節(jié) 蘇俄社會主義國家國際合作的經驗教訓 |
| 一、蘇俄社會主義國家國際合作的積極探索 |
| 二、大國沙文主義的危害 |
| 三、大國爭霸的歷史鏡鑒 |
| 第四節(jié) 西方主流國際合作理論的批判 |
| 一、西方主流國際合作理論“基本立場”批判 |
| 二、西方主流國際合作理論“基本觀點”批判 |
| 三、西方主流國際合作理論“基本方法”批判 |
| 第三章 中國特色國際合作的理論分析:一種系統(tǒng)框架分析 |
| 第一節(jié) 中國特色國際合作理論分析的系統(tǒng)框架 |
| 一、中國特色國際合作的結構范式 |
| 二、中國特色國際合作的實現機理 |
| 三、中國特色國際合作的實現形式 |
| 第二節(jié) 中國特色國際合作的基本運行規(guī)律 |
| 一、世界觀與國際合作的互動規(guī)律 |
| 二、國家能力與國際合作的互動規(guī)律 |
| 三、國際制度與國際合作的互動規(guī)律 |
| 第三節(jié) 中國特色國際合作的理論屬性 |
| 一、人民性 |
| 二、實踐性 |
| 三、發(fā)展性 |
| 四、包容性 |
| 五、正義性 |
| 第四章 中國特色國際合作理論的實踐考察 |
| 第一節(jié) 中國特色國際合作思想的歷史演進 |
| 一、起點與基礎:實現“站起來”的國際合作思想 |
| 二、開創(chuàng)與拓展:實現“富起來”的國際合作思想 |
| 三、傳承與創(chuàng)新:實現“強起來“的國際合作思想 |
| 第二節(jié) 三種類型國際合作的實踐創(chuàng)新——基于“世界觀-能力-制度”的案例分析 |
| 一、“維護支持型”國際合作:中國參與世界衛(wèi)生組織的實踐 |
| 二、“參與塑造型”國際合作:上海合作組織 |
| 三、“倡導引領型”國際合作:“一帶一路”合作倡議 |
| 第三節(jié) 中國特色國際合作的實踐經驗 |
| 一、黨的領導:國際合作的根本保證 |
| 二、獨立自主:國際合作的基本原則 |
| 三、求同存異:國際合作的基本方針 |
| 四、互利共贏:國際合作的基本精神 |
| 五、和平發(fā)展:國際合作的核心目標 |
| 第五章 中國特色國際合作的現實困境 |
| 第一節(jié) 國際合作的“世界觀”認同困境 |
| 一、西方價值觀的弊端與分化 |
| 二、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認同挑戰(zhàn) |
| 三、中國和平發(fā)展的“信任”困境 |
| 第二節(jié) 國際合作能力面臨的現實挑戰(zhàn) |
| 一、世界經濟發(fā)展的不平衡性 |
| 二、大國博弈與國際秩序的不確定性 |
| 三、國際合作的責任能力的不對稱性 |
| 第三節(jié) 全球合作體制“低效失靈” |
| 一、聯(lián)合國權威體系受到挑戰(zhàn) |
| 二、全球合作治理的制度供給滯后 |
| 三、國際合作機制運行功能紊亂 |
| 第六章 中國特色國際合作的深化路徑 |
| 第一節(jié) 增強國際合作“世界觀”的認同 |
| 一、“命運共同體”的“價值認同” |
| 二、“和平發(fā)展”的“誠意決心” |
| 三、“和合共生”的“文化自覺” |
| 第二節(jié) 提升實現和平發(fā)展的競合“能力” |
| 一、國際合作中的動力與原則底線 |
| 二、國際合作中的競爭與斗爭本領 |
| 三、國際合作中的能力與責任共擔 |
| 第三節(jié) 推進全球合作體系的“制度”創(chuàng)新 |
| 一、國際合作的“核心”體制 |
| 二、國際合作的“制度”供給 |
| 三、國際合作的“關系”網絡 |
| 結論:人類合作文明的理論前景 |
| 參考文獻 |
| 在學期間的研究成果 |
| 后記 |
