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法律全球化研究的文化視角（論文文獻綜述）
高潔[1]（2021）在《基于文化視角的中西文化遺產管理比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從文化的視角出發(fā),運用比較研究的方法對比了中西方文化遺產管理的異同,對中西方各自傳統(tǒng)文化影響下的文化遺產管理進行了梳理。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有兩個方面:一是對比中西方遺產管理的異同,通過比較來更好的認識自身,并探索可以借鑒的經驗;二是將文化理論和跨文化理論應用在文化遺產管理的各個層面,嘗試分析遺產所體現(xiàn)的文化價值以及傳統(tǒng)文化對遺產管理的深層影響。中西文化遺產管理的比較可以分為橫向和縱向兩個方面:橫向比較分為靜態(tài)對比和動態(tài)對比,即中西方管理體系的靜態(tài)對比和遺產管理中出現(xiàn)的跨文化交流;縱向對比即對比中西方遺產管理的發(fā)展階段。遺產管理的橫向比較從主體——利益相關者、客體一—文化遺產和介體——管理體制三個部分展開。西方是個寬泛的概念,從遺產管理的實踐角度來看,這里的西方主要指西方的文化源頭一—歐洲。在研究中主要采用了文獻研究、比較研究、跨文化研究和案例研究等方法。論文共分七章。第一章是中西遺產管理發(fā)展階段的比較,即縱向比較。歐洲的保護思想演變主要圍繞“修復”一詞展開,不同的修復原則和手段反映了每個時代人們對遺產價值的不同理解。保護中的“價值理性”關注“為何保護”,而“工具理性”關注“如何保護”,這兩者構成了對立又統(tǒng)一的整體。中國的遺產保護與管理同樣面臨這個問題,價值由誰決定?西方成熟的保護理念是否具有本土適應性?要解決這些問題都必須從根源入手,既要了解遺產的傳統(tǒng)文化價值,也要了解遺產對當代人的價值。案例部分以西班牙世界遺產為例,西班牙的遺產保護與管理因社會制度等原因曾落后于英美意等國,也曾經歷過因保護理念變化而造成破壞的問題。在文化遺產的豐富性、獨特性和多元化上與中國具有相似性,對我國具有一定的借鑒作用。中國的遺產保護開始較晚,但隨著市場經濟的發(fā)展和大眾旅游的興起,以及申報世界遺產所帶來的巨大效益的影響,遺產保護與管理的理論也迅速發(fā)展起來。我國的遺產保護理論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理論的影響和制約,還需探索真正適合于中國的遺產發(fā)展之路。第二章是中西傳統(tǒng)文化差異在建筑遺產中的體現(xiàn)。本章以建筑遺產為例,說明了不同材質與風格的建筑遺產所反映出的文化特征和核心價值。西方建筑以石材為主,風格雄壯威嚴;中國建筑以木材為主,顯得纖細靈動,遺產建筑本體的差異性體現(xiàn)出中西傳統(tǒng)文化的不同精神內核。中西管理思想也與傳統(tǒng)文化密切相關,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核心儒家文化,本身就是治國安邦的理論,可以被稱作“管理型思想”。在中國歷史的發(fā)展中儒家文化不斷糅合其他文化特質,成為多個朝代管理大一統(tǒng)帝國的有效手段,這些管理思想的影響一直延續(xù)至今。西方的管理思想起初是“見物不見人”的,沒有將人的價值作為管理的目的。隨著時代的發(fā)展,西方也開始將管理中的人看作是復雜的個體,更接近儒家思想中所倡導的“以人為本”。到了現(xiàn)代這個緊密相連的全球化時代,中西文化的差異性日益顯著。不同民族的文化可以拿來比較,但不存在統(tǒng)一的價值體系,文化不會向著同一個方向進化,只會在各自傳統(tǒng)文化的基礎上不斷發(fā)展。經濟全球化和文化多樣性并存是發(fā)展的趨勢,文化交流與互補必定會對世界的發(fā)展有所助益。第三章是中西文化遺產管理體制比較。管理體制是遺產管理中的介體,連接起作為主體的人和作為客體的遺產。在中國遺產事業(yè)迅速發(fā)展的過程中,出現(xiàn)了一系列的問題,比如遺產地過度商業(yè)化、真實性受損、文化認同缺失、利益相關者的矛盾以及對世界遺產的過度利用等。這些問題的出現(xiàn)都與遺產管理體制密切相關,因此體制問題一直是國內學者研究的焦點。我國的遺產管理體制經歷了從封閉到開放的過程,多種管理經營模式應運而生,但總體上還是以政府主導、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為主。同時,我國作為發(fā)展中國家,經濟目標仍是發(fā)展的主要目標,由此導致了保護與利用之間的矛盾。在遺產價值認知方面,管理者和民眾的遺產保護意識尚需培養(yǎng)。在管理模式、資金來源、保護和管理的多元化參與等方面可以借鑒西方的經驗。遺產管理和旅游管理關系密切,相互交融,由于遺產也可以被看作是資源,如何合理利用遺產資源,避免空置和過度利用兩個極端,是每個遺產地都要平衡的問題。第四章是中西文化遺產管理中的利益相關者比較研究。利益相關者是遺產管理中的主體,包括管理者、保護者、經營者、社區(qū)居民、遺產旅游者、非政府組織、社會大眾等。管理者與保護者有時是一體的,有時是多個主體,在我國政府是遺產管理責任的主要承擔著者,但也不應忽視保護專家的作用。遺產經營者與遺產地居民是一對具有互動關系的主體,二者利益關系的平衡與否直接影響到遺產地的可持續(xù)發(fā)展。遺產旅游者是受到各方關注的群體,中西方遺產旅游者在看待遺產價值和審美文化方面都存在差異,特別是在對真實性的追求上差異更為顯著。如何平衡旅游業(yè)發(fā)展與遺產保護的關系也是中西方學者研究的焦點問題,遺產地旅游活動中的各種關系都是圍繞旅游者展開的,管理者、經營者和參與到景區(qū)經營中的社區(qū)居民往往會以旅游者的需求為目標。但遺產景區(qū)有其特殊性,它還擔負著發(fā)展社會文化的任務,如果完全迎合大眾游客的需求,遺產景區(qū)難以發(fā)揮它的全部功能。提升旅游的文化和精神層次,是現(xiàn)代文化和遺產旅游的發(fā)展方向。遺產地利益相關者之間的關系是動態(tài)變化的,只有找到這些關系之間的平衡才能做到遺產地的可持續(xù)發(fā)展。第五、六、七章為案例研究。第五章比較了遺產活化和遺產數(shù)字化管理的中西理論與實踐?！盎罨笔侵笇z產的物質層面和價值層面所體現(xiàn)的文化加以“詮釋—融合—重構”的過程。遺產的數(shù)字化既是主動迎合了時代的發(fā)展,也是為了應對社會的改變而必須做出的選擇。由于信息時代和互聯(lián)網的發(fā)展,我國與西方在數(shù)字化方面的發(fā)展齊頭并進,并在應用領域超越了西方。故宮在遺產活化和數(shù)字化方面做出了許多創(chuàng)新性的實踐,收獲了正向的社會反饋,這些經驗也被其他文化機構所借鑒,對推廣和傳承文化起到了積極作用。西方研究關注的焦點是數(shù)字化、新媒體和社交網絡對社會和文化的影響,討論了技術發(fā)展與文化變革的關系。一些學者對數(shù)字技術在文化領域的快速發(fā)展抱有謹慎的態(tài)度,反對技術決定論,認為工具應當為人的目的服務。遺產活化的形式多種多樣,但其基本方式都是要對傳統(tǒng)文化有了深入了解之后,解碼“文化基因”,然后與現(xiàn)代生活方式相連接,給人以懷舊的體驗或對文化的共鳴。第六章討論了歷史城鎮(zhèn)的可持續(xù)發(fā)展問題,比較了西班牙的圣地亞哥古城與曲阜。這兩處遺產都是各自國家的文化圣地,如何解決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的矛盾是它們發(fā)展中的重要問題。世代生活在歷史城鎮(zhèn)中的居民是那里的主人,歷史城鎮(zhèn)也是最能體現(xiàn)利益相關者關系的遺產,如何實現(xiàn)可持續(xù)發(fā)展是其中的關鍵問題。曲阜和圣地亞哥古城同屬于“文化圣地”,歷史城鎮(zhèn)常見的商業(yè)化傾向可能會削弱其神圣性和文化價值,也可能會出現(xiàn)“創(chuàng)造性破壞”的情況。歷史城鎮(zhèn)的可持續(xù)發(fā)展是一種基于文化的解決方案,除了要注重物質遺產的保護,還要重視遺產的價值和文化符號,關注遺產地的地格和歷史文化背景。同時,保護傳統(tǒng)和現(xiàn)代發(fā)展之間需要找到平衡,要考慮到住房、人口、就業(yè)、商業(yè)、環(huán)境、社區(qū)融合與文化認同等因素。未來曲阜的發(fā)展還要理清利益相關者之間的關系,找到阻礙發(fā)展的癥結,從而將更好的闡釋和發(fā)揚儒家文化。第七章比較了兩條文化線路遺產,分別是絲綢之路和朝圣之路。文化線路遺產是世界文化遺產中較新的一類,它突破了過去以點狀為主的類型特征,在空間上做了延伸。同時也擴展了文化遺產的內涵和外延,避免了文化脈絡的割裂,豐富了遺產參觀者的活動內容與體驗。這類遺產具有流動性和跨文化交流的特征,在管理上更是涉及到跨國的遺產管理,可以借鑒國際管理的經驗。我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借用古代絲綢之路的歷史符號,發(fā)展與沿線國家的經濟合作伙伴關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由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人多地少,經濟發(fā)展水平較低,旅游經濟的表現(xiàn)優(yōu)于宏觀經濟發(fā)展,旅游業(yè)在這些國家國民經濟中的地位更為突出,旅游減貧、帶動就業(yè)等作用需進一步引導、扶持和彰顯,文化旅游能夠對絲綢之路的復興發(fā)揮重要作用。創(chuàng)新點在于:首先,在研究視角方面,從文化的視角對遺產管理進行研究,是一個比較新的切入點。文化遺產不是無本之木,它的存在本身就代表了文化的傳承,因此也要用延續(xù)的眼光去看待遺產,把文化遺產放置在傳統(tǒng)文化的大背景下去理解和管理。其次,在研究思路與內容上,對比了兩個空間——中國與西方,梳理了兩個方向——橫向與縱向,分析了三個組成部分——遺產管理的主體、客體和介體。在案例部分探討了三類具有遺產管理領域代表性和前沿性的文化遺產。第三,在研究方法上,采取了跨學科的研究方法,融合了歷史學、文化比較學、國際管理學、旅游學的相關理論與方法。管理既是一門科學,也是一種文化,運用了文化與跨文化的理論,討論了中西差異和經驗借鑒,也探索了我國文化遺產的國際化之路。文化遺產是由一代又一代人選擇保存下來的,文化遺產的價值既取決于歷史,也取決于當代和未來。目前我國文化遺產事業(yè)正處于快速發(fā)展時期,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遺產除經濟價值之外的社會價值和文化價值。通過了解西方遺產的發(fā)展道路和經驗,可以幫助我們更好的認識自身,要學習西方的先進理念,更要從本國傳統(tǒng)文化中汲取力量。文化遺產事業(yè)可以促進社會文化的良性發(fā)展,進而使我國的文化遺產“走出去”,推廣中國優(yōu)秀的傳統(tǒng)文化。
吳小煒[2]（2021）在《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引領先進文化建設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文化是人類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民族、國家的靈魂,先進文化是推動社會發(fā)展進步的重要動力。黨的十九大指出:“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國先進文化的積極引領者和踐行者,又是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忠實傳承者和弘揚者。”代表先進文化前進方向,引領先進文化建設實踐,不僅是中國共產黨自身先進品格的必然,更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和執(zhí)政使命的必然。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建黨一百年,百年來,作為推動近現(xiàn)代中國社會變革發(fā)展的領導力量和有著高度文化自覺的中國共產黨,其從成立之日起就非常注重以先進的理論指導和引領中國先進文化的發(fā)展和前進,并充分發(fā)揮先進文化對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事業(yè)的巨大動力作用?！爸袊厣鐣髁x進入了新時代”,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特別是文化的地位和作用越來越凸顯的現(xiàn)實境遇,中國共產黨在引領先進文化建設的過程中,如何面對和解決我國文化建設過程中不斷出現(xiàn)的新需求、新問題、新挑戰(zhàn),如何利用好新的發(fā)展機遇實現(xiàn)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目標,如何充分發(fā)揮先進文化在推進經濟社會發(fā)展、實現(xiàn)民族偉大復興目標上的巨大動力作用?這是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堅強領導核心和最高政治領導力量的中國共產黨必須要直面的時代課題。基于此,本論文以“誰來、用什么引領先進文化建設”、“為什么要引領先進文化建設”及“如何引領先進文化建設”為研究導向,通過從對中國共產黨引領先進文化建設進行一般性的理論界定分析及對中國共產黨引領先進文化建設歷程的考察和經驗總結來解決“是什么”的問題;通過對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引領先進文化的時代境遇、戰(zhàn)略意義及問題挑戰(zhàn)等的考察來解決“為什么”的問題;通過對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引領先進文化的優(yōu)化路徑的分析來解決“怎么辦”的問題。具體包括:第一章,中國共產黨引領先進文化建設的理論概述。這一部分主要是對中國共產黨引領先進文化的基本理論內容進行界定和把握。界定核心概念及其內涵是研究的基本前提,故此,本章首先通過對“文化”概念的一般性考察,逐步進入到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視域下“先進文化”概念考察,包括對先進文化的內涵、結構、功能等的界定,實現(xiàn)對本文核心概念的清晰把握。在此基礎上,對“中國共產黨引領先進文化建設”的一般理論問題進行論述,從中國共產黨引領先進文化建設的前提、方式、內容、原則四個方面對其內涵進行剖析。最后,從中國共產黨引領先進文化建設的理論淵源上進行考察,包括對作為中國共產黨引領先進文化建設的理論源頭的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理論及重要理論來源的列寧的文化革命和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思想理論基礎進行溯源。