（7）歐盟“東部伙伴關系”計劃研究（論文提綱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導論 |
| 第一節(jié) 研究問題和研究意義 |
| 一、研究背景與問題的提出 |
| 二、研究意義 |
| 第二節(jié) 國內外研究綜述 |
| 一、國外研究現狀 |
| 二、國內研究現狀 |
| 三、研究述評 |
| 第三節(jié) 研究方法 |
| 第四節(jié) 研究創(chuàng)新和研究不足 |
| 一、研究創(chuàng)新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五節(jié) 研究思路和結構安排 |
| 第一章 理論基礎和分析框架 |
| 第一節(jié) 歷史制度主義的主要內容 |
| 一、歷史制度主義的制度觀 |
| 二、歷史制度主義的歷史觀 |
| 第二節(jié) 歷史制度主義在本研究中的適用性 |
| 一、歐洲具有悠久的地緣政治歷史 |
| 二、歐盟建立了完善的制度體系 |
| 第三節(jié) 歷史制度主義視角下分析框架的構建 |
| 本章小結 |
| 第二章 冷戰(zhàn)后歐盟東部鄰國政策的歷史考察 |
| 第一節(jié) 歐盟東部的地緣政治環(huán)境 |
| 一、冷戰(zhàn)后歐盟東部地緣政治的演變 |
| 二、東擴后歐盟東部邊界的變化和面臨的挑戰(zhàn) |
| 第二節(jié) 歐盟東部鄰國政策的歷史演進 |
| 一、主動有限接觸階段:1990年-2003年 |
| 二、積極高調介入階段:2004年-2008年 |
| 三、全面深入參與階段:2009年-至今 |
| 本章小結 |
| 第三章 歐盟“東部伙伴關系”計劃發(fā)展變遷的模式 |
| 第一節(jié) 路徑依賴模式分析 |
| 一、歐盟“東部伙伴關系”計劃的路徑依賴 |
| 二、歐盟“東部伙伴關系”計劃路徑依賴的機理 |
| 第二節(jié) 關鍵節(jié)點模式分析 |
| 一、關鍵節(jié)點一: 俄格戰(zhàn)爭 |
| 二、關鍵節(jié)點二: 烏克蘭危機 |
| 第三節(jié) 漸進轉型模式分析 |
| 一、歐盟“東部伙伴關系”計劃的“層疊”式漸進轉型 |
| 二、歐盟“東部伙伴關系”計劃的性質 |
| 本章小結 |
| 第四章 歐盟“東部伙伴關系”計劃發(fā)展變遷的動力機制 |
| 第一節(jié) 安全穩(wěn)定訴求是發(fā)展變遷的根本動力 |
| 一、歐盟安全戰(zhàn)略的調整 |
| 二、維持周邊安全是歐盟全球戰(zhàn)略重點 |
| 三、應對非傳統(tǒng)安全威脅 |
| 第二節(jié) 地緣政治博弈是發(fā)展變遷的直接動力 |
| 一、擴大歐盟的戰(zhàn)略緩沖空間 |
| 二、平衡成員國地緣偏好和利益目標 |
| 三、協(xié)同北約向原蘇聯(lián)空間擴張 |
| 第三節(jié) 民主價值觀輸出是發(fā)展變遷的內在動力 |
| 一、促使東部伙伴關系國的體制轉型 |
| 二、圍繞俄羅斯營造民主示范的包圍圈 |
| 三、避免與東部伙伴關系國產生新分界線 |
| 第四節(jié) 經濟利益需要是發(fā)展變遷的外在動力 |
| 一、實現歐盟能源供給渠道多元化 |
| 二、深化與東部伙伴關系國的自由貿易 |
| 本章小結 |
| 第五章 歐盟“東部伙伴關系”計劃的機制和手段 |
| 第一節(jié) 歐盟“東部伙伴關系”計劃的推進機制 |
| 一、簽訂聯(lián)系國協(xié)定是核心目標 |
| 二、建立深入全面的自由貿易區(qū) |
| 三、完善內部市場準入機制 |
| 四、落實“更多換更多”的激勵機制 |
| 第二節(jié) 歐盟推進“東部伙伴關系”計劃的手段 |
| 一、促進經濟發(fā)展和提供市場機會 |
| 二、強化制度建設和保障善政 |
| 三、維護能源安全和提高能源利用率 |
| 四、實施簽證自由化和增強流動性 |
| 本章小結 |
| 第六章 歐盟“東部伙伴關系”計劃的效能分析 |
| 第一節(jié) 歐盟“東部伙伴關系”計劃的成效 |
| 一、歐盟“東部伙伴關系”計劃的安全成效 |
| 二、歐盟“東部伙伴關系”計劃的政治成效 |
| 三、歐盟“東部伙伴關系”計劃的經濟成效 |
| 四、歐盟“東部伙伴關系”計劃的社會文化成效 |
| 第二節(jié) 歐盟“東部伙伴關系”計劃的影響 |
| 一、加速歐亞大陸地緣政治格局的重塑 |
| 二、促進東部伙伴關系國的社會化進程 |
| 三、促使俄羅斯加快推進“轉向東方”戰(zhàn)略 |
| 四、擴大中俄、中歐在第三方市場合作的機遇 |
| 本章小結 |
| 第七章 歐盟“東部伙伴關系”計劃的困境和趨勢 |
| 第一節(jié) 歐盟“東部伙伴關系”計劃的深層困境 |
| 一、歐盟“東部伙伴關系”計劃的內在弱點 |
| 二、歐盟“東部伙伴關系”計劃的外部風險 |
| 第二節(jié) 歐盟“東部伙伴關系”計劃的發(fā)展趨勢 |
| 一、“安全穩(wěn)定”代替“模式轉型”成為優(yōu)先目標 |
| 二、堅持“差異化”原則和“量身定制”策略 |
| 三、推出更具包容性的“鄰國的鄰國”概念 |
| 本章小結 |
| 結語 |
| 參考文獻 |
| 英文首字母縮略詞表 |
| 致謝 |
| 攻讀學位期間發(fā)表的學術論文目錄 |
| 學位論文評閱及答辯情況表 |
（8）美國“能源新現實主義”及其對中美能源關系的影響（論文提綱范文）
| 致謝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緒論 |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義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義 |
| 1.2 文獻綜述 |
| 1.3 研究方法和可能的學術貢獻 |
| 1.4 研究思路與論文結構 |
| 2 美國“能源新現實主義”的提出及其內在邏輯 |
| 2.1 美國“能源新現實主義”的內容及歷史演進 |
| 2.1.1 由奧巴馬能源政策轉變?yōu)樘乩势漳茉葱抡?/td> |
| 2.1.2 由“能源新自由主義”修正為“能源新現實主義” |
| 2.1.3 由“能源現實主義”升級為“能源新現實主義” |
| 2.2 美國“能源新現實主義”的內在邏輯 |
| 2.2.1 維護霸權結構性利益 |
| 2.2.2 維護霸權制度性利益 |
| 3 美國“能源新現實主義”對國際能源體系的影響 |
| 3.1 美國“能源新現實主義”的國際路徑 |
| 3.1.1 歐盟 |
| 3.1.2 俄羅斯 |
| 3.1.3 中東國家 |
| 3.1.4 東亞地區(qū) |
| 3.2 美國“能源新現實主義”深刻影響國際能源體系 |
| 3.2.1 國際能源供需格局之變局 |
| 3.2.2 國際能源結構版圖之變局 |
| 3.2.3 國際能源價格機制之變局 |
| 3.2.4 國際能源地緣政治之變局 |
| 3.2.5 國際能源轉型治理之變局 |
| 4 美國“能源新現實主義”對中美能源關系的影響 |
| 4.1 中美能源供需格局之變動 |
| 4.1.1 拓寬能源供應渠道 |
| 4.1.2 能源采購成本降低 |
| 4.2 中美能源貿易版圖之變動 |
| 4.2.1 貿易現狀逐步改善 |
| 4.2.2 貿易形勢日益復雜 |
| 4.3 中美能源價格機制之變動 |
| 4.3.1 “石油人民幣”崛起 |
| 4.3.2 “天然氣人民幣”崛起 |
| 4.4 中美能源地緣政治之變動 |
| 4.4.1 地緣合作空間拓寬 |
| 4.4.2 地緣政治風險突出 |