通過以上三個方面,初步實現(xiàn)對中國共產黨引領先進文化建設的理論構建。第二章,中國共產黨引領先進文化建設的實踐展開。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伊始就始終是中國先進文化的積極引領者和踐行者,中國共產黨在革命、建設及改革開放新時期引領先進文化建設的實踐成就及經驗,既是新時代引領先進文化建設的基石,也為新時代更好地引領先進文化建設提供了寶貴經驗?；诖?這一部分主要是對中國共產黨成立到黨的十八大這段歷史時期中國共產黨引領先進文化建設的實踐歷程及其歷史經驗等進行考察分析。包括對近代中國社會文化危機及新出路,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及改革開放新時期中國共產黨引領先進文化建設的基本歷程的考察。并在考察各個時期中國共產黨引領先進文化建設的基本特征及經驗基礎上,對近百年來中國共產黨引領先進文化建設的歷史經驗進行總結。第三章,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引領先進文化建設的時代境遇及戰(zhàn)略意義。全球化、現(xiàn)代化及信息化是當今時代最為顯著的特征,也是當代文化發(fā)展的重要時代境遇。通過對全球化及其進程中的文化表征、中國現(xiàn)代化建設及其進程中的文化訴求、社會信息化及其進程中的文化張力的考察和梳理,可以使我們能更加具體和深刻地從當今時代發(fā)展的總體特征中把握中國共產黨引領先進文化建設的重大意義與時代要求。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引領先進文化建設對當代中國發(fā)展具有重要的戰(zhàn)略意義,從文化建設層面看,對新時代增強文化軟實力、堅定文化自信及實現(xiàn)文化強國等具有重大意義;從社會發(fā)展層面看,對新時代推動經濟社會發(fā)展、提升民族凝聚力、維護國家安全及塑造國際形象等具有重大意義;從黨的建設要求層面看,對新時代增強黨的文化自覺、提升黨的領導水平和執(zhí)政能力、深入推進黨的建設等具有重大意義。第四章,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引領先進文化建設的主要成就和問題挑戰(zhàn)。從十八大至今,中國共產黨引領先進文化建設取得了許多重要成就,包括黨對文化工作的領導能力進一步增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得到廣泛弘揚、文化改革深入推進、文化事業(yè)和文化產業(yè)蓬勃發(fā)展、國家文化軟實力和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大幅提升等。同時,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引領先進文化建設也面臨著諸多的現(xiàn)實問題和挑戰(zhàn),主要包括:主流文化價值認同被弱化和消解的風險依然存在、文化創(chuàng)新轉化動力有待進一步提升、西方意識形態(tài)和社會思潮及我國文化建設過程中出現(xiàn)的問題對文化安全構成的威脅、中國文化國際影響力不夠的問題及信息網絡化帶來的沖擊挑戰(zhàn)等。第五章,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引領先進文化建設的優(yōu)化路徑。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引領先進文化建設的優(yōu)化路徑主要有:通過推進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轉化與創(chuàng)新、實現(xiàn)中國革命文化的繼承和弘揚、堅持和發(fā)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優(yōu)化引領先進文化建設的生成路徑;通過深化新時代網絡領域的文化建設、提升中華文化的國際傳播力和影響力,優(yōu)化引領先進文化建設的傳播路徑;通過發(fā)揮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價值引領作用、推進文化產業(yè)現(xiàn)代化體系和文化事業(yè)服務體系建設,優(yōu)化引領先進文化建設的認同與轉化路徑;通過完善人才保障機制、安全保障機制及制度保障機制,優(yōu)化引領先進文化建設的保障機制路徑。
孫舒[3]（2020）在《WTO框架下中美貿易爭端中的法律技術脫節(jié)研究》文中指出法律技術脫節(jié)是指國際體系中同屬特定領域國際公約的締約方,在公約框架下的法律制定技術與法律適用技術的不一致。法律技術脫節(jié)研究是基于對法律主體在特定法律領域的立法技術和法律適用技術的研究,研究方法是采取定量方法與定性方法相結合的實證研究,得出該主體與其他國際法律主體之間存在立法技術和法律適用技術的不一致的現(xiàn)象。針對特定領域法律技術脫節(jié)的研究成果,可以直接轉化稱為該領域法律技術的調整依據(jù)。法律技術脫節(jié)作為國際法領域普遍存在的現(xiàn)象,長久以來沒有得到我國學術界和實務界重視,缺乏系統(tǒng)的理論和實證研究。2017年8月以來,美國對華發(fā)起“301調查”1并根據(jù)調查結果威脅加征關稅,中美在WTO爭端解決機制互相申訴的同時利用國內措施互相進行貿易制裁施壓,中美貿易關系急轉直下,貿易爭端解決成為中美關系的核心議題。當前中美貿易對立關系已經形成,在大國權利政治的較量之下,法律技術是處理中美經貿關系的有力合法武器,中國應根據(jù)中美貿易法律技術脫節(jié)的發(fā)展演變及時做出相應的調整。鑒于實踐和理論需要,論文以中美貿易法律技術脫節(jié)為研究切入點,以中美在世界貿易組織的39起爭端解決案件為觀察樣本,研究中美在WTO框架下法律技術脫節(jié)的現(xiàn)象和原因,進而提出中國貿易法律技術的調整方案。論文共分為七部分。第一部分為導論,主要概述了WTO框架下中美貿易爭端中的法律技術脫節(jié)的研究背景、研究思路、創(chuàng)新點和現(xiàn)有研究述評。論文第二章重點解釋了法律技術脫節(jié)的內涵和外延,法律技術脫節(jié)的概念是基于法律技術提出的。本文對傳統(tǒng)法律技術概念進行了拓展,認為法律技術包括立法技術和法律適用技術。在此基礎上,本文認為法律技術脫節(jié)是指國際體系中同屬特定領域國際公約的締約方,在公約框架下的法律制定技術與法律適用技術的不一致。這一部分的重點是論文的理論概念解析。第三章內容為WTO框架下中美貿易爭端中的法律技術脫節(jié)的背景,包括WTO概況、中國對美貿易法律技術脫節(jié)的背景以及美國對華貿易法律技術脫節(jié)的背景,這一部分是后面的研究背景。第四章為法律技術脫節(jié)背景下中美世貿爭端案件的統(tǒng)計分析。論文這一部分統(tǒng)計了中國訴美國的16起WTO爭端案件和美國訴中國的23起WTO爭端案件,并根據(jù)案件統(tǒng)計信息分析了案件的基本特點。第五章為WTO框架下中美實體法律規(guī)則領域的法律技術脫節(jié)。本章分析了中美互相提起的39起世貿案件涉及的WTO實體規(guī)則,以及通過案件分析中美在實體規(guī)則領域的法律技術脫節(jié),即立法技術和法律適用技術在實體領域的不一致。并在此基礎上分析中美在WTO實體規(guī)則體系下存在法律技術脫節(jié)的原因。第六章為WTO框架下中美程序法領域的法律技術脫節(jié)。本章重點分析案件中涉及的程序性規(guī)則,重點集中在“雙反”調查的程序和DSU程序下中美法律技術脫節(jié)的現(xiàn)象和原因。論文最后一部分為中國貿易法律技術的調整方案。針對前文分析的中美在實體法和程序法領域存在的法律技術脫節(jié)現(xiàn)象及原因,提出中國應對中美在WTO框架下法律技術脫節(jié)的方案,主要是貿易法律價值合法化、立法技術和法律適用技術調整路徑。綜上所述,本論文統(tǒng)計分析了中美互相在WTO爭端解決機制提起的39起爭端案件,并以法律技術脫節(jié)為切入點,分別分析了中美在實體和程序領域的具體法律技術脫節(jié)現(xiàn)象和原因。最后提出了中國應對中美貿易法律技術脫節(jié)的調整方案。論文要強調的是國際法律技術脫節(jié)存在必然性,在應對國際法律技術脫節(jié)做出具體法律技術調整的過程中必須不以國內法律技術脫節(jié)為代價,這樣一國的法律技術才能在相關法律領域發(fā)揮最大的效力。
張超[4]（2020）在《加拿大中小學全球公民教育課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世紀末以來,信息科技革命引起了人類大變革,全球不同地區(qū)和國家之間在經濟、政治、文化的聯(lián)系和交往上愈加普遍,全球化現(xiàn)象遂凸現(xiàn)出來。在全球化沛然不可阻擋的背景下,諸如民族國家、公民資格等理念面臨著重新思考的必要。教育如何幫助公民應對全球化中出現(xiàn)的種種變化與挑戰(zhàn),成為教育領域最為迫切的研究問題之一。這就要求各國不但要堅持培養(yǎng)公民的愛國情懷和民族認同感,而且要注重培養(yǎng)公民的全球意識和包容不同文化的胸懷,最終培養(yǎng)在全球化社會中具有競爭力的全球公民。在此背景下,國際組織實施全球公民教育計劃以應對全球化的挑戰(zhàn)。培養(yǎng)負責任的全球公民,這是全球化時代公民教育的新使命。加拿大擁有世界上最好的教育體系之一,教師嫻熟,設施完善,學生的表現(xiàn)接近國際評估的最高水平,研究加拿大中小學全球公民教育課程,特別是自新時代背景下習近平總書記倡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思想以來,對我國學生教育具有借鑒意義。本研究基于三個漸進維度。第一個維度是加拿大中小學全球公民教育課程的本體論之思,即“是什么”的研究。本研究對加拿大中小學全球公民教育課程進行了描述性研究,界定了相關核心概念,分析了國內外關于全球公民教育課程研究的熱點和存在的問題,并重點對加拿大中小學全球公民教育課程設置、目標、內容、實施和評價等內容進行了研究。第二維度是加拿大中小學全球公民教育課程的目的論之思,即“為什么”的研究。本研究對加拿大中小學全球公民教育課程進行了反思性研究,研究了加拿大中小學全球公民教育課程產生的背景和發(fā)展階段,探討了其產生的理論根源。第一,加拿大中小學全球公民教育課程的歷史演進。本文從政治學的角度,梳理了加拿大民族國家成立以來,加拿大中小學全球公民教育課程的發(fā)展脈絡。二是與全球公民教育相關的全球化理論、公民資格理論和共同體理論。本研究認為全球化是全球公民產生的直接動力,全球公民教育課程是教育全球化的最新發(fā)展形式,是不可逆轉的歷史大勢。其次,通過對公民資格理論的分析,從全球公民的演變、認同、權利、責任等方面闡述了全球公民教育的主要觀點。第三個維度是加拿大中小學全球公民教育課程的方法論之思,即“怎么樣”的研究。本研究對加拿大中小學全球公民教育課程進行了評價性研究,梳理了加拿大中小學全球公民教育課程實施效果和特點,最后得出為構建具有我國特色的公民教育課程的啟示。本研究從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fā)展的角度,創(chuàng)造性地探討了人類命運共同體與全球公民教育的關系。本研究的結果將有助于厘清全球認同問題及其在民族國家實施的可能性,有助于追蹤、分析和科學研判全球公民教育,有利于拓展我國中小學公民教育課程研究的“全球視野”,豐富和充實我國公民教育課程理論的研究,探索全球公民教育課程在我國的“本土生長”。有利于探討我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為中國融入世界提供教育智慧,消解狹隘的民族主義,預防極端暴力主義。隨著全球化的深入和人類在共同利益、共同命運、共同責任上達成的廣泛共識,世界各國人民之間的聯(lián)系越來越緊密,“全球公民”不再是一個高山仰止的概念,而是一個可以通過堅持“理解、寬容、合作、共生”理念和全球公民教育來實現(xiàn)的目標。
王海榮[5]（2019）在《空間理論視閾下當代中國城市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說明城市作為一個人口聚集性生存的空間存在,其空間本身不再被看成是死亡的、固定的、非辯證的、靜止的容器,而是成為一種支配性的、建構性的力量,影響著社會關系、利益結構以及人們日常生活的變化。它在擴張、更新、重組,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加速流動和劇烈變化;它背后有國家/政府的主導、市場的作用、社會力量的參與,各種利益主體圍繞空間資源在互相博弈。空間反映著國家與城市中不同社會主體間的權力關系,同時,空間的邊界規(guī)定著城市與國家的關系;空間是實現(xiàn)城市發(fā)展和國家治理的一種有效方式,同時,城市問題愈來愈以空間的形式表現(xiàn)出來;國家要在有界空間范圍內促進城市空間發(fā)展,服務于國家建設的政治目的,同時,也要解決城市空間問題可能引發(fā)的空間社會抗爭。正因為如此,我們需要訴諸城市空間治理,防范和化解城市化進程中的風險與危機,協(xié)調多元空間利益群體間的矛盾與沖突,維持國家的一體化發(fā)展與社會秩序穩(wěn)定。本文以空間理論和城市政治理論為理論資源,梳理當代中國城市空間治理的歷史變遷,從城市空間治理背后的政治意義和所要面對的城市空間問題兩個方面回答為什么要進行城市空間治理,繼而分析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單一制國家結構在城市空間生產與治理上的表現(xiàn)和具體化。解釋這種體制是如何在推行非均衡空間發(fā)展戰(zhàn)略的情況下,維持了中國城市經濟的增長和城市社會秩序的總體穩(wěn)定,以及它本身在城市空間生產和治理過程中面臨的現(xiàn)實挑戰(zhàn),最后試圖提出推進中國城市空間治理現(xiàn)代化的具體實踐路徑。本研究認為,國家建設的空間維度和城市問題的空間向度是當代中國城市空間治理的邏輯起點。城市是中國現(xiàn)代國家建設的戰(zhàn)略空間。對于中國而言,在超大規(guī)模的地域范圍內,在多元民族、區(qū)域、文化、階層的社會結構中推進現(xiàn)代化進程,空間是國家實現(xiàn)城市發(fā)展和國家治理的一種有效方式。國家基于不同歷史時期特定的戰(zhàn)略需要,有選擇性地干預地理空間,介入城市空間生產,促進城市空間治理轉型與變遷,進而引發(fā)了不同的空間效應和結果。自新中國成立以來,隨著中國現(xiàn)代國家建設內容從鞏固新生政權、促進經濟增長、維持社會秩序穩(wěn)定到推進國家治理現(xiàn)代化的轉變,城市空間生產經歷了從強調空間控制、空間商品化、突出空間公共性質向空間多重屬性全面發(fā)展的轉變,城市空間治理模式經歷了管理型地方政府、經營型地方政府、服務型地方政府向建設人民滿意的服務型地方政府的方向轉變?？