| 4.5 中美能源氣候治理之變動 |
| 4.5.1 氣候治理合作受阻 |
| 4.5.2 中國引領氣候治理 |
| 5 中國的應對策略 |
| 5.1 立足國內能源增儲,積極拓寬能源進口渠道 |
| 5.2 調整從美能源進口,深化能源技術創(chuàng)新合作 |
| 5.3 推動人民幣國際化,打破單一美元計價機制 |
| 5.4 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構建能源命運共同體 |
| 5.5 堅持綠色低碳發(fā)展,承擔氣候治理國際責任 |
| 6 結語 |
| 參考文獻 |
（9）特朗普政府對華戰(zhàn)略競爭政策研究（論文提綱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相關專業(yè)術語首字母縮寫說明 |
| 緒論 |
| 一、研究緣起 |
| (一)問題的提出 |
| (二)研究的意義 |
| 二、文獻綜述 |
| (一)文獻分類 |
| (二)文獻綜述 |
| (三)對既有研究的反思 |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 (一)戰(zhàn)略 |
| (二)戰(zhàn)略競爭 |
| 四、研究方法與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三)創(chuàng)新與不足 |
| 第一章 霸權國應對崛起國戰(zhàn)略的類型再劃分 |
| 一、主流范式下霸權國應對崛起國戰(zhàn)略的類型 |
| (一)霸權轉移范式下的遏制戰(zhàn)略 |
| (二)自由主義范式下的對沖戰(zhàn)略 |
| (三)建構主義范式下的情境戰(zhàn)略 |
| 二、霸權國應對崛起國戰(zhàn)略的類型再劃分標準 |
| (一)霸權國對崛起國地位追求的反應:承認或蔑視 |
| (二)霸權國對崛起國實力增長的態(tài)度:容納或限制 |
| 三、霸權國應對崛起國戰(zhàn)略類型的再劃分結果 |
| (一)對沖戰(zhàn)略 |
| (二)競爭戰(zhàn)略 |
| (三)鴕鳥戰(zhàn)略 |
| (四)順應戰(zhàn)略 |
| 四、歷史時空下霸權國應對崛起國的戰(zhàn)略 |
| (一)一戰(zhàn)前的英國對德戰(zhàn)略(1870-1914) |
| (二)二戰(zhàn)前的英國對德戰(zhàn)略(1933-1939) |
| (三)冷戰(zhàn)后的美國對華戰(zhàn)略(1993-2016) |
| 本章小結 |
| 第二章 特朗普政府對華戰(zhàn)略競爭政策的背景 |
| 一、美國霸權護持的戰(zhàn)略基因 |
| (一)美國霸權護持的戰(zhàn)略文化 |
| (二)美國霸權護持的戰(zhàn)略實踐 |
| 二、“美國優(yōu)先”下的對華戰(zhàn)略校準 |
| (一)對“接觸中國”的戰(zhàn)略失望 |
| (二)對“對華政策大辯論”的戰(zhàn)略回應 |
| (三)對“極限施壓”中國的戰(zhàn)略自信 |
| 三、中國崛起引發(fā)美國戰(zhàn)略焦慮 |
| (一)中美實力對比變化引發(fā)美國恐慌 |
| (二)中國的國際影響力激發(fā)美國擔憂 |
| (三)中國奮發(fā)有為外交催發(fā)美國猜疑 |
| 本章小結 |
| 第三章 特朗普政府對華戰(zhàn)略競爭政策的目標與實力依托 |
| 一、特朗普政府對華戰(zhàn)爭競爭政策的目標分析 |
| (一)特朗普政府對華戰(zhàn)爭競爭政策的政治目標 |
| (二)特朗普政府對華戰(zhàn)略競爭政策的經濟目標 |
| (三)特朗普政府對華戰(zhàn)略競爭政策的安全目標 |
| 二、特朗普政府對華戰(zhàn)略競爭政策的實力依托 |