臻g始終內在于整個國家治理和城市治理過程之中,與國家建設聯(lián)系在一起,對于維持國家統(tǒng)一、促進經濟發(fā)展、實現(xiàn)社會秩序的總體穩(wěn)定和推進國家治理現(xiàn)代化具有重要的政治意義。但是,城市空間治理的內在矛盾也帶來了空間難題,城市問題愈來愈以空間的形式表現(xiàn)出來且差異化特征明顯。這體現(xiàn)為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態(tài)各個層面的一種疊加式的城市空間結構問題,而由此引發(fā)的空間社會抗爭使城市內部面臨失序、分裂和碎片化的風險,使國家的合法性和社會整體的穩(wěn)定性受到嚴重挑戰(zhàn)。現(xiàn)實城市問題的空間向度凸顯了城市治理的空間維度。本研究認為,國家建設的空間維度和城市問題的空間向度是中國單一制國家結構在城市層面上的體現(xiàn),也是對中國城市空間治理體制的反映。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單一制國家決定了它通過城市空間治理既要實現(xiàn)現(xiàn)代國家建設的目標又要解決城市空間問題。從本質上看,中國城市空間治理是黨運用國家權力并動用地方政府、市場和社會力量在城市空間生產層面促進國家建設和城市發(fā)展,并解決城市空間生產過程中城市空間問題的過程。中國城市空間治理體制,在權力結構維度上,包括黨的領導、中央與地方的府際關系以及地方政府與市場和社會關系;在空間生產維度上,包括這種體制對空間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態(tài)等多重屬性的生產。國家與城市中的不同權力主體介入城市空間生產形塑著中國城市空間治理模式。但是,不同治理主體空間生產邏輯之間的沖突和失衡也是引發(fā)城市空間問題的根源。黨和國家追求對城市空間生產的控制與秩序,以維護政治的合法性;市場參與者通過開發(fā)、建設、運營各種生產性和消費性空間,實現(xiàn)資本的增值;城市中的廣大市民則試圖維護具有使用價值的日常生活空間。城市空間治理體制既是中國城市空間治理的動力機制又引發(fā)了城市空間問題,既是對中國城市空間治理內在邏輯的反映,又構成了城市空間治理的現(xiàn)實挑戰(zhàn)。面對城市空間治理問題以及由此產生的城市空間問題,我們應當從權力結構和空間生產的維度上探索空間理論視閾下當代中國城市治理的實踐路徑。在權力結構維度上,協(xié)調和理順多元空間利益主體間的關系。即,加強黨對城市空間治理工作的全面領導、加強中央對地方的宏觀統(tǒng)籌與引導、加強政府對市場的規(guī)范和引導、加強政府對社會的培育與引導。在空間生產維度上,推進城市空間多重屬性的全面發(fā)展。即,在城市經濟空間生產上堅持科學與創(chuàng)新、在城市政治空間生產上注重包容與協(xié)商、在城市社會空間生產上秉持公平與共享、在城市文化空間生產上突出特色與傳承、在城市生態(tài)空間生產上強調綠色與低碳。
鄭實[6]（2019）在《國際法價值體系的重塑 ——以風險社會理論為視角》文中研究說明既有的國際法價值體系在為人類社會有序發(fā)展提供價值指引的同時,也蘊含著諸多危機。而隨著全球化程度的加深,許多對人類生存造成嚴重威脅的全球性風險都迫使既有的國際法價值體系做出相應的調整。因此,從國際法與國際社會的交互關系出發(fā),重塑一種合理的國際法價值體系,不僅有助于化解其內部潛在的危機,也能更有效地應對全球性風險所帶來的挑戰(zhàn)。全球化時代背景下,既有國際法價值體系在國際法實踐中潛藏著深刻的危機。在具體內容上,該危機一方面表現(xiàn)為整體架構上的結構失衡:正義與秩序的價值緊張,以及自由、平等與安全之間的價值沖突。而另一方面,該危機則表現(xiàn)為具體目標上的要素缺失:秩序價值存在著時代內涵的缺失,平等價值存在著形式化的價值局限,人權價值存在著人權保障功能的扭曲。透過危機的表象深入其里可知,導致國際法價值體系危機的原因有二:一則歸因于自由主義價值觀內部所存在的困境以及美國所主導的自由霸權秩序的衰落,二則歸因于國際社會現(xiàn)代性轉向與國際法滯后性因素的共同作用。國際法的價值是國際法價值體系的理論根基,它是指國際法對于實現(xiàn)價值主體的主體性所具有的意義。它的基本內涵由主體性要素、自然法本性以及主權與人權二元價值結構所構成。它的主要外延包括正義與秩序、自由、平等與安全以及人權。它還具有主體客觀性、多元性和歷時性的根本特征。國際法價值體系的基本構造表現(xiàn)為:正義價值可以通過整合自由與平等價值來構筑關于正義的原則體系,秩序價值的本質在于安全價值的制度性外化,人權價值的達成則在民主制度與法治實踐中具體化為對于自由、平等與安全價值的實現(xiàn),而正義與秩序價值最后將統(tǒng)一于和諧價值之中。由此,各項價值按照這種邏輯關系構成了靜態(tài)意義上的國際法價值體系。國際法價值體系的歷史演變則表現(xiàn)為:通過國際法各項價值目標之間主次序位的變更和替換,來完成國際法價值體系的自我調整和完善,以適應不斷發(fā)展和更新的國際法社會基礎。風險社會理論是檢視國際法價值體系的新視角,它包含兩方面的內容。一方面,風險社會中的風險是在自然與傳統(tǒng)終結之后的現(xiàn)代性風險,它是人類理性支配下制度化組織化的人為決策產物。從風險與法律之間的內在關聯(lián)看來,國際法是通過宏觀的法律理念和法律原則來對風險進行管控的。另一方面,風險社會具有現(xiàn)實與建構的兩種維度,它在內容上主要是指貝克與吉登斯所代表的制度主義風險社會理論。從法學視野看來,法學界對于風險社會的理解是把風險社會當作了一種工業(yè)社會的社會轉型理論,該理論對法律價值和制度都具有重塑作用?；诖?風險社會也將對國際法的價值體系產生變革性的影響。全球風險社會與國際法社會基礎變遷存在著深刻的內在關聯(lián)。一方面,經濟全球化與風險全球化之間的緊密聯(lián)系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全球風險社會的形成。另一方面,國際法的社會基礎是由國家間交往作用形成的國際關系和整個國際社會存在共同構成的。因此,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認為,國際法社會基礎變遷的新趨勢應當是朝向全球風險社會的階段邁進。全球風險社會治理與國際法價值體系之間具有密切的關聯(lián)。全球治理本質上是一種綜合了治理要素與權力要素的權威運作過程。它旨在解決全球性問題,而全球性問題實際上滲透著全球性風險。全球治理正逐步轉變?yōu)槿蝻L險社會治理。與此同時,有效的全球風險社會治理以達成全球風險社會治理的價值共識為前提。而國際法價值體系則為全球風險社會治理的價值觀提供了基本框架,構成了全球風險社會治理的價值之維。國際法價值體系重塑面臨著一定的理論困難,即自由、平等與安全之間的價值博弈形成了一種國際法價值體系的“三元悖論”:國際法最多只能同時滿足其中任意兩項價值,而放棄另外一項價值。美國等西方發(fā)達國家所主張的自由主導的國際法價值體系,在實現(xiàn)自由價值的同時損害了平等與安全的價值。發(fā)展中國家所主張的平等主導的國際法價值體系,在實現(xiàn)平等價值的同時對自由構成了限制并引發(fā)了價值失靈。風險社會視角下國際法價值體系的重塑,則是以應對全球性風險為目標,朝向以安全為主導的國際法價值體系進行轉變的過程。而在以安全作為主導價值的國際法價值體系重塑過程中,風險分配的邏輯取代了財富分配的邏輯。因此,秩序價值的內涵由安全保障演變?yōu)榱孙L險預防,平等價值的內涵由形式平等演變?yōu)榱藢嵸|平等,而人權價值也由霸權政治的濫用演變?yōu)榱藚f(xié)商民主之下帶有程序性限制的人權保障。國際法價值體系的重塑在其實踐路徑上有主體條件、主觀條件和客觀條件三個層面的內容。其一,就國際法價值體系重塑的主體條件而言,遵循行為規(guī)范原則的大國是其核心主體,通過遵循行為規(guī)范原則的大國政治的運作才能有效遏制霸權政治價值觀的輸出。其二,就國際法價值體系重塑的主觀條件而言,應當重塑從實踐理性到交往理性過渡的國際社會公共性,并且在國家間交往模式的觀念上也應當從主體性向主體間性轉變,以避免主體性原則的絕對化。其三,就國際法價值體系重塑的客觀條件而言,既有的國際法實踐只有在立法、執(zhí)法和司法層面始終保持能動與克制的平衡,才能使國際法價值體系的重塑得以可行。新時代背景下,中國為國際法價值體系的重塑提供了方案,它包含四個方面的內容。其一,中國的和平崛起將使中國基于身份自覺而逐步完成世界權力的轉移,而和諧價值觀必將為國際法的價值體系奠定中國底蘊。其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不僅確立了國際法價值觀的中國立場,同時也有助于構建和諧共生的國際關系。其三,人類命運共同體作為推動國際法價值體系重塑的中國理念,從實質上體現(xiàn)出了國際法價值的主體間性,其新安全觀也使得構建以安全為主導的國際法價值體系成為可能。其四,“一帶一路”倡議作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初步實踐,不僅促成了經濟融合,也增進了政治互信,在該倡議實施過程中所形成的國際合作也必將創(chuàng)制新的國際法規(guī)范,進一步夯實國際法價值體系重塑的現(xiàn)實基礎。
稂建中[7]（2019）在《從民族性到全球化：英國“現(xiàn)代英語”教育的變遷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英語曾經是偏安于世界一隅的一個歐洲島國的民族語言,它在短短幾個世紀里從不列顛出發(fā),遍布“日不落帝國”,進而發(fā)展成為如今的國際通用語。英語及其承載的文化留給人們一筆具有全球價值的財富,這筆財富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通過英語教育得以傳承和發(fā)展。本文基于歷史視角,在社會話語理論框架下,運用歷史研究、文獻研究和比較研究等方法,系統(tǒng)地分析英國“現(xiàn)代英語”教育在不同歷史時期的發(fā)展特征及其背后的影響因素。具體地說,在回顧英國“現(xiàn)代英語”教育地位確立這一背景基礎上,本文重點分析英國“現(xiàn)代英語”教育的“民族特性”、“文化殖民”和“全球化視野”等主要特征,并探討其教育價值和歷史局限性。英國“現(xiàn)代英語”（Modern English）是在“古英語”（盎格魯-撒克遜語）和“中世紀英語”的基礎上,經過漫長歷史時期的“標準化”（standardization）發(fā)展而形成。“現(xiàn)代英語”始于16世紀,具體界定是:1500-1800年間為“早期現(xiàn)代英語”時期,1801年至今為“晚期現(xiàn)代英語”時期。本文聚焦16-19世紀英國“現(xiàn)代英語”教育,由六部分組成,除了緒論和結語外,還有五章。第二章是背景分析,探究“現(xiàn)代英語”教育如何在英國得以興起。第三、四、五章分別從不同專題角度分析英國“現(xiàn)代英語”教育在不同歷史時期的發(fā)展特征。第六章是對英國“現(xiàn)代英語”教育的總體評價。具體而言:第二章主要從英格蘭民族國家的建立、民族文學的發(fā)展和民族語言的形成等方面分析英國“現(xiàn)代英語”教育背景。隨著民族國家的建立,英語取代法語,由老百姓的語言提升為官方語言;民族文學的發(fā)展將英語由生活語言轉變?yōu)槲膶W和學術語言;英語自身的規(guī)范化發(fā)展,促進了“現(xiàn)代英語”的形成。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的驅動以及語言學家的貢獻綜合地為“現(xiàn)代英語”教育的興起準備了條件。第三章重點探析16世紀之后英國“現(xiàn)代英語”教育的民族特性。通過梳理英格蘭、威爾士和蘇格蘭近代英語教育政策和不同層次的英語教育,以及外來移民的語言規(guī)劃和語言教育政策,發(fā)現(xiàn)英國“現(xiàn)代英語”教育在致力于提升民眾識字能力的同時,試圖通過民族語言文化的傳承和民族同化提升民族意識、重構少數(shù)族裔民族身份、培養(yǎng)民族和國家認同,從而呈現(xiàn)出鮮明的民族特性。第四章重點探析17世紀之后英國“現(xiàn)代英語”教育的文化殖民特性。英國殖民地英語教育伴隨著其海外貿易、傳教和殖民統(tǒng)治的步伐,在殖民早期采取語言和文化同化政策,致使本地語教育和本地傳統(tǒng)文化受到嚴重沖擊;在殖民晚期調整其語言教育政策,通過英語教育培植本地精英階層（如印度）,或構建英國化主流社會階層（如北美、澳洲）,直接或間接地影響殖民地社會結構和文化身份重構,使殖民地英語教育呈現(xiàn)出鮮明的文化殖民特征。第五章針對18世紀末及19世紀英國“現(xiàn)代英語”教育的全球化視野,基于?？碌脑捳Z理論分析英國社會不同話語主體權力關系,闡釋英語教育全球化視野的影響因素。在不同時期,英國的語言政策從民族同化逐漸走向文化寬容,語言教育政策從單語走向雙語或多語教育并存;同時,由于英國文化多重特質的影響,“現(xiàn)代英語”教育在全球化過程中更加重視文化傳承和文化認同,從而呈現(xiàn)出文化轉向的突出特征。第六章從語言文化教育、民族身份教育和國家發(fā)展戰(zhàn)略等維度對英國“現(xiàn)代英語”教育的價值與局限性進行反思。在語言文化教育維度,“現(xiàn)代英語”教育體現(xiàn)出語言與文化傳播的重要價值和偏重語言形式和工具性作用、過分倚重社會力量等特點;在民族身份教育方面,“現(xiàn)代英語”教育對英國本土民眾的社會身份、文化身份和公民身份建構產生積極影響,從而體現(xiàn)民族身份的統(tǒng)一性,同時它對海外殖民地民眾的英國化和本土化也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體現(xiàn)了民族身份的多樣性;在國家發(fā)展戰(zhàn)略維度,在王國、大英帝國和英聯(lián)邦不同歷史時期,“現(xiàn)代英語”教育均發(fā)揮著重要的戰(zhàn)略作用。英國“現(xiàn)代英語”教育的歷史變遷研究對我國漢語和少數(shù)民族語言規(guī)劃、語言政策以及語言教育政策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我們認為,國家語言規(guī)劃應符合話語主體社會關系和國家戰(zhàn)略,國家語言政策應尊重話語主體社會身份和民族身份認同,國家語言教育政策也應有利于知識與信仰體系重構和跨文化交流。
楊睿宇[8]（2019）在《醫(yī)藥知識產權保護與健康權保障之平衡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權利是現(xiàn)代社會實現(xiàn)個人利益和發(fā)展的基本保證,知識產權與人權則構成了推動社會發(fā)展的重要權利。自知識產權制度形成以來,通過其對人類智力成果的保護,有力地調動了社會大眾對科學研發(fā)的積極性,提升了人們創(chuàng)造的主動性,促進了科學技術的進步,為社會的發(fā)展和人類的幸福做出了巨大貢獻。人權是生而為之人享有的權利,人權受到社會的普遍認可與尊重。只有實現(xiàn)了人權才能確保人類的發(fā)展與進步,才能為創(chuàng)造美好社會奠定堅實的基礎。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認為,人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人的發(fā)展離不開物質條件的進步,知識產權保護的根本目標就是為了人權的實現(xiàn),為保障人的基本權利提供更好的條件。因此,人權的實現(xiàn)為知識產權的發(fā)展奠定基礎。醫(yī)藥知識產權保護與健康權保障的關系,在知識產權和人權的關系中最具代表性。醫(yī)藥知識產權保護圍繞的是衛(wèi)生科技及其智力成果的有效利用,而健康權則是實現(xiàn)人類生存的基礎性權利。醫(yī)藥知識產權保護直接關系醫(yī)藥產業(yè)領域的財產成果權,使醫(yī)藥研發(fā)企業(yè)憑借對其專利的獨占獲得高額的收益。醫(yī)藥知識產權保護能夠激發(fā)企業(yè)對醫(yī)藥研發(fā)的持續(xù)人財物投入,促進醫(yī)藥健康行業(yè)的整體發(fā)展,最終為實現(xiàn)人類健康和發(fā)展做出了重要貢獻。由于權利屬性、利益追求、外在環(huán)境等因素的影響,醫(yī)藥知識產權保護與健康權保障在互相促進的過程中,部分領域形成的沖突問題也逐漸顯現(xiàn),醫(yī)藥知識產權保護對健康權的保障造成了一定負面影響?？茖W技術的發(fā)展意味著醫(yī)藥知識產權能夠給人們健康權的實現(xiàn)帶來更多積極正面的促進作用,但同時伴隨著醫(yī)藥知識權利擁有人利益隨之擴張,導致對其他權利的侵害。少數(shù)西方發(fā)達國家憑借醫(yī)藥知識產權的技術與制度優(yōu)勢,將醫(yī)藥知識產權保護作為其獲取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在實現(xiàn)醫(yī)藥技術提升與醫(yī)藥服務輸出的同時,擴大了對健康權的負面影響,并對人類健康權的普遍實現(xiàn)構成了阻礙。醫(yī)藥知識產權與健康權的平衡,關系到人類社會的發(fā)展進步。為了實現(xiàn)兩者的和諧發(fā)展,明確各自主體的責任界限,在一定范圍和基礎上對相關權利、義務、責任進行剛柔并濟的調適,建立較為合適的平衡模式。從這個意義上來看,兩者的適度平衡是實現(xiàn)社會均衡發(fā)展的基本要求。本文從醫(yī)藥知識產權與健康權關系的視角探討醫(yī)藥知識產權保護和健康權保障的辯證關系、相互作用、負面影響及其表現(xiàn);從法理上論證平衡醫(yī)藥知識產權保護與健康權保障的條件和基礎;借助國際法律規(guī)范、借鑒域外平衡知識產權保護與健康權保障的實踐經驗,探索我國醫(yī)藥知識產權保護與健康權保障平衡的法治路徑及實踐對策,為實現(xiàn)兩者的良性互動提供學理和法理支持。本文除“引論”和“結論”外,主體部分共六章?！耙摗辈糠?從現(xiàn)實需求（問題提出）、理論需求（研究現(xiàn)狀及綜述）兩方面,論述了平衡醫(yī)藥知識產權保護與健康權保障的重要意義;并對為何選取醫(yī)藥知識產權與健康權作為研究對象進行了介紹,交待了本文主要研究的重難點和研究路徑。第一章厘清了醫(yī)藥知識產權保護與健康權保障的辯證關系。首先,分別就知識產權與人權、醫(yī)藥知識產權與健康權保障的關系做出辨析。從起源、屬性、功能的角度解析和闡述了它們之間的辯證關系。知識產權直接與人的基本權利構成關聯(lián),厘清知識產權與人權的概念及范疇才能明晰它們之間的關系。其次,明確了健康權保障是人權的基本要求,健康權作為人的基本生存權基礎,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最后,闡述醫(yī)藥知識產權保護與健康權保障的關系為探究兩者的影響和作用提供了理論支持,這也是對如何平衡它們之間沖突的根源進行研究。第二章對醫(yī)藥知識產權保護與健康權保障的相互促進關系做了理論分析和現(xiàn)實探討,并就醫(yī)藥知識產權保護能實現(xiàn)健康權的多重良好效應,健康權保障能實現(xiàn)對醫(yī)藥知識產權的良性發(fā)展做了闡述。醫(yī)藥知識產權保護促進了科學技術革新,加大了醫(yī)藥技術創(chuàng)新的力度,不僅發(fā)揮了社會和經濟的雙重效應,還促進了公民健康權保障實現(xiàn)。健康權的實現(xiàn)有效推進醫(yī)藥知識產權保護運行進入新階段,為推進醫(yī)藥知識產權保護戰(zhàn)略化奠定良好的基礎。健康權保障的實現(xiàn)推進了醫(yī)藥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化、戰(zhàn)略化、系統(tǒng)化,提升了醫(yī)藥知識產權保護的全球競爭力。兩者的相互促進推動了社會整體的可持續(xù)發(fā)展。第三章討論醫(yī)藥知識產權對健康權的負面影響及緣由。醫(yī)藥知識產權促進了健康權的實現(xiàn),為提升人類整體的發(fā)展起到了關鍵作用。但是隨著社會的發(fā)展,知識產權保護在促進健康權保障的同時也帶來了某些負面影響,兩者也出現(xiàn)了矛盾和沖突。知識產權與健康權分別作為知識產權與人權的典型代表,它們的關系極具代表性。通過分析醫(yī)藥知識產權對不同群體及特殊病患等群體的負面影響,以及醫(yī)藥知識產權壟斷、醫(yī)藥專利權對健康權保障造成的不良影響,圍繞權利屬性、義務、目的分析了知識產權保護對健康權保障形成負面影響的原因,為之后討論的平衡路徑探索理清了思路。第四章結合現(xiàn)行國際做法,選取介紹了具有代表性且在某些領域已取得成效的國家的實踐經驗,為醫(yī)藥知識產權保護與健康權保障的平衡提供了豐富的域外經驗。分析了目前平衡醫(yī)藥知識產權保護與健康權保障較為常見的國家行為,重點分析法律規(guī)制、強制許可、平行進口等方式方法;選取了印度仿制藥、巴西專利藥生產、古巴制藥業(yè)等案例,同時梳理了不同體制國家的做法,為探究如何平衡醫(yī)藥知識產權保護與健康權保障尋求國際經驗,增強了理論認同及實踐轉化。第五章綜合本文前面的論述與分析,通過法哲學、人權保障等角度就社會公平與正義的實現(xiàn),要求對醫(yī)藥知識產權權利做出適度限制;從生命的本質與效益的追求,探究健康權優(yōu)先實現(xiàn)的必要性;深究利益與平衡的協(xié)調,實現(xiàn)醫(yī)藥知識產權保護與健康權保障的平衡,就文章探尋的主題做出了理論回應。第六章對平衡醫(yī)藥知識產權保護與健康權保障的法治路徑及實踐對策給出建議。闡述了國家義務對公民健康權保障的實現(xiàn)有著不可推卸的職責,國家義務在平衡醫(yī)藥知識產權保護與健康權保障中應發(fā)揮的作用。介紹了國際知識產權法規(guī)、法律全球化能起到的作用,建議對救命藥的暴利現(xiàn)象采取法律規(guī)制,構建起適宜的價格及成本調整機制,通過這些措施最大限度減少兩者之間的負面影響,為平衡權利沖突給予示范?！敖Y論”部分進一步回應主旨,強調了醫(yī)藥知識產權保護與健康權保障的互相促進及正面作用,揭示了兩者沖突及負面影響的客觀存在,明確指出平衡醫(yī)藥知識產權與健康權不僅是知識產權保護發(fā)展的目標,也是健康權基本保障的要求,還是社會整體進步的表現(xiàn),更是實現(xiàn)人與社會和諧發(fā)展的理論與現(xiàn)實需要。
付正[9]（2019）在《《中國季刊》視域下的中國改革與發(fā)展（1978—2018）》文中研究指明中國的改革開放是人類歷史上一次偉大的實驗。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政治、經濟、文化各個領域都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與此同時,在整個中國社會急劇轉型與變遷的過程中,也呈現(xiàn)出諸如環(huán)境污染、貧富差距過大、官員貪污腐敗等矛盾和問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取得的巨大成就與呈現(xiàn)出的問題都極大地激發(fā)了海外學者的研究興趣和熱情,他們密切關注著中國改革與發(fā)展的進程,試圖通過實地考察、文獻研究等多種方式揭開一個又一個“中國之謎”,并用多元化視角講述著各式各樣的“中國故事”。其中,國外最早專門研究當代中國的權威學術期刊《中國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就對1978年以來中國的改革與發(fā)展歷程予以了長達40年的持續(xù)關注,累計發(fā)表了880篇相關主題的文章,是了解改革開放以來海外學者眼中的“中國形象”的重要參照。本文就以《中國季刊》為個案,對1978年以來該期刊中海外學者關注度最高的“中國改革與發(fā)展”這一主題的相關文章進行系統(tǒng)性梳理和評析。本研究采用縱向的宏觀考察與橫向的微觀研究相結合的方式,一方面,從宏觀上對《中國季刊》關于改革開放40年的研究概況進行“粗線條”梳理,把握研究的總體脈絡、學者們關注的重點以及主要觀點;另一方面,從微觀上對《中國季刊》研究的具體問題、選取的理論視角以及研究方法進行具體地分析和評判,既介紹海外學者的觀點,也深入挖掘這些觀點背后的內涵與邏輯,并通過“述評結合”的方式分析這些研究成果的價值與局限。《中國季刊》關于1978年以來中國改革與發(fā)展歷程的研究重點探討了政治、經濟和社會領域的改革與變遷,本研究就針對這些重點關注的問題進行梳理和述評。正文首先對《中國季刊》的發(fā)展概況進行了介紹,包括該期刊的創(chuàng)辦歷程及運營情況,1978年以來歷任主編的研究側重點、選題偏好及其指導下的“特刊”（Special Issue）,以及《中國季刊》四十年研究概況和研究主題的變遷。接著,圍繞《中國季刊》對政治、經濟、社會三個領域的具體內容展開述評。就政治領域而言,主要對1978年以來《中國季刊》關注最多的中國共產黨的調適與變革、中國民主政治的發(fā)展狀況以及中國共產黨的未來走向和中國政治變遷的前景預判等相關研究成果進行了梳理和評析。隨著改革開放進程的不斷推進,海外學者對于中國共產黨以及中國政治發(fā)展之路的評價逐漸突破了20世紀80——90年代占主導地位的“消極悲觀論”和“民主轉型論”的束縛,愈發(fā)認可中國共產黨做出的積極調適和主動變革,對中國民主政治發(fā)展之路也呈現(xiàn)出理解的態(tài)度。就經濟領域而言,重點圍繞中國農村經濟的改革與發(fā)展,中國參與經濟全球化的情況,以及中國經濟改革的成就與原因、問題與挑戰(zhàn)以及前景預判等問題對《中國季刊》的相關研究成果進行了述評。海外學者對中國經濟發(fā)展前景的看法在20世紀80末、90年代初主要被“消極否定”派學者的觀點占據(jù)上風,他們認為改革的局限性限制了經濟的發(fā)展,后來,隨著中國經濟的持續(xù)穩(wěn)定增長,學者們逐漸改變了之前的判斷,不再將自由市場和私有化看作是促進中國經濟發(fā)展的唯一因素,也更加認可中國采取的“摸著石頭過河”、循序漸進的改革之路。就社會領域而言,《中國季刊》以不斷發(fā)展壯大的社會組織為切入點分析了國家與社會關系的變遷,采用了多種社會科學的理論和范式探討了轉型時期的社會矛盾與社會抗爭,并對改革開放后顯現(xiàn)出來的環(huán)境污染、收入分配不公、貧富差距、社會保障等民生問題與社會治理情況進行了深入探討。在對國家和社會關系的研究中,學者們逐漸改變了改革開放前對中國國家和社會關系高度一體化以及國家統(tǒng)籌一切的“強國家——弱社會”的判斷,在對中國民生問題的研究中,也從最開始對中國政府治理能力的嚴重懷疑逐漸轉變?yōu)閷σ恍┲卫砼e措和改革成效的充分肯定和認可。本文通過對如上問題的研究發(fā)現(xiàn),1978——2018年間《中國季刊》在不同時期對中國改革與發(fā)展進程的關注重點、海外學者眼中的“中國形象”都發(fā)生了變化?？偟膩砜?《中國季刊》對中國的認識逐步趨于理性客觀,絕大多數(shù)學者都能秉承嚴謹求實的態(tài)度對中國改革開放40年來取得的成就給予充分認可,對存在的矛盾和問題進行了深刻剖析,也提出了一些有建設性的意見和建議,對于我們更加深刻地理解和反思1978以來中國的改革與實踐,拓展國內學界的研究思路和研究視野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當然,也有一些學者因難以擺脫西方中心觀的影響和意識形態(tài)的偏見,缺乏對中國歷史和文化的了解以及過度依賴西方理論尋找中國現(xiàn)實等原因做出了一些誤讀和誤判,本文對這部分內容也予以了客觀的評判和回應?！吨袊究菲駷橹挂呀涍B續(xù)出版60年,其發(fā)表的數(shù)千篇文章和書評累積起來就是一部反映海外當代中國研究的重要史料庫。為此,我們應持續(xù)關注《中國季刊》關于當代中國研究的成果和動向,加強海內外學者的對話與交流,為推動當代中國研究的學理化、國際化,構建既符合中國現(xiàn)實又能融通中外的話語體系做出貢獻。
王曦[10]（2019）在《中國共產黨國家認同建構的文化路徑研究》文中進行了進一步梳理在多民族國家中,國家認同問題普遍存在。其核心在于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的互動,問題產生的根源在于社會成員身份多元性。在馬克思主義視域下,國家認同可釋義為認識主體對自己賴以生存的、作為認識客體的國家的認知與意識,表征為對“政治—制度”共同體和“歷史—文化”共同體兩個層面,是對國家政治過程和文化過程的雙向認同。文化層面的國家認同相較于政治層面更具有持久性。同時,國家認同與文化之間存在的必然聯(lián)系,使文化能夠為國家認同建構提供助力。中國作為典型的多民族國家,國家認同問題必然存在。中國“多元一體”的民族格局,鑄就了“多元”與“一體”的文化結構,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tài)主導地位的確立,使“馬克思主義”文化作為新的文化形式同民族文化、中國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一道,構成了中國共產黨文化觀,并與民族認同、中華民族認同、國家認同產生關系。中國共產黨作為各民族國家認同建構的領導核心,在三種文化與三種認同的互動中,使民族認同、中華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的和諧共生性得到充足發(fā)揮,各民族成員的國家認同感在文化的熏陶下逐漸加強。本文在分析中國共產黨國家認同建構的文化路徑時,主要分為五個部分:第一,理論基礎。為本文的第二章。本文在馬克思主義視域下,分析了國家認同與文化之間邏輯關系,以此來作為文章的邏輯主線。國家認同本身具有的文化屬性,決定了中國共產黨文化觀能夠成為中國共產黨國家認同建構的文化根基。第二,問題導向。為本文的第三章。本文從多民族國家認同的普遍問題出發(fā),發(fā)掘當代中國國家認同建構最深層、最核心的問題,即民族與國家的關系問題、身份多元性與認同多樣化的互動問題,并分析中國國家認同問題的發(fā)展趨勢,從中發(fā)掘產生問題的文化因素。第三,邏輯建構。為本文的第四章、第五章。中國共產黨國家認同建構是以中國共產黨文化理論與實踐為基礎。