| (一)特朗普政府對華戰(zhàn)略競爭政策的硬實力依托 |
| (二)特朗普政府對華戰(zhàn)略競爭政策的軟實力依托 |
| 本章小結 |
| 第四章 特朗普政府對華戰(zhàn)略競爭政策的實施 |
| 一、單邊層面:多領域施壓中國 |
| (一)經濟施壓:挑起貿易摩擦 |
| (二)政治施壓:挑戰(zhàn)“一個中國”政策 |
| (三)安全施壓:強化威懾 |
| 二、雙邊層面:多點布局壓制中國 |
| (一)借“朝核問題”,增大地緣風險 |
| (二)探索“離間中俄”,破壞周邊穩(wěn)定 |
| (三)強化東亞雙邊同盟,增加地緣壓力 |
| 三、多邊層面:攜手多方打壓中國 |
| (一)推進“印太”戰(zhàn)略,擠壓中國地緣空間 |
| (二)拉攏東盟國家,平衡中國地區(qū)影響 |
| (三)推動多方協(xié)調,壓制中國經濟發(fā)展 |
| 本章小結 |
| 第五章 特朗普政府對華戰(zhàn)略競爭政策的特點與趨勢 |
| 一、特朗普政府對華戰(zhàn)略競爭政策的特點 |
| (一)競爭目標的壓制性 |
| (二)競爭領域的多樣性 |
| (三)競爭手段的激進性 |
| (四)競爭主體的國家性 |
| 二、特朗普政府對華戰(zhàn)略競爭政策的效果評估 |
| (一)政治目標的效果評估 |
| (二)經濟目標的效果評估 |
| (三)安全目標的效果評估 |
| 三、特朗普政府對華戰(zhàn)略競爭政策的發(fā)展趨勢 |
| (一)全面強化戰(zhàn)略競爭的風險加大 |
| (二)存在“競和”型對沖的可能 |
| (三)邁向戰(zhàn)略順應的不確定 |
| 本章小結 |
| 第六章 中國因應特朗普政府戰(zhàn)略競爭政策的對策 |
| 一、中國因應特朗普政府戰(zhàn)略競爭政策的戰(zhàn)略思維 |
| (一)堅持和平發(fā)展,應對美國霸權施壓新格局 |
| (二)保持戰(zhàn)略自信,型塑中美互動 |
| (三)堅守戰(zhàn)略底線,堅決維護國家核心利益 |
| 二、中國因應特朗普政府戰(zhàn)略競爭政策的具體方略 |
| (一)深化改革開放提升應對能力 |
| (二)穩(wěn)步發(fā)展伙伴關系 |
| (三)營造友善的周邊環(huán)境 |
| 本章小結 |
| 結論 |
| 參考文獻 |
| 作者在學期間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記 |
（10）美國“亞太再平衡”戰(zhàn)略研究（論文提綱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緒論 |
| 一、選題緣起與意義 |
| 二、國內外研究現狀 |
| 三、論文結構與框架 |
| 四、論文的研究方法 |
| 五、研究創(chuàng)新與不足 |
| 第一章 美國“亞太再平衡”戰(zhàn)略出臺的背景 |
| 一、亞太國際體系的深刻變革 |
| (一)國際體系全球轉型 |
| (二)亞太地區(qū)地位上升 |
| (三)美國的相對性衰落 |
| (四)中國的結構性崛起 |
| 二、美國亞太戰(zhàn)略的歷史沿革 |
| (一)克林頓政府的亞太戰(zhàn)略 |
| (二)小布什政府的亞太戰(zhàn)略 |
| 三、“亞太再平衡”戰(zhàn)略的醞釀 |
| (一)從“重返亞太”到“轉向亞太” |
| (二)從“轉向亞太”到“亞太再平衡” |
| 第二章 美國“亞太再平衡”戰(zhàn)略的目標與實力依托 |
| 一、美國“亞太再平衡”戰(zhàn)略的目標 |
| (一)鞏固主導地位 |
| (二)拓展經濟利益 |
| (三)擴展價值觀念 |
| 二、美國“亞太再平衡”戰(zhàn)略的硬實力依托 |
| (一)綜合國力 |
| (二)同盟體系 |