本文從民族文化與民族認同,中國傳統(tǒng)文化與中華民族認同,“馬克思主義”文化與國家認同三個層面,將歷史、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分析了三種文化與三種認同的互動關系,體現(xiàn)了認同建構的層次性。第四,結論部分。為本文的第六章。通過從不同層次分析三種文化與三種認同建構的關系,可以得出中國共產黨國家認同建構進路的實質是以“國家民族”建構為基礎,通過“多元一體”的文化整合,實現(xiàn)民族認同、中華民族認同、國家認同的一體化。其文化理路體現(xiàn)為民族認同、中華民族認同到國家認同的階梯上升。第五,展望部分。為本文的第七章。民族與國家的存在具有長期性,這使多民族國家的國家認同問題也必然長期存在。本文從中國國家認同問題存在的長期性,新時代中國國家認同問題的艱巨性出發(fā),從文化角度提出了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國家認同建構的對策建議。本文可能在以下方面有所創(chuàng)新:首先,在馬克思主義視域下分析文化與國家認同的關系,并得出兩者之間具有潛在的一致性。馬克思主義國家認同的內涵可體現(xiàn)為政治與文化兩個層面。國家認同在文化層面表現(xiàn)為對國家主流文化、意識形態(tài)等方面的認同;文化表現(xiàn)在國家層面則具有意識形態(tài)屬性。兩者之間的關系預示著文化實踐能夠成為國家認同建構的主要途徑。其次,從局部出發(fā),把中國共產黨文化觀分為民族文化、中國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馬克思主義”文化三個相對獨立的部分。從歷史角度來看,中國在文化發(fā)展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各民族在不斷交往中,共性因素增多,形成了具有普遍意義的中國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自馬克思主義傳入以來,以及馬克思主義實現(xiàn)中國化的過程,又形成了“馬克思主義”文化這一具有意識形態(tài)屬性的文化形式。最后,從歷史、理論與實踐的角度分析三種文化對三種認同建構的推動作用,并可得出中國共產黨國家認同建構的文化理路是民族認同到中華民族認同再到國家認同的階梯上升,其中“多元一體”的文化整合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如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步入了新時代,新的國情、世情、黨情,以及全球化、信息化、時代所帶來的多元文化、多種社會思潮的負面影響,需要中國共產黨依舊重視國家認同問題,繼續(xù)發(fā)揮文化在國家認同建構中的作用。因此,從文化視角下分析中國共產黨國家認同建構,發(fā)掘其基本規(guī)律,在新時代依舊具有現(xiàn)實價值,能夠為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國家認同建構提供必要的理論基礎和實踐導向。
二、法律全球化研究的文化視角（論文開題報告）
（1）論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處內容要求：
首先簡單簡介論文所研究問題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簡單明了地指出論文所要研究解決的具體問題，并提出你的論文準備的觀點或解決方法。
寫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簡64位RISC處理器存儲管理單元結構并詳細分析其設計過程。在該MMU結構中,TLB采用叁個分離的TLB,TLB采用基于內容查找的相聯(lián)存儲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為64KB和細粒度為4KB兩種頁面大小,采用多級分層頁表結構映射地址空間,并詳細論述了四級頁表轉換過程,TLB結構組織等。該MMU結構將作為該處理器存儲系統(tǒng)實現(xiàn)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調查法：該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統(tǒng)的搜集有關研究對象的具體信息。
觀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輔助工具直接觀察研究對象從而得到有關信息。
實驗法：通過主支變革、控制研究對象來發(fā)現(xiàn)與確認事物間的因果關系。
文獻研究法：通過調查文獻來獲得資料，從而全面的、正確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實證研究法：依據(jù)現(xiàn)有的科學理論和實踐的需要提出設計。
定性分析法：對研究對象進行“質”的方面的研究，這個方法需要計算的數(shù)據(jù)較少。
定量分析法：通過具體的數(shù)字，使人們對研究對象的認識進一步精確化。
跨學科研究法：運用多學科的理論、方法和成果從整體上對某一課題進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這是社會科學用來分析社會現(xiàn)象的一種方法，從某一功能出發(fā)研究多個方面的影響。
模擬法：通過創(chuàng)設一個與原型相似的模型來間接研究原型某種特性的一種形容方法。
三、法律全球化研究的文化視角（論文提綱范文）
（1）基于文化視角的中西文化遺產管理比較研究（論文提綱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緒論 |
| 第一節(jié) 研究背景與意義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義 |
| 第二節(jié) 概念界定與研究綜述 |
| 一、概念界定 |
| 二、研究綜述 |
| 第三節(jié)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與創(chuàng)新點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的創(chuàng)新點 |
| 第四節(jié) 相關理論 |
| 一、文化遺產價值判定標準 |
| 二、文化遺產活化理論 |
| 三、真實性理論 |
| 四、文化認同理論 |
| 五、跨文化理論 |
| 第一章 中西遺產管理的發(fā)展階段比較 |
| 第一節(jié) 歐洲遺產理論的發(fā)展階段 |
| 一、古典時期(17世紀前) |
| 二、17世紀至19世紀初期 |
| 三、19世紀初期至19世紀90年代 |
| 四、19世紀90年代至20世紀中后期 |
| 五、現(xiàn)代修復理論(20世紀后期至21世紀) |
| 六、遺產保護與管理中常用詞詞義辨析 |
| 第二節(jié) 西班牙遺產管理的發(fā)展階段 |
| 一、早期的修復實踐(19世紀以前) |
| 二、19世紀的保護實踐 |
| 三、20世紀的遺產保護與管理 |
| 第三節(jié) 中國遺產管理的發(fā)展階段 |
| 一、中國傳統(tǒng)的修復實踐(20世紀之前) |
| 二、現(xiàn)代遺產管理的萌芽期(20世紀初至20世紀60年代) |
| 三、停滯期與摸索期(20世紀60年代至20世紀80年代) |
| 四、現(xiàn)代遺產管理的發(fā)展期(20世紀90年代至今) |
| 第四節(jié) 中西遺產管理發(fā)展階段的比較 |
| 一、英法遺產管理的比較 |
| 二、中西遺產管理發(fā)展階段中體現(xiàn)出的文化差異 |
| 本章小結 |
| 第二章 中西傳統(tǒng)文化差異在遺產管理中的體現(xiàn) |
| 第一節(jié) 中國傳統(tǒng)文化在建筑遺產及管理思想中的體現(xiàn) |
| 一、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四個維度 |
| 二、中國建筑遺產的文化特征 |
| 三、中國的管理文化 |
| 第二節(jié) 西方傳統(tǒng)文化在建筑遺產及管理思想中的體現(xiàn) |
| 一、西方傳統(tǒng)文化的四個維度 |
| 二、西方建筑遺產的文化特征 |
| 三、西方的管理文化 |
| 第三節(jié) 中西方建筑遺產特征及管理思想比較 |
| 一、中西傳統(tǒng)文化四個維度的比較 |
| 二、中西建筑遺產的文化特征比較 |
| 三、中西方管理文化的比較 |
| 本章小結 |
| 第三章 中西文化遺產管理體制比較 |
| 第一節(jié) 中國遺產管理體制 |
| 一、我國遺產管理體制 |
| 二、遺產保護與旅游發(fā)展的關系 |
| 三、我國遺產管理現(xiàn)狀與存在的問題 |
| 四、我國遺產管理的法律框架 |
| 第二節(jié) 西方遺產管理體制 |
| 一、西方國家的遺產管理體制 |
| 二、“以價值為導向”的管理方法 |
| 三、文化遺產的效益評價 |
| 四、國際遺產保護與管理的法律框架 |
| 第三節(jié) 西班牙遺產管理體制 |
| 一、西班牙遺產保護機構 |
| 二、西班牙遺產管理的法律框架 |
| 三、西班牙的特色保護措施 |
| 第四節(jié) 中西遺產管理體制的比較與借鑒 |
| 一、中西遺產管理法律框架的比較 |
| 二、國際遺產管理理念的本土化問題 |
| 三、中西遺產管理體制的比較 |
| 四、西方管理體制的借鑒 |
| 本章小結 |
| 第四章 中西文化遺產管理中的利益相關者比較 |
| 第一節(jié) 文化遺產管理中的利益相關者概述 |
| 一、遺產管理者與保護者 |
| 二、遺產經營者 |
| 三、遺產地社區(qū)居民 |
| 四、遺產旅游者 |
| 五、非政府組織 |
| 六、社會大眾 |
| 七、利益相關者之間的關系 |
| 第二節(jié) 中西文化遺產管理者與保護者的比較 |
| 一、文化遺產的保護主體 |
| 二、保護與科學的關系 |
| 第三節(jié) 中西文化遺產經營者與社區(qū)居民的比較 |
| 一、遺產經營者比較 |
| 二、社區(qū)居民的參與度比較 |
| 三、社區(qū)居民與其他利益相關者的關系 |
| 第四節(jié) 中西文化遺產旅游者的比較 |
| 一、中西方旅游者對真實性的追求差異 |
| 二、中西方旅游者的審美差異 |
| 三、遺產旅游者與其他利益相關者的關系 |
| 四、遺產旅游對遺產地的影響 |
| 本章小結 |
| 第五章 故宮與西方博物館:遺產活化與數(shù)字化管理比較 |
| 第一節(jié) 案例部分的概念界定與相關理論 |
| 一、世界文化遺產 |
| 二、文化遺產的數(shù)字化 |
| 三、文化遺產的可持續(xù)發(fā)展 |
| 四、全球化對文化遺產的影響 |
| 五、中國與西班牙世界文化遺產概況 |
| 第二節(jié) 故宮博物院的遺產活化與數(shù)字化管理 |
| 一、故宮概況 |
| 二、故宮的遺產活化實踐 |
| 三、故宮的遺產數(shù)字化實踐 |
| 第三節(jié) 阿爾罕布拉宮的遺產活化與西方博物館的數(shù)字化管理 |
| 一、阿爾罕布拉宮概況 |
| 二、阿爾罕布拉宮的遺產利用 |
| 三、西方遺產數(shù)字化研究 |
| 第四節(jié) 中西遺產活化與數(shù)字化管理比較 |
| 一、實體博物館與數(shù)字博物館 |
| 二、博物館的體驗方式 |
| 三、博物館的創(chuàng)新之道 |
| 四、遺產活化的發(fā)展方向 |
| 本章小結 |
| 第六章 曲阜與圣地亞哥古城:歷史城鎮(zhèn)的可持續(xù)發(fā)展比較 |
| 第一節(jié) 曲阜“三孔”及其遺產價值 |
| 一、曲阜的歷史變化 |
| 二、曲阜的遺產價值 |
| 三、曲阜的城市發(fā)展演變 |
| 第二節(jié) 圣地亞哥古城的改造經驗 |
| 一、圣地亞哥的古城與新城 |
| 二、圣地亞哥城市改造的經驗 |
| 第三節(jié) 歷史城鎮(zhèn)的可持續(xù)發(fā)展經驗借鑒 |
| 一、“圣地”類遺產的管理 |
| 二、歷史城鎮(zhèn)的商業(yè)化問題 |
| 三、兩處圣地管理的異同 |
| 四、歷史城鎮(zhèn)可持續(xù)發(fā)展的經驗借鑒 |
| 本章小結 |
| 第七章 絲綢之路與朝圣之路:文化線路遺產的開發(fā)與管理比較 |
| 第一節(jié) 文化線路遺產 |
| 一、文化線路遺產的提出 |
| 二、文化線路遺產的價值 |
| 三、線性文化遺產的相關概念 |
| 第二節(jié) 絲綢之路的發(fā)展 |
| 一、絲綢之路概況 |
| 二、絲綢之路的文化價值 |
| 第三節(jié) 朝圣之路的發(fā)展 |
| 一、朝圣之路概況 |
| 二、朝圣之路的發(fā)展經驗 |
| 第四節(jié) 歐洲的文化線路體系 |
| 一、文化線路認定 |
| 二、管理體系 |
| 三、財政制度 |
| 第五節(jié) 文化線路遺產的發(fā)展與管理比較 |
| 一、“歐洲文化線路”的管理經驗借鑒 |
| 二、西班牙朝圣之路的發(fā)展經驗借鑒 |
| 三、我國發(fā)展文化線路遺產的建議 |
| 本章小結 |
| 結語 |
| 一、基于文化視角的發(fā)現(xiàn) |
| 二、西方遺產管理體制借鑒 |
| 三、案例總結 |
| 參考文獻 |
| 致謝 |
| 攻讀學位期間發(fā)表的學術論文目錄 |
| 學位論文評閱及答辯情況表 |
（2）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引領先進文化建設研究（論文提綱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導論 |
| 一、選題緣由及研究意義 |
| (一)選題緣由 |
| (二)研究意義 |
| 二、國內外研究現(xiàn)狀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創(chuàng)新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創(chuàng)新之處 |
| 第一章 中國共產黨引領先進文化建設的理論概述 |
| 一、中國共產黨引領先進文化建設的核心概念及其理論邊界 |
| (一)“文化”概念的界定 |
| (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視域下的“先進文化”概念解讀 |
| 二、中國共產黨引領先進文化建設的一般理論問題 |
| (一)前提: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有著高度文化自覺的政黨 |
| (二)中國共產黨引領先進文化建設的主要方式 |
| (三)中國共產黨引領先進文化建設的基本內容 |
| (四)中國共產黨引領先進文化建設的重要原則 |
| 三、中國共產黨引領先進文化建設的理論淵源 |
| (一)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理論 |
| (二)列寧的文化革命和建設理論 |
| 第二章 中國共產黨引領先進文化建設的實踐展開 |
| 一、中國共產黨引領先進文化建設的基本歷程 |
| (一)近代中國社會文化危機及文化新出路 |
| (二)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新文化道路的形成與確立 |
| (三)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引領先進文化建設的探索與發(fā)展 |
| (四)改革開放新時期引領先進文化建設的新使命新探索 |
| 二、中國共產黨引領先進文化建設的歷史經驗 |
| (一)中國共產黨引領先進文化建設的階段性特征 |
| (二)中國共產黨引領先進文化建設的重要經驗啟示 |
| 第三章 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引領先進文化建設的時代境遇及戰(zhàn)略意義 |
| 一、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引領先進文化建設的時代境遇 |
| (一)全球化境遇及其進程中的文化表征 |
| (二)中國現(xiàn)代化境遇及其進程中的文化訴求 |
| (三)社會信息化境遇及其進程中的文化張力 |
| 二、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引領先進文化建設的戰(zhàn)略意義 |
| (一)推進新時代文化建設的必然選擇 |
| (二)實現(xiàn)新時代社會進步發(fā)展的重要保證 |
| (三)落實新時代黨的建設要求的題中之意 |
| 第四章 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引領先進文化建設的主要成就及問題挑戰(zhàn) |
| 一、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產黨引領先進文化建設的主要成就 |
| (一)中國共產黨對文化工作的領導能力進一步增強 |
| (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事業(yè)邁上新臺階 |
| 二、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引領先進文化建設的問題挑戰(zhàn) |
| (一)主流文化價值認同被弱化和消解的風險依然存在 |
| (二)文化創(chuàng)新轉化動力有待進一步提升 |
| (三)中國文化國際影響力需進一步增強 |
| (四)信息網絡化給引領先進文化建設帶來的沖擊挑戰(zhàn) |
| (五)西方意識形態(tài)和社會思潮等對文化安全依然構成威脅 |
| 第五章 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引領先進文化建設的優(yōu)化路徑 |
| 一、優(yōu)化生成路徑,夯實引領先進文化建設的基石 |
| (一)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轉化與創(chuàng)新 |
| (二)中國革命文化的繼承與弘揚 |
| (三)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堅持與發(fā)展 |
| 二、優(yōu)化傳播路徑,拓展引領先進文化建設的空間 |
| (一)不斷深化新時代網絡領域文化建設 |
| (二)不斷提升中華文化國際傳播力和影響力 |
| 三、優(yōu)化認同與轉化路徑,深化引領先進文化建設的效能 |
| (一)充分發(fā)揮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凝心聚魂作用 |
| (二)積極推進文化事業(yè)服務體系和文化產業(yè)現(xiàn)代化建設 |
| 四、優(yōu)化保障路徑,完善引領先進文化建設的體制機制 |
| (一)優(yōu)化人才保障機制 |
| (二)優(yōu)化安全保障機制 |
| (三)優(yōu)化制度保障機制 |
| 結語 |
| 參考文獻 |
| 攻讀博士學位期間的科研成果 |
| 致謝 |
（3）WTO框架下中美貿易爭端中的法律技術脫節(jié)研究（論文提綱范文）
| 內容摘要 |
| abstract |
| 導論 |
| 第一節(jié) 研究背景 |
| 一、中美貿易爭端解決對中國貿易發(fā)展的重要性 |
| 二、WTO爭端解決機制對中美爭端解決的重要意義 |
| 三、中美法律技術脫節(jié)和中美貿易爭端的關系 |
| 第二節(jié) 研究意義 |
| 一、理論意義 |
| 二、現(xiàn)實意義 |
| 第三節(jié) 文獻綜述 |
| 一、關于法律技術脫節(jié)的研究 |
| 二、關于WTO爭端解決機制的研究 |
| 三、關于中美貿易爭端的研究 |
| 四、關于中國貿易法律技術的研究 |
| 五、關于美國貿易法律技術的研究 |
| 六、關于中美貿易發(fā)展和戰(zhàn)略的研究 |
| 七、關于中國發(fā)展戰(zhàn)略和實力的研究 |
| 八、研究現(xiàn)狀評述及啟示 |
| 第四節(jié) 研究內容 |
| 一、研究范疇 |
| 二、研究重點、難點和創(chuàng)新 |
| 三、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法律技術脫節(jié)的內涵與外延 |
| 第一節(jié) 法律技術的概念發(fā)展及特征 |
| 一、法律技術的概念淵源 |
| 二、法律技術的概念拓展 |
| 三、法律技術的特性 |
| 第二節(jié) 法律技術脫節(jié)的基本內容 |
| 一、法律技術脫節(jié)的內涵 |
| 二、法律技術脫節(jié)的原因和特征 |
| 第三節(jié) 法律技術脫節(jié)的影響 |
| 一、法律技術脫節(jié)在國內領域的影響 |
| 二、法律技術脫節(jié)在國際領域的影響 |
| 第四節(jié) 本章小結 |
| 第二章 WTO框架下中美法律技術脫節(jié)的背景分析 |
| 第一節(jié) WTO的發(fā)展與現(xiàn)狀 |
| 一、WTO制度發(fā)展 |
| 二、WTO規(guī)則體系的困境 |
| 第二節(jié) 中國對美國貿易法律技術脫節(jié)背景 |
| 一、入世后中國貿易發(fā)展概況、特點和前景 |
| 二、中國對美貿易戰(zhàn)略演變 |
| 三、中國貿易法與WTO規(guī)則關系 |
| 第三節(jié) 美國對中國貿易法律技術脫節(jié)背景 |
| 一、2001 年至今美國貿易發(fā)展概況、特點和前景 |
| 二、美國對華貿易戰(zhàn)略演變 |
| 三、美國貿易法與WTO規(guī)則關系 |
| 第四節(jié) 本章小結 |
| 第三章 中美貿易爭端的法律技術脫節(jié)案例表現(xiàn) |
| 第一節(jié) 中國訴美國的WTO爭端案件統(tǒng)計與分析 |
| 一、年度起訴案件變化規(guī)律 |
| 二、美國應訴方式法律性強 |
| 三、從案件結果看 |
| 第二節(jié) 美國訴中國的WTO爭端案件統(tǒng)計與分析 |
| 一、年度起訴案件變化規(guī)律 |
| 二、案件涉及傳統(tǒng)貿易和美國優(yōu)勢領域 |
| 三、中國應訴方式政治性強 |
| 四、從案件結果看 |
| 第三節(jié) 本章小結 |
| 第四章 中美在WTO實體法領域的法律技術脫節(jié) |
| 第一節(jié) 中美貿易爭端涉及的實體法領域概況 |
| 第二節(jié) 中美實體法領域的法律技術脫節(jié)內容和特點 |
| 一、涉案WTO實體法規(guī)下中美法律技術脫節(jié)的內容 |
| 二、涉案WTO實體法規(guī)下中美法律技術脫節(jié)的特點 |
| 第三節(jié) 中美實體性法律技術脫節(jié)的原因 |
| 一、實體性立法領域的原因 |
| 二、實體法適用領域的原因 |
| 第五章 中美在WTO程序法領域的法律技術脫節(jié) |
| 第一節(jié) 中美“雙反”案件中程序性的法律技術脫節(jié) |
| 一、AD和 SCM中的程序性規(guī)定 |
| 二、中美涉反傾銷或反補貼程序案的概況 |
| 三、中美在雙反領域中的程序性法律技術脫節(jié) |
| 第二節(jié) 中美在DSU程序中的法律技術脫節(jié) |
| 一、DSU程序性規(guī)定 |
| 二、中美WTO爭端案件涉DSU程序概況 |
| 三、中美在DSU程序下的法律技術脫節(jié) |
| 第三節(jié) 中美WTO爭端中程序性法律技術脫節(jié)的原因 |
| 一、程序價值理念不一致 |
| 二、程序性立法差異 |
| 三、程序法適用差異 |
| 第六章 WTO體系下中國的貿易法律技術調整方案 |
| 第一節(jié) 貿易法價值合法化 |
| 一、維護WTO多邊貿易體制 |
| 二、堅持自由貿易和公平貿易原則 |
| 三、實體法和程序法并重原則 |
| 第二節(jié) 中國對美貿易立法技術調整方案 |
| 一、平衡內外的立法方針 |
| 二、調整立法機制和機構 |
| 三、確立科學的立法規(guī)范 |
| 第三節(jié) 中國對美貿易法律適用技術調整方案 |
| 一、法律適用部門分工專業(yè)化機制化 |
| 二、積極主動參與國際貿易爭端解決 |
| 三、建立與立法機構的反饋機制 |
| 四、轉變“第三方”思維,實踐中提高對實體法的解釋能力 |
| 結論 |
| 參考文獻 |
| 一、中文參考文獻 |
| (一)中文著作 |
| (二)中文譯著 |
| (三)中文論文 |
| (四)中文學位論文 |
| 二、英文參考文獻 |
| (一)英文著作 |
| (二)英文論文 |
| 三、相關網站數(shù)據(jù)庫 |
| 附件:中美提交WTO爭端案件統(tǒng)計(2001-2019) |
| 致謝 |
（4）加拿大中小學全球公民教育課程研究（論文提綱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緒論 |
| 一、選題緣由 |
| (一)全球性問題的凸現(xiàn)挑戰(zhàn)了傳統(tǒng)的“國家公民”教育 |
| (二)國際組織實施全球公民教育計劃以應對全球化的挑戰(zhàn) |
| (三)全球化知識經濟時代對高階人才的客觀需求 |
| (四)新時代背景下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必要性 |
| (五)加拿大是世界上全球公民教育課程建設最成功的國家之一 |
| 二、選題目的和意義 |
| (一)選題目的 |
| (二)選題意義 |
| 三、研究方案 |
| (一)研究的主要內容 |
| (二)本研究的創(chuàng)新之處與研究方法 |
| 四、相關概念界定 |
| (一)公民 |
| (二)公民教育 |
| (三)全球公民 |
| (四)全球公民教育:跨學科顯學 |
| (五)全球公民教育課程:跨學科課程群 |
| 第一章 文獻綜述 |
| 一、國外研究綜述 |
| (一)國外文獻研究趨勢分析 |
| (二)關于全球公民內涵與分類的研究 |
| (三)關于全球公民教育課程的研究 |
| (四)關于全球公民教育課程的文獻研究述評 |
| 二、國內研究綜述 |
| (一)加拿大公民教育、全球公民教育文獻研究概況 |
| (二)關于全球公民教育課程的文獻研究述評 |
| 第二章 理論基礎 |
| 一、全球化理論 |
| (一)全球化的基本理念 |
| (二)全球化是“全球公民”產生的直接動力 |
| (三)習近平全球化思想的基本內涵 |
| 二、公民資格理論 |
| (一)全球公民資格的演進 |
| (二)全球公民資格認同 |
| (三)全球公民權力 |
| (四)全球公民責任 |
| 三、共同體理論 |
| (一)共同體概念界定和基本內涵 |
| (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基本內涵 |
| 第三章 加拿大中小學全球公民教育的歷史演進 |
| 一、“盎格魯價值觀”主導下的聯(lián)邦國家建設時期(1864年至1945年) |
| (一)從依附性人格到個體主體人格的轉變 |
| (二)英國文化主導的“英國臣民式”教育 |
| 二、“加拿大認同”指導的民族國家意識的覺醒時期(1945年至1970年) |
| (一)整合共同文化,塑造“加拿大認同” |
| (二)雙元文化主義的“權力公民”教育 |
| 三、“多元文化主義”引領下教育變革時期(1970年至20世紀90年代) |
| (一)尊重文化多樣性,倡導國家認同與族群認同共享 |
| (二)加拿大式“好公民”教育 |
| 四、“社會融合”取向的全球化時期(20世紀90年代至今) |
| (一)“一體多元”使加拿大成為全球公民的精神家園 |
| (二)協(xié)調與融合國家認同與全球認同的“全球公民”教育 |
| 第四章 加拿大中小學全球公民教育課程的設置和目標 |
| 一、加拿大中小學跨學科課程中的全球公民教育 |
| (一)小學階段(1-8年級)課程注重基礎性和整合性 |
| (二)中學階段(9-12年級)課程強調選擇性和適用性 |
| 二、加拿大中小學全球公民教育課程目標體系 |
| (一)培養(yǎng)具有全球能力和負責任的全球公民的總目標 |
| (二)構建知識與理解、技術能力、價值觀和態(tài)度三維分類目標體系 |
| 第五章 加拿大中小學全球公民教育課程的內容和實施途徑 |
| 一、加拿大中小學全球公民教育課程內容 |
| (一)全球問題和相互依存:增強全球意識的基礎 |
| (二)全球參與:全球公民的權責實踐 |
| (三)全球能力:整合21世紀技能,增強學生全球競爭力 |
| 二、加拿大中小學全球公民教育課程實施途徑 |
| (一)學校愿景:引導全球公民教育的普遍性重視 |
| (二)學科課程:系統(tǒng)普及全球公民知識的最佳載體 |
| (三)跨學科滲透:支持全球公民教育的全面發(fā)展 |
| (四)活動課程:擴展學生提供參與實踐機會 |
| (五)潛在課程:輔助滲透學生價值感和責任感 |
| (六)社區(qū)實踐:實現(xiàn)全球公民教育融合的重要領域 |
| (七)互聯(lián)網和媒體:作為全球公民教育課程的補充手段 |
| (八)“全校教學法”:加拿大全球公民教育課程的全方位實施 |
| (九)實施全球公民教育的教學原則 |
| 第六章 加拿大中小學全球公民教育課程的評價和實施效果 |
| 一、加拿大中小學全球公民教育課程的評價 |
| (一)總結性評價和形成性評價相結合,重點是形成性評價 |
| (二)多樣化的評價方法和手段 |
| 二、加拿大中小學全球公民教育課程的實施效果 |
| (一)實施取得的成績:促進全球公民意識的形成和能力的提高 |
| (二)實施產生的問題:對全球公民教育認同有限 |
| 第七章 加拿大中小學全球公民教育課程的反思和啟示 |
| 一、加拿大中小學全球公民教育課程的特點 |
| (一)課程目標在于提高義務學齡段(k-12)學生的核心競爭力 |
| (二)課程內容設置注重國家認同與全球意識的整合 |
| (三)促進加拿大“一體多元”社區(qū)協(xié)作參與為途徑 |
| (四)擁有主體間性的課堂教學話語 |