| 三、美國“亞太再平衡”戰(zhàn)略的軟實力依托 |
| (一)霸權威望的作用 |
| (二)亞太身份的強化 |
| 第三章 美國“亞太再平衡”戰(zhàn)略的實施重點 |
| 一、軍事戰(zhàn)略重心的轉向 |
| (一)強化軍事存在 |
| (二)提高作戰(zhàn)能力 |
| (三)集中戰(zhàn)略資源 |
| 二、輻輳安全體系的鞏固 |
| (一)修復信任關系 |
| (二)升級同盟體系 |
| (三)塑造伙伴網絡 |
| 三、多邊合作關系的推進 |
| (一)力推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xié)定 |
| (二)創(chuàng)新盟國多邊軍事合作機制 |
| (三)深化與東盟的多邊領域合作 |
| (四)擴展亞太地區(qū)的價值觀同盟 |
| 第四章 美國“亞太再平衡”戰(zhàn)略的基本評價 |
| 一、美國“亞太再平衡”戰(zhàn)略的實質 |
| (一)“離岸平衡”傳統(tǒng)的延續(xù) |
| (二)“選擇性干預”的戰(zhàn)略強化 |
| 二、美國“亞太再平衡”戰(zhàn)略的成效 |
| (一)獲取部分戰(zhàn)略紅利 |
| (二)增加地區(qū)不穩(wěn)定性 |
| (三)升高戰(zhàn)略實施成本 |
| 三、美國“亞太再平衡”戰(zhàn)略的反響 |
| (一)美國國內的戰(zhàn)略定性 |
| (二)亞太國家的戰(zhàn)略反應 |
| (三)其他國家的戰(zhàn)略認知 |
| 第五章 美國“亞太再平衡”戰(zhàn)略的遺產及啟示 |
| 一、美國“亞太再平衡”戰(zhàn)略的遺產 |
| (一)美國對華戰(zhàn)略認知更趨消極 |
| (二)“亞太再平衡”向“印太”的轉變 |
| (三)“印太”戰(zhàn)略更加趨于“冷戰(zhàn)化” |
| 二、“亞太再平衡”對中國因應“印太”戰(zhàn)略的啟示 |
| (一)明確美國對華戰(zhàn)略定位與戰(zhàn)略限度 |
| (二)堅持底線思維以實力應對中美競爭 |
| (三)加強經略周邊以對沖美國戰(zhàn)略壓力 |
| 結論 |
| 參考文獻 |
| 攻讀博士學位期間發(fā)表的科研成果 |
| 后記 |
四、美國的強勢地位將對21世紀的國際秩序產生重大影響（論文參考文獻）
- [1]歷史制度主義權力觀：論國際關系中國家的制度性權力轉換[D]. 韓德睿. 吉林大學, 2021(01)
- [2]沃爾特·R·米德“美國外交傳統(tǒng)”思想研究[D]. 王力. 吉林大學, 2021(01)
- [3]弱約束性制度的擴員研究 ——以上海合作組織的擴員實踐為例[D]. 彭昕. 外交學院, 2021(10)
- [4]日本經濟外交的嬗變及其趨勢研究 ——以第二屆安倍政府時期為核心[D]. 沈丁心. 外交學院, 2021(10)
- [5]身份建構視域下日本自衛(wèi)隊海外派兵的擴大化研究[D]. 靳冠輝. 外交學院, 2021(11)
- [6]中國特色國際合作理論與實踐研究[D]. 成向東. 蘭州大學, 2021(09)
- [7]歐盟“東部伙伴關系”計劃研究[D]. 丁鵬. 山東大學, 2020(02)
- [8]美國“能源新現實主義”及其對中美能源關系的影響[D]. 金丹依. 浙江大學, 2020(01)
- [9]特朗普政府對華戰(zhàn)略競爭政策研究[D]. 游啟明. 吉林大學, 2020(06)
- [10]美國“亞太再平衡”戰(zhàn)略研究[D]. 于紅麗. 吉林大學, 2020(08)
標簽：特朗普論文; 國際秩序論文; 歐盟總統(tǒng)論文; 日本中國論文; 美國史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