| 二、加拿大中小學全球公民教育課程對建構我國中小學公民教育課程的啟示 |
| (一)研制兼具全球性和民族性的公民教育課程培養(yǎng)目標 |
| (二)強化本國傳統(tǒng)思想課程資源的文化底蘊 |
| (三)凸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課程論域 |
| (四)重視家、校、社區(qū)聯(lián)動作用的課程內化路徑 |
| (五)增設全球公民教育相關校本課程 |
| (六)統(tǒng)籌推進新時代高素質兼具勝任力的教師隊伍建設 |
| 結論 |
| 參考文獻 |
| 攻讀博士學位期間發(fā)表學術論文情況 |
| 致謝 |
（5）空間理論視閾下當代中國城市治理研究（論文提綱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緒論 |
| 一、研究緣起 |
| (一)問題的提出 |
| (二)研究的意義 |
| 二、文獻綜述 |
| (一)國外學者的相關研究 |
| (二)國內學者的相關研究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研究方法 |
| (一)歷史分析方法 |
| (二)比較研究方法 |
| (三)文獻分析方法 |
| 五、研究的可能創(chuàng)新與不足 |
| (一)可能的創(chuàng)新 |
| (二)研究的不足 |
| 第一章 核心概念、理論基礎與分析框架 |
| 一、核心概念 |
| (一)空間與空間生產 |
| (二)治理與城市治理 |
| (三)中國城市空間治理 |
| 二、理論基礎 |
| (一)國家空間理論 |
| (二)城市治理理論 |
| 三、分析框架 |
| (一)城市權力結構維度的三對關系 |
| (二)城市空間生產維度的五重屬性 |
| 第二章 空間理論視閾下當代中國城市治理過程與模式的歷史演進 |
| 第一節(jié) 1949-1978:鞏固新生政權導向下城市空間治理 |
| 一、城市中的“單位中國”:城市內部的空間治理過程與模式 |
| 二、城市區(qū)域中的“中央國家”:城市之間的空間治理過程與模式 |
| 第二節(jié) 1978-2002:促進經濟增長導向下城市空間治理 |
| 一、經營中的城市中國:城市內部的空間治理過程與模式 |
| 二、競爭中的城市中國:城市之間的空間治理過程與模式 |
| 第三節(jié) 2002-2012:維護社會秩序穩(wěn)定導向下城市空間治理 |
| 一、城市中的“社會回歸”:城市內部的空間治理過程與模式 |
| 二、城市區(qū)域中的“平衡策略”:城市之間的空間治理過程與模式 |
| 第四節(jié) 2012-2018:推進國家治理現(xiàn)代化導向下城市空間治理 |
| 一、全面深度改革中的城市中國:城市內部的空間治理過程與模式 |
| 二、區(qū)域協(xié)調發(fā)展中的城市中國:城市之間的空間治理過程與模式 |
| 第三章 空間理論視閾下當代中國城市治理的政治意義與問題對象 |
| 第一節(jié) 國家建設的空間維度:空間理論視閾下當代中國城市治理的政治意義 |
| 一、國家建設的空間維度 |
| 二、中國國家建設與城市空間治理的邏輯關系 |
| 三、中國城市空間治理轉型的特點 |
| 第二節(jié) 城市問題的空間向度:空間理論視閾下當代中國城市治理的問題對象 |
| 一、城市問題的空間向度 |
| 二、中國城市空間問題的表現(xiàn)形式 |
| 三、中國城市空間問題的特點 |
| 第四章 空間理論視閾下當代中國城市治理的內在邏輯與現(xiàn)實挑戰(zhàn) |
| 第一節(jié) 內在邏輯:中國城市空間治理體制的特殊性與優(yōu)越性 |
| 一、領導核心:城市空間治理中的“中國共產黨” |
| 二、集權與分權:城市空間治理中的中央與地方關系 |
| 三、有為與有效:城市空間治理中的政府與市場關系 |
| 四、主導與自主:城市空間治理中的政府與社會關系 |
| 第二節(jié) 現(xiàn)實挑戰(zhàn):城市空間生產邏輯的沖突與失衡 |
| 一、基于政治建構的權力邏輯:作為控制與秩序的空間 |
| 二、基于資本增值的市場邏輯:作為生產與消費對象的空間 |
| 三、基于生活需要的社會邏輯:作為使用價值的日常生活空間 |
| 第五章 空間理論視閾下當代中國城市治理的實踐路徑 |
| 第一節(jié) 優(yōu)化城市空間治理結構 |
| 一、全面加強黨對城市空間治理工作的領導 |
| 二、優(yōu)化城市空間治理過程中中央與地方政府的關系 |
| 三、優(yōu)化城市空間治理過程中政府與市場的關系 |
| 四、優(yōu)化城市空間治理過程中政府與社會的關系 |
| 第二節(jié) 完善城市空間屬性的生產 |
| 一、城市經濟空間的生產堅持科學和創(chuàng)新 |
| 二、城市政治空間的生產注重包容與協(xié)商 |
| 三、城市社會空間的生產秉承公平與共享 |
| 四、城市文化空間的生產突出特色與傳承 |
| 五、城市生態(tài)空間的生產強調綠色與低碳 |
| 結語 |
| 附錄一 |
| 附錄二 |
| 附錄三 |
| 參考文獻 |
| 攻讀博士期間的科研成果 |
| 后記 |
（6）國際法價值體系的重塑 ——以風險社會理論為視角（論文提綱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導論 |
| 一、選題背景與研究意義 |
| 二、國內外研究現(xiàn)狀述評 |
| 三、研究思路與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國際法價值體系的危機 |
| 第一節(jié) 全球化時代國際法價值體系危機的具體表現(xiàn) |
| 一、國際法價值體系的結構失衡 |
| 二、國際法價值體系的要素缺失 |
| 第二節(jié) 國際法價值體系危機的根本原因 |
| 一、自由主義的困境與自由霸權秩序的衰落 |
| 二、國際社會的現(xiàn)代性轉向與國際法的滯后性 |
| 第二章 國際法價值體系的理論根基與邏輯結構 |
| 第一節(jié) 國際法價值體系的理論根基 |
| 一、國際法價值的基本內涵 |
| 二、國際法價值的主要外延 |
| 三、國際法價值的根本特征 |
| 第二節(jié) 國際法價值體系的邏輯結構 |
| 一、國際法價值體系的基本構造 |
| 二、國際法價值體系的歷史演變 |
| 第三章 國際法價值體系的新視角:風險社會理論 |
| 第一節(jié) 風險與風險社會 |
| 一、風險的概念辨析 |
| 二、風險社會的理論內涵 |
| 第二節(jié) 全球風險社會與變動中的國際法社會基礎 |
| 一、風險的全球化與全球風險社會的形塑 |
| 二、變動中的國際法社會基礎:面向全球風險的國際社會 |
| 第四章 國際法價值體系的邏輯重塑:全球風險社會的價值回應 |
| 第一節(jié) 全球風險社會治理與國際法的價值體系 |
| 一、全球治理與全球風險社會治理 |
| 二、國際法的價值體系:全球風險社會治理的理念之維 |
| 第二節(jié) 國際法價值體系的“三元悖論”:自由、平等與安全的價值博弈 |
| 一、自由主導下國際法的價值失衡:以兩種自由概念為框架 |
| 二、平等主導下國際法的價值矯正:以國家主權原則為中心 |
| 三、國際法價值體系的“三元悖論”及其化解:安全價值主導下的均衡與變革 |
| 第三節(jié) 全球風險社會中國際法價值體系的新發(fā)展:秩序、平等與人權的價值重構 |
| 一、從安全保障到風險預防:秩序價值的內涵演變 |
| 二、從形式平等到實質平等:平等價值的實質轉向 |
| 三、從霸權政治到協(xié)商民主:人權價值的程序限制 |
| 第五章 國際法價值體系重塑的實踐路徑:全球風險的共同應對 |
| 第一節(jié) 霸權政治價值觀輸出的遏制:價值重塑的主體條件 |
| 一、國家主權的權力屬性與霸權政治價值觀輸出的運作邏輯 |
| 二、大國政治的行為規(guī)范原則與霸權政治價值觀輸出的遏制 |
| 第二節(jié) 國家間交往理性觀念的形塑:價值重塑的主觀條件 |
| 一、國際社會公共性的重新塑造:從實踐理性到交往理性 |
| 二、國家間交往模式的觀念重構:從主體性到主體間性 |
| 第三節(jié) 國際法實踐中能動主義與克制主義的衡平:價值重塑的客觀條件 |
| 一、國際法實踐中的價值實現(xiàn):以國際司法為中心 |
| 二、國際司法中能動主義的價值功能錯位 |
| 三、國際司法中能動主義與克制主義的調和 |
| 第六章 國際法價值體系重塑的中國方案 |
| 第一節(jié) 中國的和平崛起與國際法價值體系的中國底蘊 |
| 一、中國的和平崛起與世界權力的轉移 |
| 二、和諧價值觀:國際法價值體系的中國底蘊 |
| 第二節(jié)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中國國際法價值觀的基本定位 |
| 一、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與國際法價值的中國立場 |
| 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相互性:國際法價值的中國解讀 |
| 第三節(jié) 人類命運共同體:國際法價值體系重塑的中國理念 |
| 一、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國際法價值詮釋 |
| 二、“新安全觀”與國際法價值體系重塑的內在邏輯 |
| 第四節(jié) “一帶一路”倡議:國際法價值體系重塑的中國實踐 |
| 一、“一帶一路”倡議的基本理念:從經濟融合到政治互信 |
| 二、“一帶一路”倡議下的國際合作:國際法價值體系重塑的實踐基礎 |
| 結論 |
| 參考文獻 |
| 在讀期間科研成果 |
| 致謝 |
（7）從民族性到全球化：英國“現(xiàn)代英語”教育的變遷研究（論文提綱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緒論 |
| 第一節(jié) 研究緣起 |
| 第二節(jié) 研究目的和研究意義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義 |
| 第三節(jié) 文獻綜述 |
| 一、英語史和英國英語教育研究 |
| 二、影響英國語言教育的要素研究 |
| 三、語言規(guī)劃、語言政策及語言教育政策研究 |
| 四、國內外研究評析 |
| 第四節(jié) 概念界定 |
| 一、古英語、中世紀英語與現(xiàn)代英語 |
| 二、語言與語言教育 |
| 第五節(jié) 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第六節(jié) 研究的理論視角 |
| 一、話語理論 |
| 二、英國語言教育話語分析 |
| 第二章 英國“現(xiàn)代英語”教育地位的確立 |
| 第一節(jié) 民族國家的建立 |
| 一、從族群到民族王國 |
| 二、從民族王國到民族國家 |
| 第二節(jié) 民族文學的發(fā)展 |
| 一、民族文學的發(fā)端 |
| 二、民族文學的奠基 |
| 第三節(jié) 民族語言的形成 |
| 一、盎格魯-撒克遜時期的古英語 |
| 二、中世紀英語 |
| 三、現(xiàn)代英語 |
| 第四節(jié) “現(xiàn)代英語”教育的興起 |
| 一、文藝復興的影響 |
| 二、宗教改革的驅動 |
| 三、語言學家的貢獻 |
| 本章小結 |
| 第三章 英國“現(xiàn)代英語”教育的民族特性 |
| 第一節(jié) 作為英格蘭民族語言的英語教育 |
| 一、英格蘭的英語教育政策 |
| 二、英格蘭的英語教育 |
| 第二節(jié) 作為威爾士和蘇格蘭通用語的英語教育 |
| 一、威爾士的英語教育 |
| 二、蘇格蘭的英語教育 |
| 第三節(jié) 作為英國移民第二語言的英語教育 |
| 一、英國移民的主要來源 |
| 二、英國移民的語言規(guī)劃 |
| 三、英國移民的語言教育政策 |
| 第四節(jié) “現(xiàn)代英語”教育民族特性的體現(xiàn) |
| 一、英格蘭基于英語教育的民族文化傳承 |
| 二、威爾士和蘇格蘭基于英語教育的民族同化 |
| 三、英國移民基于英語教育的民族身份重構 |
| 本章小結 |
| 第四章 英國“現(xiàn)代英語”教育的文化殖民 |
| 第一節(jié) 英語教育對殖民地本族語教育的沖擊 |
| 一、英語教育對愛爾蘭殖民地語言教育的沖擊 |
| 二、英語教育對北美及澳新殖民地語言教育的沖擊 |
| 三、英語教育對印度殖民地語言教育的沖擊 |
| 第二節(jié) 英語教育對殖民地社會生活的影響 |
| 一、英語教育對愛爾蘭殖民地社會生活的影響 |
| 二、英語教育對北美及澳新殖民地社會生活的影響 |
| 三、英語教育對印度殖民地社會生活的影響 |
| 第三節(jié) 英語教育對殖民地意識形態(tài)的滲透 |
| 一、英語教育對愛爾蘭殖民地意識形態(tài)的滲透 |
| 二、英語教育對北美及澳新殖民地意識形態(tài)的滲透 |
| 三、英語教育對印度殖民地意識形態(tài)的滲透 |
| 本章小結 |
| 第五章 英國“現(xiàn)代英語”教育的全球化視野 |
| 第一節(jié) 英語教育全球化視野的社會語境 |
| 一、基于話語理論的英語教育要素分析 |
| 二、影響英語教育全球化發(fā)展的話語主體 |
| 三、英國英語教育全球化發(fā)展的話語秩序 |
| 第二節(jié) 英語教育全球化視野的政策調整 |
| 一、民族同化的語言教育政策 |
| 二、文化融合的語言寬容政策 |
| 三、多元文化語境下的多語政策 |
| 第三節(jié) 英語教育全球化視野的文化轉向 |
| 一、文化概念與英國文化的特質 |
| 二、英國英語教育全球化的文化使命 |
| 三、英國英語教育全球化的文化特征 |
| 本章小結 |
| 第六章 英國“現(xiàn)代英語”教育的價值與局限 |
| 第一節(jié) 作為語言文化教育的重與輕 |
| 一、語言政策和語言規(guī)劃的社會文化特性 |
| 二、“現(xiàn)代英語”教育的社會文化特征與功能 |
| 三、“現(xiàn)代英語”教育作為語言文化教育的反思 |
| 第二節(jié) 作為民族身份教育的得與失 |
| 一、語言文化與身份建構的關系 |
| 二、英國本土“現(xiàn)代英語”教育與民族身份建構 |
| 三、英國殖民地“現(xiàn)代英語”教育與民族身份重構 |
| 四、“現(xiàn)代英語”教育作為民族身份教育的反思 |
| 第三節(jié) 作為國家發(fā)展戰(zhàn)略的成與敗 |
| 一、語言教育作為一種國家發(fā)展戰(zhàn)略 |
| 二、“現(xiàn)代英語”教育作為英國的發(fā)展戰(zhàn)略 |
| 三、“現(xiàn)代英語”教育作為國家發(fā)展戰(zhàn)略的反思 |
| 本章小結 |
| 結語 |
| 參考文獻 |
| 附錄 :攻讀學位期間的研究成果 |
| 后記 |
（8）醫(yī)藥知識產權保護與健康權保障之平衡研究（論文提綱范文）
| 內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論 |
| 一、問題提出與研究意義 |
| 二、研究綜述 |
| 三、研究重點 |
| 四、研究思路與方法 |
| 第一章 醫(yī)藥知識產權保護與健康權保障之關系辨析 |
| 第一節(jié) 知識產權與人權之關系解析 |
| 一、知識產權屬性與人權范疇 |
| 二、知識產權與人權的聯(lián)系和沖突 |
| 第二節(jié) 醫(yī)藥知識產權保護與健康權保障之關系解構 |
| 一、醫(yī)藥知識產權保護與健康權保障緣由探析 |
| 二、醫(yī)藥知識產權保護與健康權保障的辯證關系 |
| 第二章 醫(yī)藥知識產權保護與健康權保障的相互促進 |
| 第一節(jié) 醫(yī)藥知識產權保護的多重效應 |
| 一、加大醫(yī)藥技術創(chuàng)新的力度 |
| 二、促進公民健康發(fā)展的方式 |
| 三、實現(xiàn)社會經濟效益的動力 |
| 第二節(jié) 健康權保障的良性促進 |
| 一、推進醫(yī)藥知識產權保護戰(zhàn)略化布局 |
| 二、增強醫(yī)藥知識產權保護全球化程度 |
| 三、保持醫(yī)藥知識產權保護競爭力優(yōu)勢 |
| 第三章 醫(yī)藥知識產權保護對健康權保障的負面影響 |
| 第一節(jié) 醫(yī)藥知識產權保護對健康權保障負面影響的類型 |
| 一、對不同群體健康權保障的負面影響 |
| 二、對特殊病患健康權保障的負面影響 |
| 三、醫(yī)藥知識產權壟斷的損害 |
| 四、醫(yī)藥專利權過度保護的危害 |
| 第二節(jié) 醫(yī)藥知識產權保護造成健康權保障負面影響的追本溯源 |
| 一、公共利益與私人利益的位階之爭 |
| 二、公平與效率的價值之爭 |
| 三、全球化與地方化的影響之爭 |
| 第四章 平衡醫(yī)藥知識產權保護與健康權保障的域外經驗 |
| 第一節(jié) 平衡醫(yī)藥知識產權保護與健康權保障的國家行為 |
| 一、法規(guī)制定——兩者平衡的基礎 |
| 二、強制許可——權利濫用的限制 |
| 三、平行進口——價格平抑的方式 |
| 四、跨國合作——整合資源的舉措 |
| 第二節(jié) 平衡醫(yī)藥知識產權保護與健康權保障的域外案例 |
| 一、印度仿制藥 |
| 二、巴西的醫(yī)藥專利審查與藥品定價 |
| 三、古巴的制藥與研發(fā) |
| 四、不同體制國家平衡醫(yī)藥知識產權保護與健康權保障的經驗 |
| 第五章 平衡醫(yī)藥知識產權保護與健康權保障的法理思考 |
| 第一節(jié) 基于公平正義的權利平衡 |
| 一、醫(yī)藥知識產權保護與健康權沖突中的公平正義 |
| 二、醫(yī)藥知識產權權利適度限制 |
| 第二節(jié) 生命與效益的優(yōu)先抉擇 |
| 一、生命與效益的理念 |
| 二、健康權保障的優(yōu)先實現(xiàn) |
| 第三節(jié) 基于利益與發(fā)展協(xié)調的權利調和 |
| 一、利益與發(fā)展的理念 |
| 二、醫(yī)藥知識產權保護與健康權保障的調和 |
| 第六章 平衡醫(yī)藥知識產權保護與健康權保障的法治路徑 |
| 第一節(jié) 法律框架體系的完善 |
| 一、平衡醫(yī)藥知識產權保護與健康權保障入憲 |
| 二、優(yōu)化醫(yī)藥知識產權保護法規(guī) |
| 三、完善健康權保障立法 |
| 第二節(jié) 平衡醫(yī)藥知識產權保護與健康權保障的國家義務 |
| 一、國家義務的構成 |
| 二、國家義務的履行 |
| 第三節(jié) 平衡醫(yī)藥知識產權保護與健康權保障的國際法問題 |
| 一、法律全球化及作用 |
| 二、國際醫(yī)藥知識產權法律的作用 |
| 三、對救命藥暴利的法律規(guī)制 |
| 結論 |
| 參考文獻 |
| 攻讀學位期間的研究成果 |
（9）《中國季刊》視域下的中國改革與發(fā)展（1978—2018）（論文提綱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選題緣起與選題意義 |
| (一)選題緣起 |
| (二)選題意義 |
| 二、學術史回顧與選題界定 |
| (一)學術史回顧 |
| (二)選題界定 |
| 三、研究方法與研究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四、研究難點與創(chuàng)新點 |
| (一)研究的難點 |
| (二)研究的創(chuàng)新點 |
| 第一章 《中國季刊》概論 |
| 第一節(jié) 《中國季刊》的創(chuàng)辦及運營 |
| 第二節(jié) 《中國季刊》(1978——2018)的歷任主編及其指導下的特刊 |
| 第三節(jié) 《中國季刊》(1978——2018)的作者隊伍 |
| 第四節(jié) 《中國季刊》(1978——2018)的研究概況及主題梳理 |
| 第二章 《中國季刊》視域下中國政治領域的改革與發(fā)展 |
| 第一節(jié) 改革中的中國共產黨 |
| 一、中國共產黨執(zhí)政面臨的挑戰(zhàn) |
| 二、中國共產黨意識形態(tài)的流變 |
| 三、中國共產黨的黨政干部隊伍建設 |
| 第二節(jié) 轉型時期中國民主政治的發(fā)展 |
| 一、從“橡皮圖章”到“鋼鐵圖章”: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發(fā)展 |
| 二、從指定到民選:基層民主制度的發(fā)展 |
| 三、從人治到法治:民主法治建設的發(fā)展 |
| 第三節(jié) 中國共產黨的未來走向與中國政治發(fā)展的前景預判 |
| 一、“消極悲觀論” |
| 二、“民主轉型論” |
| 三、“柔韌有余論” |
| 第三章 《中國季刊》視域下中國經濟領域的改革與發(fā)展 |
| 第一節(jié) 中國農村經濟的改革與發(fā)展 |
| 一、農村經濟改革的成就及原因探析 |
| 二、農村經濟發(fā)展面臨的問題及對策 |
| 三、農業(yè)改革與農村巨變 |
| 第二節(jié) 中國參與經濟全球化 |
| 一、對外貿易的發(fā)展 |
| 二、利用外資和對外投資的情況 |
| 三、對中國“入世”的觀察和評價 |
| 第三節(jié) 對中國經濟改革與發(fā)展的總體性評價 |
| 一、經濟改革的成就及原因探究 |
| 二、經濟發(fā)展中面臨的問題和挑戰(zhàn) |
| 三、經濟發(fā)展的前景分析及評價 |
| 第四章 《中國季刊》視域下中國社會領域的改革與發(fā)展 |
| 第一節(jié) 國家與社會關系的變遷 |
| 一、不斷發(fā)展壯大的社會力量 |
| 二、宏觀結構論爭下的國家與社會關系 |
| 三、微觀多元化視角下的國家與社會關系 |
| 第二節(jié) 轉型時期的社會抗爭 |
| 一、轉型時期中國的社會矛盾和問題 |
| 二、社會抗爭的動力源泉和政治機遇 |
| 三、社會抗爭的行動主體和動員策略 |
| 四、社會抗爭的影響以及國家的應對之策 |
| 第三節(jié) 民生問題與社會治理 |
| 一、環(huán)境污染與治理 |
| 二、社會保障制度的轉型與變革 |
| 三、收入和財富分配不平等的問題 |
| 結語 |
| 一、《中國季刊》關于中國改革與發(fā)展四十年的研究變遷 |
| (一)《中國季刊》不同時期關注重點的變化 |
| (二)《中國季刊》中“中國形象”的變遷 |
| 二、《中國季刊》的研究特點及啟示 |
| (一)《中國季刊》的研究特點 |
| (二)《中國季刊》的研究啟示 |
| 參考文獻 |
| 后記 |
| 博士期間學術成果 |
（10）中國共產黨國家認同建構的文化路徑研究（論文提綱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緒論 |
| 1.1 研究背景及意義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義 |
| 1.2 相關概念界定 |
| 1.2.1 民族與中華民族 |
| 1.2.2 民族文化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 |
| 1.2.3 “馬克思主義”文化 |
| 1.2.4 中國共產黨文化觀 |
| 1.3 國內外研究現(xiàn)狀及述評 |
| 1.3.1 國外研究現(xiàn)狀 |
| 1.3.2 國內研究現(xiàn)狀 |
| 1.3.3 研究述評 |
| 1.4 研究思路與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重點與難點 |
| 1.5.1 研究重點 |
| 1.5.2 擬突破難點 |
| 1.6 可能的創(chuàng)新點 |
| 1.6.1 研究視角的創(chuàng)新 |
| 1.6.2 研究內容的創(chuàng)新 |
| 1.6.3 邏輯架構的創(chuàng)新 |
| 第二章 中國共產黨國家認同建構的理論淵源 |
| 2.1 馬克思主義視域下的國家認同 |
| 2.1.1 “認同”的概念 |
| 2.1.2 “國家認同”的內涵 |
| 2.1.3 “國家認同”的特征 |
| 2.2 馬克思主義文化觀的理論體系 |
| 2.2.1 馬克思主義文化觀的形成 |
| 2.2.2 馬克思主義文化觀的內涵 |
| 2.2.3 馬克思主義文化觀的特征 |
| 2.3 馬克思主義視域下國家認同建構的文化邏輯 |
| 2.3.1 國家認同的文化邏輯 |
| 2.3.2 國家認同建構的文化邏輯 |
| 2.3.3 文化在國家認同建構中的功能 |
| 第三章 當代中國國家認同建構面臨的挑戰(zhàn) |
| 3.1 身份與國家認同危機 |
| 3.1.1 社會與身份 |
| 3.1.2 身份與認同 |
| 3.1.3 現(xiàn)代社會的國家認同危機 |
| 3.2 當代中國國家認同建構面臨的問題 |
| 3.2.1 “民族—國家”與“國家—民族”的選擇問題 |
| 3.2.2 多元身份導致的國家認同問題 |
| 3.2.3 國家認同問題的發(fā)展趨勢 |
| 3.3 當代中國國家認同問題產生的文化根源 |
| 3.3.1 文化自身的發(fā)展問題 |
| 3.3.2 非主流文化對國家主流文化的挑戰(zhàn) |
| 3.3.3 全球化語境中多元文化的沖擊 |
| 第四章 中國共產黨國家認同建構的文化根基 |
| 4.1 中國共產黨文化觀的發(fā)展歷程 |
| 4.1.1 文化自省——形成過程中的自我剖析(1921—1978) |
| 4.1.2 文化自覺——發(fā)展過程中的自我反省(1978—1992) |
| 4.1.3 文化自強——確立過程中的自我體認(1992—2012) |
| 4.1.4 文化自信——成熟過程中的自我提升(2012—至今) |
| 4.2 中國共產黨文化觀的本質內涵 |
| 4.2.1 民族文化的多元發(fā)展 |
| 4.2.2 中國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內在統(tǒng)一 |
| 4.2.3 “馬克思主義”文化的全局引領 |
| 4.3 中國共產黨文化觀的基本特征 |
| 4.3.1 獨立性與整體性 |
| 4.3.2 民族性與開放性 |
| 4.3.3 繼承性與創(chuàng)新性 |
| 第五章 中國共產黨國家認同建構的文化進路 |
| 5.1 民族文化:民族認同建構的內核 |
| 5.1.1 民族身份確認 |
| 5.1.2 民族文化與民族認同建構 |
| 5.1.3 民族認同建構的文化實踐 |
| 5.2 中國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中華民族認同建構的精髓 |
| 5.2.1 中華民族身份確認 |
| 5.2.2 中國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與中華民族認同建構 |
| 5.2.3 中華民族認同建構的文化實踐 |
| 5.3 “馬克思主義”文化:國家認同建構的底蘊 |
| 5.3.1 公民身份確認 |
| 5.3.2 “馬克思主義”文化與國家認同建構 |
| 5.3.3 國家認同建構的文化實踐 |
| 第六章 中國共產黨國家認同建構的文化理路 |
| 6.1 中國共產黨國家認同建構進路的實質 |
| 6.1.1 以“國家民族”建構為基礎 |
| 6.1.2 以“多元一體”的文化整合為途徑 |
| 6.1.3 以民族認同、中華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的一體化為目標 |
| 6.2 中國共產黨國家認同建構進路的特征 |
| 6.2.1 主體性:“現(xiàn)實的人”為基礎 |
| 6.2.2 效用性:文化功能的充分發(fā)揮 |
| 6.2.3 共生性:三種認同和諧共生 |
| 6.3 中國共產黨國家認同建構的文化理路 |
| 6.3.1 民族認同是基礎和前提 |
| 6.3.2 中華民族認同是民族認同的深化 |
| 6.3.3 國家認同是中華民族認同的升華 |
| 第七章 中國共產黨國家認同建構的現(xiàn)實性與文化對策 |
| 7.1 中國共產黨國家認同建構的現(xiàn)實性 |
| 7.1.1 中國共產黨國家認同建構的長期性 |
| 7.1.2 中國共產黨國家認同建構的艱巨性 |
| 7.2 中國共產黨國家認同建構的文化對策 |
| 7.2.1 維護民族文化合理“認異” |
| 7.2.2 促進中國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認同” |
| 7.2.3 加強國家主流意識形態(tài)文化“認同” |
| 7.2.4 提升文化自信,構建文化強國 |
| 結語 |
| 參考文獻 |
| 攻讀博士學位期間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謝 |
四、法律全球化研究的文化視角（論文參考文獻）
- [1]基于文化視角的中西文化遺產管理比較研究[D]. 高潔. 山東大學, 2021(11)
- [2]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引領先進文化建設研究[D]. 吳小煒. 廣西師范大學, 2021(09)
- [3]WTO框架下中美貿易爭端中的法律技術脫節(jié)研究[D]. 孫舒. 外交學院, 2020(08)
- [4]加拿大中小學全球公民教育課程研究[D]. 張超. 哈爾濱師范大學, 2020(12)
- [5]空間理論視閾下當代中國城市治理研究[D]. 王海榮. 吉林大學, 2019(02)
- [6]國際法價值體系的重塑 ——以風險社會理論為視角[D]. 鄭實.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 2019(02)
- [7]從民族性到全球化：英國“現(xiàn)代英語”教育的變遷研究[D]. 稂建中. 湖南師范大學, 2019(04)
- [8]醫(yī)藥知識產權保護與健康權保障之平衡研究[D]. 楊睿宇. 西南政法大學, 2019(02)
- [9]《中國季刊》視域下的中國改革與發(fā)展（1978—2018）[D]. 付正. 中共中央黨校, 2019(02)
- [10]中國共產黨國家認同建構的文化路徑研究[D]. 王曦. 西北大學, 2019(07)